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卖水钱交首笔党费 养病省下钱建烈士墓(图)

1958年徐海东(左二)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湖北，视察武汉钢铁厂 记者胡冬冬翻拍

武昌都府堤20号，徐海东就是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者彭年 摄

　　5月4日，徐海东之女徐文惠接受本报采访，她向记者讲述徐海东传记画册中的内容 记者胡冬冬摄

　　1925年，湖北大悟县的穷苦窑工徐海东在同学吝积堂的影响下，从家乡来到武汉投奔革命。同年4月8日，他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用卖水挣来的钱交了第一次党费。记者黄征 通讯员殷博先

　　徐海东在武汉生活、战斗了一年左右。中华路、汉阳门码头、武昌都府堤……当年，徐海东就是在这些地方挑水、卖水。

　　近日，记者在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的带领下，沿着徐海东当年的足迹，寻访那一段红色历程。

　　跟随同学到武昌投奔革命

　　徐海东1900年生于湖北大悟县。据大悟县徐海东史料的主要整理者、79岁的潘怀淦老人讲述，徐海东只在私塾读了3年半书，12岁那年，因为打了一个欺负他的地主儿子，辍学后不得不当起了窑工，成为徐家第7代“泥巴人”。比徐海东小两岁的吝积堂毕业后一直在外深造，后来到武昌教书。

　　1925年，武汉一些知识青年和学生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影响下，在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这年寒假，共产党员吝积堂受党的派遣，回大悟做调查研究和革命宣传工作。

　　一天，徐海东挑着担子埋头走路，听见有人和他打招呼，抬头一看，竟是几年没见的吝积堂。两人聊起近况，徐海东说，自己成天不是在窑里受烟熏火燎，就是挑着担子走路，可还是改变不了受穷的命，“你是教书人，说说看，我们这些‘泥巴人’的命怎么才能好起来？”

　　吝积堂向徐海东说起自己在武汉的见闻，告诉他穷人为啥受苦，中国有了共产党，要领导穷苦人闹革命等等。听了老同学讲的这些道理，徐海东很受启发。

　　有一次，徐海东一见到吝积堂，开口就说：“你能领我去武昌走走吗？”

　　1925年3月，徐海东把自己喂的一只羊卖了做路费，和吝积堂来到武昌。

　　这一年，徐海东25岁。

　　卖水挣钱交了第一笔党费

　　徐海东到武昌后，租住在中华路的一家小客栈，吝积堂为他介绍了另一位共产党员李树珍。

　　小客栈的老板娘见徐海东一时找不到事做，他想拉洋车又没有本钱，便介绍了一份挑水工。那时武汉三镇的人家没有水井，都在长江里取水食用，挑水工就是给人送水的，一担水收几文钱。

　　徐海东挑水的地方在汉阳门码头附近，他每天挑着桶到江边，从长江里打了水要爬上60多级台阶，再一家家地送水。辛辛苦苦挑一天水，只能挣一吊六百钱。

　　有一次，徐海东挑水上台阶时，木桶里晃荡出来的水打湿了身边一个大兵的鞋袜，他骂骂咧咧地把徐海东暴打了一顿。回到客栈，徐海东一病不起，还发起烧来。一天晚上，吝积堂来看望徐海东，并用刚领的薪水帮他交了房租。

　　患难见知己。徐海东生病期间，吝积堂和李树珍经常去探望，还跟他谈革命的前程，没多少文化的徐海东渐渐明白了许多道理。

　　1925年4月8日深夜，徐海东在武昌都府堤20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吝积堂和李树珍。徐海东的第一笔党费，就是自己挑水挣的钱。

　　南下参加北伐军打回武汉

　　为了学习军事技术，1925年5月，徐海东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在同乡同学、共青团员田道生一个亲戚的帮助下，顶替一名叫“柳金彪”的人，进入北洋军阀武汉二师刘佐龙的部队。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党组织通知徐海东离开部队，与吝积堂、李树珍一起南下。4月，3个年轻人离开武昌城，前往广东。1个月后，他们在湖南韶关遇到从广州打过来的北伐军，徐海东加入了北伐军，吝积堂、李树珍继续南下。

