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与傅斯年结不共戴天之仇 认为傅是阴谋家

　　就在傅斯年欲返国而不知身归何处，心绪如焚，处于“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之际，曾致信已至清华园的陈寅恪求法问计，陈寅恪自是为之积极活动。1926年11月16日，当清华教务长梅贻琦主动到陈宅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时，陈寅恪感到机会来临了，他当即对傅斯年加以推荐。因当时没有留下陈、梅此次谈话的详细记录，梅的态度已不可知，但通过吴宓的日记可寻出一点线索。吴在当天的日记中云：“梅教务长来，向寅恪商请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国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南按：即吴屡荐之柳诒徵，陈寅恪的私塾老师)。不得不为本校惜，且为世局哭也。”内中可见，当时的梅贻琦对傅斯年是颇感兴趣且有可能“必欲聘”的，否则，吴宓不会满怀怨恨又无可奈何地为世局一哭。不过，无论此时梅贻琦做出何种决定，都已成为马后炮了。因为就在半个月之前，傅斯年踏上香港岛之时，在南国中山大学的朱家骅已经捷足先登，将傅氏这只学界大鳄紧紧地收入网中了。

　　自此，清华失去了傅斯年，傅斯年失去了与陈寅恪联袂登台的机缘，他们的相会与并肩协作，以及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创造划时代的辉煌，还要等到两年之后。

　　来到中山大学的傅斯年，与朱家骅一见如故，在学术见解与治校方略上，二人一拍即合。傅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己，以他过人的胆识、才气与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而朱也视傅为铁杆兄弟，放开手脚让傅在中大校园内由着性子，尽情地翻着跟头折腾。用朱家骅的话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人之处”。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的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令全国学界为之瞩目。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而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后不久，鲁迅也到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此前，鲁迅在北京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混战，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一番唾骂，自此二人关系宣告破裂并逐渐恶化。直至女师大学生刘和珍等数名师生被枪杀的“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取薪水，自此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不久，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在女师大任教期间结识的学生加恋人许广平女士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正是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后台老板胡适等英美派“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西洋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氏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人物，连同一些跟随胡与顾的小字号“土学者”都没有好感。当鲁迅在厦门大学时，顾颉刚也受时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的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编辑员之职，阴错阳差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短兵相接，鲁顾二人矛盾加深，终于演化成势不两立的寇仇。

　　1927年1月18日，鲁迅为改变环境与其他一些政治原因，受邀到中大就职，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上任后的鲁迅公开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风气作为标准要求中大师生。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并特地举出北京大学的事例作为榜样，以让中大师生学习效仿。

　　但此时的中大不是北大，戴季陶、朱家骅等人，已经成了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重量级人物，自然不吃鲁迅那一套。朱家骅由最初的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他以强硬的姿态反击道：“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自此，鲁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与以朱家骅为代表的校方当局，围绕政治是非问题或明或暗地较起劲来，直至闹得不可收拾。

　　此时的傅斯年与鲁迅虽无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但傅在北大办《新潮》时，曾得到过鲁迅的爱护与支持。1918年5月，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浪潮冲击下，一篇署名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于《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号发表，此为鲁迅这一伟大名字首次在沉闷的中国出现。八个月后，在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上，出现了一篇署名记者的《书报介绍》，向广大读者推荐《新青年》杂志和登载的作品，称“《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ism)旨趣，诚然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这位记者就是傅斯年，他对《狂人日记》的推荐文字，无意间开启了现代小说的一扇评论之门，被后世学者“看做是中国鲁迅学史的发轫”。后来，傅斯年又以北大学生兼《新潮》主编的身份写信与鲁，征求意见并请其指教。向来对青年人较爱护的鲁迅回信说了几句客气话，顺便提了几条小建议。傅把双方通信在《新潮》刊出，借此抬高《新潮》的身价与威望。正是因了这段旧故，鲁、傅之间开始时尚能面和心不和地相互忍让与和平共处，但随着顾颉刚的到来，二人的矛盾终于引爆，炸开的裂痕再也没有弥合。

　　傅斯年来中大后，顾氏在厦门大学任教，傅念及同窗之谊，又急于招揽人才，便请顾颉刚来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务是“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尽管此时的鲁迅对中大校务已成为“一个大傀儡”(鲁迅自喻)，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教务主任，必须与之打个招呼才算不失体统。按傅斯年的观点，本来打招呼已算是相当的抬举了，想不到鲁迅一听让顾颉刚来中大，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道：“鼻来，我就走！”(“鼻”即指顾，相关典故见后。)此举令傅斯年深为尴尬与不快。

　　1913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开始相识。这一年傅十七岁，顾二十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国学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住北大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自此，“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颉刚，开始与“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傅斯年成为好友。

