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交谊舞曾被评"比十八层地狱还低下"

　　男女公开社交？司空见惯的事情嘛，何必大惊小怪？这么想您可就大错特错喽！咱不用说太远，一百年前的北京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三两好友携手并肩看场戏，那么好，行至剧院，您会惊奇地发现里面的男女观众都是分开就座的，中间还有个布幔分割性别空间，所谓是“垂帘”观戏，十分讲究。是的，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卫生间、更衣室等场所的男女有别，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想到公共场合禁止男女同坐。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正常的男女社会交往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五四”时期的北京，亦是民国文化的中心，彼时彼刻，这座古老的城市历经了时代的变迁。知识界人士通过创办报纸杂志、集会结社的宣传，将诸多西方思潮介绍到中国，在当时的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掀起了惊涛骇浪。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说，“谈到中国近年新文化的，必归功于‘五四’，谈到‘五四’的，又必归功于《新青年》杂志。”

　　赞 沈雁冰：“把反常的状态回到合理的状态”

　　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署名杨潮声的文章《男女社交公开》，主张“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在文章中，作者写道，“我想男女同是人类，除了生理的组织稍有不同外，并没有两样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字，生出种种的问题呢？照我个人看起来，都是受古人遗传下来的‘礼教’两个字的毒。我们人类在上古的时候，没有什么‘礼教’不‘礼教’，就没有什么男女问题。自从有了这‘礼教’两个字，那么男女有起界域来了！有起礼防来了！男女的交际秘密起来了！男女的情感，变成不可以对人说的了！一个四万万人的中国，几乎变成二万万人的两个中国，这不是一件可笑的事么？”

　　早在1914年3月，北京民国政府就颁布了《褒扬条例》，鼓励褒扬贞洁烈女。

　　褒扬贞洁烈女，必然具有宣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道德的意图，然而诸如“在家从父、既嫁从夫、父死从子”等“礼教”显然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但是《条例》在当时却没有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

　　直到《新青年》明确提出男女公开社交，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新旧文化大论战才得以更为深入全面地展开。

　　1920年，沈雁冰撰文说：“我们为什么要男女社交公开呢？我以为无非是想把反常的状态回到合理的状态罢了！男女既然同是人,便该同做人类的事。男人可到的地方,女人当然也可以到；能这样的便是合理的状态，不能这样的便是反常的状态，这是极显明的。”

　　踩　一自由，两性之间接触机会愈多，那岂不了得？

　　与此同时，反对男女社交公开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有一方来自于站在“男尊女卑”立场上的反对者，他们认为女子多半无知识、容易受人诱惑，绝没有现身社会的资格。相比之下，另外一种反对的力量就更具有迷惑性和鼓动性了。

　　他们怀疑男女社交公开会导致国民道德堕落。如今礼防尚严格，且有颇多不道德的事情，将来这要是一自由，两性之间接触机会愈多，那岂不了得？要小心提防那些打着提倡公开男女社交旗号之人背地里是煽动开放节操，鼓吹淫风！

　　对待这种意见，鲁迅作出了很有力的批驳：“修了长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沟高垒，都没有用处的。未有游艺场和公园以前，闺秀不出门，小家女也逛庙会，看祭赛，谁能说‘有伤风化’情事，比高门大族为多呢？”退一步讲，社交公开后即使不可避免地出现些小乱子，也只是陋俗变革中的一种暂时的惯性吧！

　　学界实践　学监传话 五四那天少了女生

　　教育界是把男女公开社交思潮实践化的前沿阵地，在此影响下，北京多所学校首开女禁止。那个时候的女校有很多“奇葩”规定，比如男性教师必须是年满50的蓄须“大叔”；老师讲课，要抬头仰脖，目视天花板，不许拿眼睛寻摸坐在下面的女学生等。

　　1918年，洋博士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演讲时说：“中国的习惯，男女隔绝太甚了,所以偶然男女相见，没有鉴别的眼光，没有自治的能力，最容易陷入烦恼的境地，最容易发生不道德的行为。美国的少年男女,从小受同等的教育，同在一个课堂读书，同在一个球场打球。”

　　1919年5月4日游行的北京高校学生队伍中并没有女同学的身影。

　　其实，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五四运动前一天，北京大学曾派人到女高师串联，女高师全称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14年4月由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升格而成，是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这一次串联过程令人哭笑不得，因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之规定，来访男学生与被访女学生被安置到礼堂两个大对角儿见面，由学监在中间传话，其沟通效果可想而知，最终女高师学生未能参与到次日的大游行当中。

　　五四运动后，以北京女高师为首的各女校学生才加入到抗议大军中，女同学们在街头巷尾进行政治抗议活动，可以想象当时情景之震撼。

　　1919年冬季，北京大学率先打破禁忌，招收了两名旁听女生，这是中国男女同校的开端，当时轰动北京城。这次试探性的举动颇受好评，于是转过年的秋季学期，校方正式招收了八名女学生，国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历程正式开始。在遥远的大英帝国，直到1921年，剑桥大学还为女子是否可以入学而争论不休。此后，男女同校在国内大中学校迅速普及。

　　社会反响　“新增女子招待”成广告宣传点

　　扫过整个教育领域，这股新潮思想的强劲之风吹到了社会上的各个行业。民国初年，北京的女性就业多集中在工厂，除了教会医院、学校有一些女职工外，其他行业均没有女职员。在男女公开社交及男女平等思潮的推动下，人们开始寻找女子就业的新突破。1916年底，北京中国银行鉴于女子心思细密，而且不像男子一般常有派别关系，不致见异思迁，因此率先招用女子管账。其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银行给女子的工资是低于男子的，尽管可以一同工作，但同工不同酬。进入到上世纪2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到了上世纪30年代，商业场所里雇佣女店员、女招待的情况开始普遍，根据统计，当时在北京的商店、饭馆已经录用女招待者的有四十余家。菜馆、点心店、冰激凌店等热闹的地方招牌上甚至写着“楼上雅座，新增女子招待”。这种迎合世俗的广告宣传的确招来了很多客人，生意变得越来越红火。

　　交谊舞“比十八层地狱还要低下”

　　除此之外，新型娱乐场所中也开始出现大批的女性身影。

　　拿交谊舞来说，它本是源于西方的一项社交娱乐活动。民国初年，京、沪等地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女开始效仿西人，参加交谊舞会。上世纪20年代初，交谊舞不再局限于上流社会，光北京城就出现了多家营业性舞厅。交谊舞热为男女公开社交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与交往的方式。但“道德卫士”们认为交谊舞的意义和程度“比十八层地狱还要低下，还要卑鄙……”，因此在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也曾出现了禁舞风波。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云：“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男女公开社交便是这样一种思潮，同时它也是一种在激烈的思想论战中成长的社会现实。文/胡晓艺

　　参考

　　书目

　　梁景和：《论五四时期的“男女社交公开”思潮》

　　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

　　姬丽萍：《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市民社会观念变动评析》

　　翟曼：《从民国女性杂志看女性的社交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