　　徐海东作战非常勇敢，很快升任34团3营9连代理排长。6月，北伐军攻打湖北门户汀泗桥时，徐海东带领全排一举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的4个炮兵连，缴获12门大炮，受到师长张发奎嘉奖，晋升为少尉排长。

　　1926年9月1日，北伐军打到了武昌城下，几天后攻克汉阳、汉口，吴佩孚逃往郑州。10月10日，北伐军发起总攻，一举攻克武昌城。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跟随北伐军转战江西南昌、河南洛阳的徐海东，于1927年6月初返回武汉。这时，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迅速分散，自行隐藏。

　　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徐海东离开武昌，回到自己的故乡大别山，领导农民自卫队打击地方反动武装。

　　原名徐元清，1900年出生于湖北大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黄麻起义，历任红4方面军独立第4师师长、红25军军长、红15军团军团长等职务，成功巩固和发展了西北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委员等职。1970年于河南郑州逝世，享年70岁。

　　武汉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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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春，离开家乡大悟，和吝积堂一起来到武昌。

　　1925年4月8日，在武昌都府堤20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进入军阀刘佐龙部当兵学习军事。

　　1926年4月，和吝积堂、李树珍离开武昌南下广东。5月，在湖南韶关加入北伐军后北上。

　　1926年9月到10月，跟随北伐军攻打武汉。

　　1927年6月，离开武昌城，回到家乡领导农民自卫队打击地方反动武装。

　　(记者黄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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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武汉二师军阀部队当兵

　　1925年的一天，吝积堂找到徐海东说，党组织决定送他到军阀的部队中学习。徐海东脸色一沉：每天在大街小巷看到当兵的横行作恶，这样的兵不当也罢。

　　吝积堂劝他：“这是党组织的意思，搞革命不能只是文的，也要会武的。”后来，徐海东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于当年5月进入北洋军阀武汉二师刘佐龙的部队。

　　武汉的夏天非常热，徐海东在军阀部队每天顶着大太阳出操，还要受老兵的欺压。他的班长叫陈德金，是个老兵痞，为人刻薄，徐海东刚进部队带的一点挑水挣的钱和每个月的津贴，都被陈德金搜刮去吃喝嫖赌。为了学到军事技术，徐海东一忍再忍，陈德金拿了他的钱理亏，也肯教他点东西。

　　不到半年时间，徐海东就把学到的军事技术常识记了密密麻麻的一本，半年后被提升为下士班长，又过了两个月，升任中士班长。

　　(记者黄征)

　　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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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都府堤20号

　　徐海东在这里入党

　　在一些传记和新闻报道中，提到徐海东的入党地点是都府堤40号或41号，即现在的毛泽东旧居。但徐海东的女儿徐文惠告诉记者，父亲生前提到的入党地点是陈潭秋当年教书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简称武昌高师附小)，也就是现在都府堤20号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和陈潭秋烈士纪念馆。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介绍，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陈潭秋烈士纪念馆这4处革命旧址，都在武昌都府堤一带，中共五大会址和陈潭秋烈士纪念馆是同一处，毛泽东旧居在斜对面。

　　都府堤20号有几栋砖瓦结构、晚清风格的中式建筑，其门楼又具有西洋风格。高万娥带着记者参观时介绍，徐海东入党的1925年，都府堤40号和41号还是普通民宅，党组织不可能在那里开展入党宣誓活动，直到1926年12月之后，那里才成为毛泽东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将徐海东》一书中写道：“吝积堂名义上在武昌都府堤附近一个小学教书，他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

　　高万娥分析，当年这一带只有一所小学，就是陈潭秋教书和传播革命思想的武昌高师附小。1922年春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潭秋偕夫人徐全直在这里以教书作掩护，以学校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

　　“目前没有文献记载吝积堂是在武昌高师附小教书，但从已有资料分析，他很可能和陈潭秋是同事，也是战友。徐海东和另外几名工人、教师在这里入党，这与徐大将本人的记忆相吻合。”高万娥说。

　　(记者黄征)