　　1917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二十七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在北大读书期间，傅斯年同顾颉刚一样，对胡适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由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未过一年，傅不惜背叛要传他衣钵的指导老师黄侃，毅然决然地转向了胡适，投入到新文化阵营中来，和胡适等人一起与黄侃等传统派展开了决战。如顾颉刚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留学欧洲，顾颉刚则留在北大一边从胡适治学，一边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编辑员，同时开始了古史辨伪工作。这项工作很快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傅斯年在来信中，有顾氏在古史研究领域“称王了”的赞誉。几年后，由柏林归国并在中山大学得势的傅斯年，念及旧情，想拉同窗好友顾颉刚加入自己的圈子，本属人之常情，想不到中间猛地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式的重量级人物——鲁迅，横在二人的面前，使其进退不得，大感为难。

　　鲁迅与“阴谋家”顾颉刚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因提倡白话文暴得大名，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顾颉刚又唯胡适马首是瞻，且甘愿鞍前马后地为之辅佐，为胡适考证《红楼梦》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自此引起了鲁迅的不快。当然，若事情仅限于此，仍不能成为恨之入骨的寇仇。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极度强烈的憎恶，除了其跟随胡适等“洋绅士”鞍前马后地效劳外，还有一个致命的情结就是著名的“盐谷一案”。

　　当鲁迅、胡适、顾颉刚等人皆在北京时，有人揭露说鲁迅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北大西语系教授陈源谈及此事。原本就与浙江派对立，对鲁迅不感冒的陈源一听，立感奇货可居，正是攻击鲁迅的炮弹，于是迅速写就揭发信一封，由同一阵营的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按学术界的规矩，若某人被公开指责“抄袭”或“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可谓奇耻大辱，比夜进民宅抢劫盗窃还要令人不屑与愤慨。假若事情成真，此人立马斯文扫地，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事业前途皆无希望。因而，疑心甚重又疾恶如仇的鲁迅看到陈源的公开信后，反应异常激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反驳。

　　围绕这一“疑案”，鲁、陈之间再度展开了一场论战。就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对陈源、徐志摩，还有躲在背后撑腰的胡适(南按：鲁迅这样认为)怀恨在心，同时与他认为的“阴谋家”顾颉刚也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因顾颉刚的鼻头微红，鲁迅在书信中便以“鼻”相代称，内含讽谑蔑视之意。面对鲁迅的态度，同样尊胡适为导师并深受胡适喜爱的傅斯年，此时对鲁迅的看法也早已今非昔比了。就在傅斯年准备由柏林归国时，在与罗家伦的通信中，谈到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通伯与两个周实有共同处。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轻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启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学究(吴学究之义)，非你们damned绍兴人莫办也。仆虽不才，尚是中原人物，于此辈吴侬，实甚不敬之。他们有些才是不消说的。”信中的大周指鲁迅，二周与启明皆指周作人，傅斯年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再敬佩周氏兄弟并有些鄙视的意味。这个与《新潮》时代大不同的转变，说明鲁迅在他的眼中已不再是五四时期的鲁迅了。

　　鲁迅满含悲愤地走了，顾颉刚最终留了下来

　　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傅斯年火气大发，索性将鲁迅晾在一边。同时傅斯年说服朱家骅和顾孟余并得到支持，于1927年3月不顾鲁迅的强烈反对，硬是把顾颉刚请进了中山大学校园。鲁迅一看这情形，顿觉失了面子，同时深感自己在中山大学真的是大势已去，于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辞职并移居白云楼以示要挟。傅斯年一看鲁迅果真以大腕的姿态摆起谱来，甚为恼怒，心想人人言说江南多才子，但不要忘记天下所有的才子都是孔家老二的徒子徒孙，自己不但“尚是中原人物”，还是齐鲁人氏，当是正宗的圣人之后。面对江南才子或曰“绍兴师爷”如此撒娇施横，身为圣人之后的梁山好汉又何惧哉？于是，傅斯年也“以其人之道”当场向朱家骅提出撂挑子甩手走人，中大的事从此不再过问。顾颉刚面对这般险恶的局势，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同样宣布辞职走人，不再于这堆烂泥里插杠子搅和。校方见事情纷乱，左右为难，索性来个和稀泥的办法，让学生开会自行选择，哪一位该走该留，全由学生决断。想不到学生们开会后认为三人均是不可多得的重量级学界大腕儿，一个都不能少。眼见和稀泥的策略落空，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出面调停并表示“挽留”，同时想出调和的办法，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仍然火气十足，不依不饶，声言鲁、顾决不两立，非此即彼，无半点调和的余地。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鲁迅愤愤地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

　　双方经过一番混战，鲁迅去意已决，1927年7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在白云楼整理旧稿件，许广平也入住该楼，协助鲁迅工作。同年9月27日，鲁迅偕恋人身份的许广平离开广州，10月3日抵达上海，寓共和旅馆。10月8日，移入横滨路景云里二十三号，自此二人开始了公开的同居生活。

　　鲁迅满含悲愤地走了，顾颉刚最终留了下来。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以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学术界有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

　　本书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著于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生动卓然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令人怅然叹息。

　　【内容信息】

　　作者：岳南

　　出版日期：2014年5月

　　定价： 49.8元

　　出版社：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