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中李玉和扮演者：我不搞"红灯记"就好了

　　在这个人人都“臣服”于传媒的时代，钱浩樑不仅是为数不多的欲言又止的被采访者，话音终落时，他甚至有种终于可以逃离的快感。人生已过八十春秋，仍难掩对那个闹哄哄、乱糟糟年代的恐惧，可也并不急于为自己辩解，讲述还常常会被一声叹息所替代……对他而言，人生进退并不只是一碗酒，“红灯”曾经照亮了他的前路，却也埋下了解不开的伏笔。“我不搞《红灯记》就好了……后期就不谈了吧，不想回忆、也不好回忆，因为艺术与政治分不开。”“我朋友不多，也怕交朋友，特别怕。”

　　如果没有《红灯记》创排50周年的契机，这个历史舞台曾经的风云人物大抵要被人遗忘了，“手提红灯四下看”的英气不再，对他而言，时间不仅没有抚平伤痛，相反却让人习惯了痛。

　　父亲曾想把我们七兄弟组个“钱家班”

　　钱浩樑在家中七兄弟里排行老二，虽然其名字因历史原因或字库找不到，曾有过浩亮、钱浩梁等多个版本，但近些年常用的“浩樑”其实才是其本名。“老大钱浩栋、老三钱浩森，包括我，前面几个还有讲儿，到后面也就没有再延续，有点兴亡衰落之意。本来我父亲还曾想把我们几兄弟组个钱家班，除了老大、老四不参加，其他都来，但是后来我到了北京，本来老五长得漂亮唱小生，但后来也去世了，自然也就散了。”七兄弟中子承父业的本就不多，而钱浩樑虽不是科里红，但也一路顺风顺水，“我父亲钱麟童在上海唱麒派，是磕了头拜过周信芳的，他的麒派用现在的内行话说，唱的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他去世早，不到60岁就走了。我从6岁开始跟父亲学戏、练功，1949年解放时，我刚16岁，基本功都有了，武戏也还可以，就是不敢唱整出。那时我父亲一直有个想法，他虽然唱麒派，但一直认为唱还是北方好，毕竟有谭派、马派，而他自己也总是对唱不满意，所以就希望我能到北京。于是我放弃了在上海挣小米的生活，带着艺进了中国戏校。”

　　在学校时，我是狮子老虎狗，什么活儿都来

　　虽然后来扮相、工架一直是钱浩樑引以为傲的资本，但他却说自己1.78米的身高其实条件并不好。“16岁以后我一直在北京，那段时间，我年龄合适，没成家无牵无挂，一天到晚就是练功、学戏、看戏，每天的生活都如此。人家放假，自己不放，人家休息，我不休息。否则我的条件很不好，个儿高翻跟头沉，人家都很轻飘，练功要费人家一倍的劲，拿顶、腿功都是那段时间练出来的。”而且他对角色大小不挑不拣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进入中国京剧院，“都说时势造英雄是逼出来的，但我是没有人逼，自己逼自己。在学校时，我什么活儿都来，无论大小活儿，狮子老虎狗都来，从不挑角色，有活儿就上，慢慢也就有了一些机会。一直到中国戏校实验剧团，在这里我也仍然是这风格，就连《刘海砍樵》里的小生我都唱过。到了中国京剧院后，才不这么干了，原因是领导发话今后我只能唱主演，不能再玩花活儿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是袁世海和李少春的主意。”1962年，钱浩樑被分到中国京剧院一团，任务就是傍着李少春、袁世海演戏。“那时李少春的嗓子稍稍有了些问题，袁世海说我这花脸净陪着杜近芳唱《霸王别姬》了，没什么其他的戏唱，他很着急，为了选演员天天跑剧场，而年轻演员也有些青黄不接。最后，他是让文化部调我、张曼玲几个人来，加强演员队伍。当时让我过来后，不唱别的，就排这出《战渭南》，这是一出新编历史剧，李少春来韩遂，袁世海来活曹操，我来武生马超。没想到这个戏一炮打红。”

　　我想用演李少春的戏来体现我对老师的尊敬

　　《野猪林》是李少春教的，《柯山红日》原来就是李少春的戏，《红灯记》的唱腔更是李少春创的，李少春与钱浩樑这对师徒如果不是结识于动荡年代，或许将为京剧留下更多的舞台传奇。“早在1953年去罗马尼亚演出时，李老师就是团长，而我还是个学生，那时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后来我演的很多戏，原来都是李老师的，特别是《红灯记》。李玉和的腔基本都是李老师创的，我们听了之后都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当时不仅要学腔，更要学他的方法。后来再改也是在其原调的基础上，把偏低的地方扬高，因为李少春是根据他的嗓子创作的，比如浑身是‘胆’的‘胆’字我唱时就把它扬上去了。而很多低沉的、双关语的唱段设计就都保留了李老师的原腔，一点没动。”这些年，钱浩樑演出的机会不多，可但凡有机会，他大都会选择李少春的戏，比如他与老伴曲素英常唱的《白毛女》。“我特别尊敬李少春老师，我唱得比较多的戏，如《野猪林》、《将相和》、《响马传》等等都是他的。而我最近正陆陆续续开始唱他所有唱过的戏，多年来，我跟他学的东西最多，从唱腔到身段，我跟有些人不同，我想用演他的戏来体现我对老师的尊敬。”

