乔石：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2)

　　给我布置第一份功课

　　一个星期之后，接到中联部干部局的通知，我被任命为研究室时事政策处处长。这个处有七八个人，从事形势与政策研究，负责为部起草报送中央的形势分析报告和对外政策建议，还要为部领导起草重要讲话。

　　上班第一天，郁文就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老乔要我把中苏论战的几份材料给你看看。老乔和其他几位部领导认为，对十年‘文革’中央已作出决议，而对此前的中苏论战尚未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清理。中联部是当时中苏论战的主要参与单位之一，我们有责任整理一下，搞得好也想上报中央。现在已经搞了一年多，形成了几份部内讨论稿，你可以看看，也可提出意见和看法。”

　　这是回中联部后的“第一份功课”，我必须认真做好。我用了三天时间，查阅了有关资料，书面提出了几条意见。最主要的一条是，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温床”。最近两年，我写了两篇关于中苏十年论战的文章(注：其中之一《中苏大论战中的中联部》，发表于本刊2013年第8期)，也是源于乔石布置的这“第一份功课”。

　　1983年7月，中央任命钱李仁为中联部部长。乔石不再兼任中联部部长，但他在中央书记处里仍然分管政党外交工作。

　　乔石离任后，有一段时间仍然住在中联部大院里。他保持着晚饭后同郁文一起散步的习惯，只是因已是中央首长，后边总尾随一名警卫。

　　一天傍晚，我从部外回来，迎面碰上他俩在散步。乔石招呼我，我忙迎上前去。警卫跑上来，问我是干什么的。乔石说：“我们聊聊天，请你退后。”郁文说：“我们散步也要跟着，提过几次意见，要求取消，也没有用。”乔石说：“无非叫我脱离群众，可能人家会说我官做大了，架子也大。”

　　乔石问了我在研究室的情况后，要我谈谈对“国际主义”和“超越意识形态”问题的看法。我简要说明后，他说：“苏联长期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名义来控制别国党，干涉别国内政，名声很不好。我们也为此吃过大亏，要研究一下，慢慢淡化和不提‘国际主义’为好。”他又说，对意识形态，应该“超越”而不“回避”，可以“求同存异”。

　　有人告状说我是乔石侄子

　　1984年底，胡耀邦向中联部提出，要在党中央机关带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中联部决定，由研究室领导任新闻发言人。

　　之前，郁文已接替李骥担任研究室主任，我任副主任。一天，副部长朱良到办公室找我谈话。他说：“部领导本来请郁文任新闻发言人，但郁文提出，她由于身份不方便，推荐你为发言人，部领导已同意。”

　　为此，中联部成立了新闻局，任命我为新闻发言人。这等于把我一下子从冷板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我感到很困难。在讨论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部务会议上，部长钱李仁要求我，胆子要大一点，可以有小错误，不要说“无可奉告”。

　　当新闻发言人确实有“风头”，报上经常有名，电视有时“出镜”，但也有风险。外国记者往往根据他自己的理解刊登你的发言，容易引人误解，遭人批评，甚至被人“打小报告”。

　　我求教于郁文，她听后笑着说：“我正好也要找你。有人向中央告状，说你是乔石的侄子，所以当上了发言人。真是无稽之谈。我已向中央作了说明。老乔对我说，情况说明了就行了，清者自清。”

　　“让外国人能听得进去”

　　1986年12月，郁文调动工作，我接任研究室主任。她的新工作，是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总干事。

　　“文革”之前，中联部受中央委托，负责指导“工(会)、青(年团)、妇(联)、和”的外事工作。“和”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简称“和大”，主席为郭沫若，地址在北京台基厂1号。

　　“文革”时，“工青妇和”的外事活动基本停止。“文革”之后，“工青妇”对外活动逐渐恢复，但“和大”活动迟迟未启动。台基厂1号也归了外交部主管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对外友协)。

　　中联部同对外友协也有密切的工作关系。由于以前党际关系只局限于共产党之间，同亚非拉各国以及日本、欧洲社会党左翼的来往主要由对外友协出面进行。

　　从70年末、80年代初开始，中共逐步建立了同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但这需要一个相互了解的“过渡”。于是中联部提出对外友协归其主管，得到中央批准，但由于时任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不同意而没有落实。

　　李一氓想到“另起炉灶”。他与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乔石和朱良等商议，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经中央批准，于1981年9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成立这个协会，还能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创造一个平台，便于他们和中共一起参加同外国政党的交流，以更好地体现多党合作。

　　作为创办者之一，乔石一直十分关心交流协会的工作。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多次会见交流协会的重要外宾。在一次会见后，他对我说(我1993年底调任交流协会任总干事)，交流协会要多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方面专家同外宾座谈。他们有切身体会，谈经济问题、宗教问题、台湾问题都谈得很好，让外国人能听得进去。

　　不要再搞论战

　　从80年代末开始，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对此，中联部积极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中央政治局也要中联部提出分析报告。

　　90年代初的一天，晚上8点多钟，郁文给我打电话说：“老乔请你来一趟。”

　　乔石要我就苏东剧变及我们应采取的立场这个问题谈一谈。我介绍了我所知的一些主要观点，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老干部来信说，对苏共解散十分气愤，要求我们党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批判社会党，坚决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

　　乔石说：“苏联剧变有很复杂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但内因是主要的。有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的因素，但我看主要是苏联内部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内部批判戈尔巴乔夫，但不要公开点名。我在一次会议上建议不要点名批判，否则就是再搞公开论战了，论战会引起很多麻烦，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主要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要继续下去。对外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国家关系还是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最后，他说，今天只是交换看法，不要外传。

　　1993年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外宾。会见前我陪中联部领导做例行汇报，江泽民告诉我们：“你们的材料，我和政治局的同志都看了，很好。再也不能搞论战，搞政治运动了，否则就要亡党亡国。”

　　我的良师益友郁文去了

　　1999年春，在乔石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一年之后，我到他家拜访了他。

　　乔石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只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闲来写写字，听听音乐，散散步，同家人多接触。但我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脑子里不断地思考一些问题。”

　　他告诉我，自己想研究党史。我问，是否想写一本党史。他说：“这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过去毛主席想自己写本党史，后来又请董老写党史，都没有做成。”

　　他还告诉我：“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但他们对革命往往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总想很快把革命搞成，却往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还是要准确地研究世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过去中联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接着，他又回忆起在中联部时的情况。他说：“那时在中联部，工作虽很辛苦，生活也清苦，但很单纯，同志间关系也很单纯。你记得吗？那时住在中联部大院内，每天天蒙蒙亮，大家走出大门在河边跑步，总有百来人。我和老吴(指吴学谦)也每天相约加入这个队伍。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2011年9月，我应郁文之邀，参加了乔石文集编辑组。2012年6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出版发行。此后，编辑组又开始筹备乔石的第二本著作，内容是关于“改革和发展”的。

　　2013年1月上旬的一天，郁文和我们编辑组成员一起吃饭。那天她很高兴，谈笑风生。

　　没想到，十几天之后，我突然接到编辑组组长陈群的电话，说郁文已病危住进医院。更没想到，又过了几天，就接到噩耗。1月28日，她在医院去世，享年87岁。

　　很长时间，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视她为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良师益友。更让我感佩的是，相识近半个世纪，不管地位如何变化，她待人始终如一。★

　　(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