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湖南博物馆：陈列吴三桂战袍 曾毁于战火

　　“我不在博物馆，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但记住了这个日子，并在网络上互相提醒。博物馆最初是怎样出现在我们的城市的？长沙民国时期的博物馆是怎样陈列的？我们一起回望——

　　到博物馆，不能光看吴三桂的盔甲

　　整整90年前，即1924年初，花费了一万银元建成的湖南省教育会博物馆(后改为省立博物馆)，依博物馆章程，选举周勺泉(即周汉藩)为省教育会博物馆主任，并宣布湖南官方举办的博物馆正式进入筹备期，预计在端午节当天能够开馆。

　　在筹备期间，湖南省教育会博物馆宣布向各界人士征集博物馆陈列品。其种类共计11项：一、动物类，二、植物类，三、地质类，四、地理类，五、古物类，六、农业类，七、工商类，八、美术类，九、卫生类，十、教育类、十一、其他。

　　对于征集的大多品类陈列品，不但长沙市民不太关心，报纸也不太关心。但大家都关心吴三桂的盔甲，关心省教育会博物馆居然向警察厅发出公函，请求共同向长沙最热闹的八角亭旁的鱼塘街一处道教祠宇，即三宫殿，强行“征集”吴三桂用过的钢鞭和铁帽子。

　　1924年4月23日长沙《大公报》刊载消息绘声绘色称：教育会博物馆现正广事征集陈列物品， 但是“古物”最难征集，因为“(古物)属私人者，既视若珍宝，而真赝又难以辨别”，话锋一转，又说“若(古物)为公家所藏，既足征信，又易搜集，故敝会缄请教育司通令向各机关各组织征集古物”。

　　并称：“兹查得八角亭鱼塘街三宫殿储存有吴三桂时所用之战具(各鞭、盔甲、铁帽等多件)。此项物品，闭藏古刹，殊为可惜，不如陈列博物馆，以供众览。”大约在征集吴三桂的这些军事用具时，遇到了一些阻碍，于是省教育会博物馆“特请警厅，令知该庙主持，将所藏该项物品移交博物馆，并希派员会同该馆馆员前往接收，以便陈列”。

　　其实，省教育会博物馆并未能在预计的端午节当天开馆，而是推迟了半个月时间，终于在1924年6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盛大的开馆仪式，“各机关长官，各公团代表，与各界人士在奏乐、鞠躬，行礼如仪”后，即由省教育会博物馆馆长周勺泉引领各位参观省教育会博物馆。

　　当天各报记者，即注意到博物馆第一陈列室陈列的是各种古玩，包括吴三桂的战袍，还有前清武官袍服与各项衣帽等。上楼即入第二陈列室，该室陈列的是各项电气物件及飞机等项，第三室则是各类动物标本。下楼第五室陈列的是男女人体及内脏标本等等。

　　很显然，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吴三桂的战具。

　　周勺泉馆长告知大家，“你们到博物馆，不能光看吴三桂的盔甲”，其实就古物来说，“最有价值者，当属麓山十彝器”。

　　可对于一般记者来说，彝器是什么，他们大多数不知道，并且这些麓山彝器，一时也没故事可讲，不如吴三桂的历史名人效应更能抓住读者眼球，于是第二天各报关于博物馆的报道，所写内容，几乎都以鱼塘街三宫殿征集来的吴三桂战具为主了。

　　历史毕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此后，关于博物馆的报道，人们关注的还是诸如1925年8月3日，长沙交通银行主任黄启禧将家藏明代忠臣史可法真迹手卷捐赠给了湖南省教育会博物馆，并请陈列等类消息。有人在天心阁对面蔡公坟挖出岳飞用过的砚台，就有人也提议应当捐献给博物馆。有人又提示，在晚清时期，教育会修熏风亭曾挖出辛弃疾用过的水洗，似乎也应捐博物馆，才算美事。

　　山东的圣衍公府(孔府)，在开馆前就寄来了《圣迹图说》等书籍、相片及一束蓍草，在长沙城内也颇为人关注。

　　馆长周勺泉，既对人们关心博物馆古物的热情感到高兴，同时也一再声明，省教育会博物馆的宗旨，还是“以注重科学教育，与社会教育并阐扬其他文化事业为宗旨”。

　　他认为，新开幕的省教育会博物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博物馆，到博物馆来，不是为看热闹，追捧历史人物而来。更重要的目的，还在推崇“博物馆教育”，偏重于科学的教育及研究。

　　据统计，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各类博物馆总共34座，1934年开办于长沙教育会坪左侧(今教育街湖南省农业厅院内)的湖南省教育会博物馆，属综合性博物馆，在全国各类博物馆中，馆藏量及规模都居于前列。

