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白鹿原》：一幅20世纪中国北方农村的风俗画

　　一段不吐不快的阅读“快感”

　　这是一位年逾知天命的热心读者阅读悦读苦读精读《白鹿原》过程中的实相和发自内心不吐不快的感悟。

　　散文随笔，讲求直奔主题，而我这里偏要写上一段厚厚的“皮”。

　　文章标题讲究短小精悍，而我却选用如此之长的题目。还曾设想过用一个富有视觉冲击力的题目，叫“陈忠实：‘文化母鸡’中的战斗机(鸡)”。怕显得不够严肃，只好放弃。

　　一本50万字的通俗小说，放到平常开上三个夜车就可基本搞定。这次读《白鹿原》可不行，3周、30天也没读完，整整读了70天。

　　阅读《白鹿原》，欣赏《白鹿原》，简直就是看到了一幅20世纪关中农村、乃至中国北方农村的风俗画。

　　读《白鹿原》又感到很亲近而亲切。白嘉轩、鹿子霖、黑娃、鹿兆鹏、田小娥、白灵等等，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好像就看到想到农村我老家的某位大伯大娘叔叔阿姨。

　　钱钟书先生说：“觉得鸡蛋好吃你去吃就行了，何必问是哪只母鸡下的。”

　　可“老陕”就是怪，就是倔，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像《秋菊打官司》，非要讨个“说法”。

　　土鸡蛋之所以好吃，是因为这鸡是放养的鸡、从土里刨食吃，吃的是“无污染无公害”食草，直接接“地气”，而不是化学饲料。

　　陕西作家一本书为什么让林兆华、濮存昕、宋丹丹等北京人艺的大腕们那么钟情排演话剧且场场观众爆满？

　　一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家学并非丰厚、接受教育程度一般的陕西农村作家，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厚重的鸿篇巨著，作为一个热心读者，我也想探个究竟。

　　为什么《文汇报》评选的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十位大作家，陈忠实能位列其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陈忠实先生《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我拿到后连夜翻阅，边读边想，总算找到了那么一点点缘由。

　　《白鹿原》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白鹿原》，最好用陈忠实先生自己的话作一些诠释。其中有3个小故事值得人们长久去欣赏、去思索。

　　“垫棺作枕”的志向

　　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陈忠实竟然花了两年多时间去准备，在三个县查阅县志、党史，阅读中国近代史，走访了100多个村庄。约在1986年前后，熟悉他的一位年轻记者不解地问：“你用得着到长安县摊上时间下功夫查资料？你到底弄啥？”

　　“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

　　陈先生说：“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心态。这心态在基本确定要写这个长篇并着手准备事项的时候。”

　　“算着我的粗略写作计划，写成正式稿时可能就接近或超过50岁了，记不清哪一天算计到这个令人顿生畏惧的生命数字时，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短促的心理危机，几乎一生缠绕于心的文学写作，还没有写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眼看着就要进入乡村习惯上老汉的标志年龄……纯粹是由生命年轮即将辗过50大关时，几近悲壮的轮声催发出来的。”

　　“单凭已出版的那几本中、短篇小说集来用做垫棺的枕头，我会留下巨大的遗憾和愧疚！”“唯有一部被社会认可的大作，才可能让我这双从十四五岁就凝眸文学的眼睛闭得同意。”

　　“这样的反省，既完成了对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新的层面的理解，也完成了一次心理突破，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静状态的心境。”这就是当年一个四十五六岁关中汉子的“文学梦”。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甘于寂寞，在长安、蓝田查阅县志整整两年时间。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告别妻子儿女，回到乡下，在自家祖屋里整整蹲了四个春秋。

　　他的朴实无华。他的坚忍不拔。“五十背馍”的劳作。我想当钱学森，我想当杨利伟，我想当市长、专员……

　　志向，人人都有。过去我理解，志向是对青年人而言，其实，“志向”二字可能伴随人一生。男人有，女人有，少年有，青年有，中年亦有，老年人也有。

　　我曾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20年前，我原工作单位的何金铭老领导从省委秘书长显位退休。那年春节，我登门拜访，说：“现在清静一些了，可否多出去转转？”可他却说：“我要写到90，可我刚60，还年轻着哩，我要永远写下去。”