　　《红灯记》中，每一个细节都是刻出来的，

　　但是这样的创作必须要有充足的时间

　　从传统戏到现代戏，从武生到老生，钱浩樑形容这个过程“也艰难也不艰难”。“一般人认为我过去不会老生，其实我会，只不过没有专业从事，是‘业余票友’。我父亲很注重唱，从小让我学的，比如《乌盆记》、《文昭关》、《战樊城》，都是北方的戏，相反我很少学麒派的戏。而武戏上父亲则让我注重腿功、腰功，他的理念也促成我日后能在北京站住脚。”在戏校时，钱浩樑几乎没唱过文戏，最“文”的一出就属《岳母刺字》里的岳飞了。“我知道我的形象为我加分不少，1.78米的工架，大都是《金钱豹》这样的长靠武生戏。短打我唱得很少，演不了《三岔口》，只能唱些《武松打店》这样的。对于文武兼备的戏我能占点便宜，因为文戏的基础相对好些。”

　　关于《红灯记》的记忆中，钱浩樑一手提灯一手放在身侧的剧照不仅成了这出戏的视觉代言，更是京剧程式在现代戏中变形提炼后的精华呈现。“很多动作既要像工人，又要像传统的步伐，这个太难了。当时我们去北京火车站体验生活，有了生活还得把它舞蹈化、程式化，要做到似像非像。首先台步要把生活化提炼到程式化，提炼后还要有规格，手、脚、脸都要配合，要投入进去，还要抽离出来。哪怕一个喝酒的动作都需要有工架，手肘要圆，另一只手还要配合，设计感一下就出来了。而在《红灯记》中，每一个细节都是刻出来的，但是这样的创作必须要有充足的时间。”此次《红灯记》50周年复排，钱浩樑和刘长瑜等当年原班人马全程参与，但钱浩樑从不对年轻演员品头论足，“一说年轻人就好像要贬低人家，就要得罪人，所以一般不说，说了也达不到。但戏是要活生生给人看的，要给人看懂了、看服了，看得人家回家了还会琢磨、回忆，艺术不能靠解说。现在的传统戏为什么不抓人？这我不好多说。一个国家剧院拉开大幕就要代表最高水准，唱念做打任何一个细节都要讲究，一个小兵都马虎不得。翻跟头也得高轻飘，现在常常是捋胳膊挽袖子，看着挺铆的，一落地，扑噔一下子，美感全没了，再翻得多也没有意义。”

　　75岁用厚皮带给老伴背轮椅，

　　一天两次上下

　　2014年3月16日，国家京剧院优秀剧目展演的闭幕演出中，80岁的钱浩樑搀扶着76岁的老伴曲素英登台，一曲《白毛女》选段“扎红头绳”，两位华发斑白的老人似又回到了盛年时情窦初开的年纪，一个沉稳、一个俏皮。而当曲素英讲起老伴曾在她因左腿膝关节不能弯曲卧床三年悉心照料的故事时，两位老人晚年的默契与相守令人动容。刚刚恢复行走的曲素英在侧台候场时甚至还坐着轮椅，上台时一手拄拐、一手则由老伴搀扶，就在她单独演唱荀慧生大师亲传的《红娘》选段时，钱浩樑也一直陪在身边，而将曲素英扶下舞台后，钱浩樑才回身起范儿唱响《红灯记》中李玉和的经典选段。

　　“说起我们两个人，一言难尽啊……最厉害的时候，她的腿不仅不能弯，而且臃肿且疼痛难忍。因为钱给不够，所以请不了保姆。最困难的时期差不多有一年多，后来慢慢缓解，等到消肿，排除了癌症，也靠一些民间的大夫做康复。原来我们住的楼没有电梯，国产的轮椅又很沉，一天两次推她去医院，上下就靠我用一条厚皮带挂在车上，另一只手拽着楼梯的扶手，扛着上下二楼。那时我也75岁了，天天扛上扛下，就像上战场一样。我爱人很心疼我，但也没有办法。当时领导知道我住的房子很小，爱人又有病，就批示说让适当给予照顾。正好文化部在小营有房子，本来说是有电梯，我一听当天就去看，结果分配的房子是6层，可电梯只到5层，还是没法住，只能放弃不要了。”现在，钱浩樑和老伴住在亚运村，有电梯直上直下，他已经非常满足。

　　到目前这个节骨眼儿，

　　我想把医疗关系从河北转回来

　　“这些年，满脑子都是病的事。先是曲素英乳腺癌，那时我们还在河北，一边教学一边伺候她。后来是我脑溢血，又是她伺候我，我们俩是相辅相成，她趴下了，我伺候她，我趴下了，她伺候我。所以两人的感情都不能说一般的好，是命命相关了。”就在采访过程中，钱浩樑还接到了老伴打来问何时回家的电话，即便是个把小时短暂的离开，他也不忘提醒，“你多注意点，行动放慢点，难的活儿别干，等我回去弄。”钱浩樑和曲素英同学不同班。“她比我小5岁，那时学校规定，高年级同学不能跟低年级的谈恋爱，否则要开除，我就老老实实地遵守，等到她1958年毕业了，允许谈恋爱了我们才开始。”当听到“当年曲老师一定很漂亮吧”的提问时，钱浩樑微微露出老人家难得一见的羞涩神情，仿佛突然想起家中还有一个人等着他，“我真得走了，还得回家给她做饭呢。”自己的境遇和老伴的身体都渐渐向好，钱浩樑说，“到目前这个节骨眼儿，我想把医疗关系转回来。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河北艺校任教，后来人回来了，可医疗关系一直在石家庄，为了报销得来回来去跑，即便不自己跑，也得打电话请人帮忙带。我脑子不行，琐碎的事记不住，这些都得我老伴弄，她都病成那样了，还得张罗这些事。” 文/本报记者 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