　　周勺泉试图把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

　　不管是湖南省教育会博物馆，还是后来更名为省立博物馆，这所博物馆，一直以来都试图努力将博物馆变成省会长沙各高中学校的“第二课堂”。

　　第一任馆长周勺泉在新馆开幕后，即向社会各界频频宣讲：博物馆和图书馆，都可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图书馆教育，还可以说是完全依赖于书本的教育，而博物馆的开设，则可以用实物或图片陈列，以及模型演示，引起参观者的美术心、考古心、好奇心和研究心，引起人们更加重视现代科学。

　　当年，湖南省教育会博物馆对外开放，即门庭若市。博物馆开办一年后的统计数据表明：除休息日外，前来该博物馆参观的人数，竟达平均每天1287人之多。当年，长沙市区人口总数仅为20余万人，长沙人对新鲜的博物馆生活，纷纷“用脚去投赞成票”。

　　为了分流参观人群，便于为教育所用。省教育会博物馆规定：每天上午为各校学生团体参观时间，平均每日接待人数仅为35人，下午则敞开为普通市民开放时间，平均每日为1245人。下午3时以后为各学校教职员及馆员研究时间，平均每日仅为7人。

　　在周勺泉担任博物馆馆长期间，他积极向政府倡议，在博物馆内设置科学馆。他称：距离省教育会坪一里之内，有中等学校十余处、专门学校4处，这些学校因经费困难，科学实验设备多不完整，且湖南省其时并无一所大学。近20年来，科学教育在长沙毫无进步，这座城市仅仅只有人文气氛的浓厚是还是不够的。在本博物馆成立前，省教育会曾建议设置理科公共实验室，省政府亦列有预算，不料因时局纷扰，一直未能实行。本博物馆之所以这么快成立，就因为在此之前接受了高师保管处的理化仪器及博物标本，当时即准备组设湖南省公共理化博物室。现在我们已设立省教育会博物馆，这些仪器和标本，并未全部投入使用，目前省教育会博物馆仅仅开设一个实验室，供不应求。

　　周勺泉上书时告知，从1925年10月中旬开始，他即准备利用博物馆东面的省教育会西办公室一楼，开设科学馆，暂时先设理化及生物两个实验室，以求供给附近十余所高中学校实验之用，也就是说，至少要让它办成今天所说的“第二课堂”，由此而兴起长沙全城爱科学的风气。

　　周勺泉上书，请求从1926年起，扩大博物馆，在博物馆内建立起科学馆。

　　周勺泉的这一近期规划，在1926年根本没有实现。因为1926年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地在三湘大地上展开。在北伐军攻进长沙后，长沙城内有志向的青年男女学生，大多数投笔从戎，他们努力去争取穿上青布军装，挤上北开的敞篷火车，他们要跟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行。据1926年报纸记载，长沙当年热闹的地方，再也不是博物馆，而是照相馆，因为青年学生在投身革命时，往往会到照相馆拍下数帧相片，以作纪念。

　　湖南省教育会博物馆馆长周勺泉值得一书。周勺泉(1877—1944年)，平江人，亦称六万先生，六万即其自称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识万物名，为万人师，植万株树，背万年时”。周勺泉在长沙就读湖南优级师范即攻博物科生物专业，并于1903年公费留日，后远渡重洋，赴英法等国，均习农林生物专业，获生物学博士学位。归回后，一度从教于妙高峰中学，1924年成为湖南省教育会博物馆馆长。后又为蔡元培所聘，就教于北京大学，成为以纪念另一位湖南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而命名的“静生生物调查研究所”的重要成员。抗战爆发后，周勺泉逃出沦陷中的北平，安于平江乡村教育，殁于抗战胜利前一年。

　　湖南省立博物馆，毁于1930年夏天的战火

　　省教育会博物馆后改为省立博物馆，1930年是省立博物馆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一年。因周勺泉先生，本是植物专家，故其主掌湖南省立博物馆期间，岳麓山上所有植物种类均采集制作成标本，并出版成书，大获好评。

　　省立博物馆又成立生物采集组，在湖南各县采集动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于1930年1月编印成《湖南植物图志》第一期图志，广获生物界好评。

　　1930年7月26日，红军攻打长沙城，反动军阀何键下“死命令”称“省会治安决保无虞，各文武机关职员，不得擅离职守及搬运家眷”。结果当天晚上9时，红军攻入长沙，在忙乱之中，教育会坪旁的省立博物馆亦毁于次日的战火。

　　“省立博物馆庋藏的各种仪器、古物、标本、模型甚富，且多世所罕觏者，均于十九年(1930年)秋，被焚，损失约数十万元。”

　　1932年开始，湖南省府一度想恢复省立博物馆，但直到抗战爆发，仅仅恢复三个陈列室。直到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省立博物馆叫嚷十余年仍无法恢复。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在留芳岭百琴园陈维斌公寓设立的湖南省博物馆筹备处等，以及1956年2月19日湖南烈士公园北面的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大楼正式对外开放。它们均与民国时期的省立博物馆已无关系，知之者甚多，已不劳赘言了。　文/任大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