　　他退休后学用电脑写作，写出了300万字的好作品。

　　志向好立。

　　要使志向变为现实，是需要付出，需要劳作，需要静心。

　　陈先生为了圆《白鹿原》之梦所倾之心，所费之力已有不少表述。

　　让我最为感动的是“50背馍”。

　　“背馍”一词对今天在县城以上长大的人可能越来越陌生。这里需略作解释。就说四十多年前我本人上高中，家里距镇高中7.5公里，因家穷，在学校搭不起灶，每到星期天、星期三就从家里背母亲蒸的馍、腌的咸菜到校上学。

　　历史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我省、我们关中已经大变。

　　此时，陈忠实先生身居省作协副主席高位，按说已功成名就。为了静心写作《白鹿原》，仍然从城里“背”着馍回到乡下写作。

　　陈先生自述：“进入1991年的深冬，陪大女儿在西安城里读书的老母亲双腿出现问题，属老年性病变，无法支应买菜做饭的家务。我的妻子当即进城代替母亲，另两个孩子都在中学寄宿读书，原下小院便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写作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自己打火做饭，还有洗碗刷锅，虽然不大熟悉，很快也就适应了。其实倒也简单，妻子走时给我擀下并切好一大堆面条，我只需把它煮熟就可以止饥了；还留下不少的馍，我在火炉上把馍烤得焦黄，竟是无与伦比的美味享受。得着空闲，她回家来给我送馍，少不了擀面条。她忙时，我便赶到城里家中，再背馍回原下，似乎也没觉得艰难或者说艰苦，也许少年时背馍进城念书已是轻足熟路，差别仅仅在于，少年时为读书从乡下把馍往城里背，现在为写作把馍由城里往乡下背，看来我这大半辈子都离不开背馍的生活情趣了。”

　　读到此处，我流泪了，一时忍不住竟哭出声来。妻子惊恐不解地问，“啥事，把你伤心的？”我说：不是伤心，而是从心底里佩服。又应验了那句古训：“天降大任于斯人……”

　　“两辞高官”的超然

　　从民到官，从小官到较大的官，是多少人的梦想和愿景。说句实话，我本人也是这“多少人”中的一员，没有逃脱这个心理预期循环链条。

　　可陈忠实就是陈忠实，为了钟爱的文学创作，给“官”都不要，一次推掉不行还要第二次请辞，真心实意、一心一意地选择了“放弃”。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

　　1991年至1992年之间，省文联面临换届，决策层物色文联党组书记人选，陈忠实进入领导层的视线，当得知这个消息比较真实时，陈先生毫不含糊地明确表示，“我不适宜去文联做党组书记。我不是形式上的谦虚，也姑且不论我是否具备做好这个角色的能力，而是早已确定后半生以写作为主业了。”

　　于是，“我从乡下祖屋骑自行车跑了8华里路到邮局把信寄出……”。这封信是写给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的，“申述我不愿离开作协去文联任职的理由。”

　　这是“一辞”，且看“二辞”——

　　“眼看又过了一月，我的预感越来越紧张，便决定第二次写信申述，除了前信申述的理由再作概括性重复，这回着重申明两点，我不愿意调离作协，组织部门如果下任务书调我，我不遵从，不仅我被动，于领导也不大好。我已把话说透，如果不开除党籍，我是不会调离作家协会的。再一点还是表明我的态度，我猜想作协和文联换届的焦点是人事安排，需要安排的人多而职位有限，恰如所谓僧多粥少的矛盾，早已是明摆着的多所议论的话题。我便直言不讳地表白，如果作家协会人事不好安排，我心甘情愿放弃现任的副主席职位，只要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业就心满意足了。”

　　后来，王巨才部长真诚地对陈忠实说：“收到第一封信，以为你怕耽误写作，组织决定派一位能力较强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让你参与大事决策就行了，可以不坐班。接到第二封信，我让每一位副部长看了，大家都很感动，有些人托门子找关系想搞一官半职，给你个正厅级你却不要……”

　　除“两辞”之外，为了全身心“构筑”《白鹿原》，陈先生当时还为自己立下了“三不”的条律：“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以往作品的评论；一般不再参加那些应酬性集会和活动”。

　　这就是当时还没有年满50周岁的陈忠实。

　　忠诚，就忠诚自己的事业；

　　追求，就追求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