　　后代

　　今年75岁的徐文惠老人，是徐海东的6个孩子中陪伴他时间最长的。5月4日，徐文惠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父亲要求非常严，不许子女搞半点特殊化，父亲说过，“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人家什么样你就什么样”。

　　女儿徐文惠：

　　父亲对家人抠门

　　对家乡慷慨

　　记者黄征

　　大姐在家乡当了一辈子农民

　　1935年，徐海东和一直在长征路上照顾自己的女护士周东屏结婚。徐文惠说，12岁参加红军的母亲身高不到1米5，但非常要强，人也很善良。

　　“1949年爸爸在大连休养，5月份武汉刚解放，妈妈觉得徐家为革命死了那么多人，就想请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叔叔帮着寻找我大姐，没想到连同二姐也找到了，妈妈就把大姐和姐夫、二姐一起接到大连。”

　　大姐徐文金夫妇在大连生活一段时间后，丈夫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两人想回大悟。徐海东说：“我尊重你们的选择，我的女儿不是不可以做农民，那就回去当个好农民。”

　　就这样，徐文金在家乡当了一辈子农民，她生了4男1女，孩子的名字都是徐海东取的，他们至今生活在当地，两个儿子还入了党，一个儿子在部队当了7年兵。

　　二姐徐文玉读的是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

　　子女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徐海东对孩子们的要求非常严，公家为他配的专车，他从来不让子女们乘坐。徐文惠记得，当年她和哥哥徐文伯、二姐徐文玉在大连读小学，为了赶7点钟的早自习，他们每天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吃完早饭后搭电车去学校，下午放学也是自己坐车回家。

　　“爸爸说，‘我给人民做了点事，负了伤，这个车是党和人民给我用的，不是给你们用的，你们和普通的劳动者是一样的’，我们从小就是接受这样的教育。”徐文惠说。

　　就连公家配发的信封、信纸、墨水，徐海东也一律不许孩子们用，而是给钱让他们自己去买。

　　徐海东还教育子女，钱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家的钱，私人是不能花的；一种是自己的钱，但也不能随便乱花。

　　徐文惠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节约、每笔钱记账的习惯，“小时候3分钱的冰棍儿都得记账，长大后就习惯了不乱花钱。对我的子女，我也是这样教育他们。”

　　对自己的家人，徐海东从来都把他们当作普通人一样对待。

　　1960年困难时期，有人劝徐海东把他在大悟的二姐接到城里，他说：“这可不行，如果我把二姐接来，那人民怎么办？那么多人都挨饿，光为我们家不行，都要同甘共苦。”

　　徐文惠当时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读书，她也跟大家一样，肚子饿的时候经常吃柳树叶，在农村劳动时跟大伙一起下田，“我就在那时候得了肾盂肾炎、浮肿病，但也不敢告诉父母。爸爸要求特别严，不许子女搞半点特殊，他说，‘我不会给你钱买高价的东西吃，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人家什么样你就什么样’。”

　　拿自己养病节省下来的钱建烈士墓

　　徐文惠于1939年出生，她4个半月时，在延安的徐海东被派到新四军工作，刘少奇化装成他的秘书，他们带着54名干部到华东去。“当年哥哥2岁多，一路上爸爸带着他，妈妈和少奇伯伯换着抱我，跟着部队一起走。”

　　兄妹俩每年过年都会收到父母战友给的压岁钱。到1949年时，徐海东把这些钱全部收走了。徐文惠说：“都是大银元，是我们的私房钱，可爸爸说，要用它在家乡买地建烈士墓。”

　　战争时期，徐海东家失去了66位亲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尽管他们都是为革命牺牲，但徐海东认为，为他们修墓是“自己家的事”，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不能给政府添麻烦。他拿出自己养病和老战友送的钱，加上子女得到的压岁钱，于1949年10月在家乡大悟建成“徐海东亲属烈士墓”。

　　徐海东1970年去世时，除了一些书和照片，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徐文惠说：“父母觉得，培养我们有知识有文化，把身体搞好，就是给我们的革命本钱，就是遗产。”

　　徐海东对家人“抠门”，对家乡却很慷慨。新中国成立不久，徐海东找安徽省要了40多万株茶树种到大悟，如今这些茶树成为乡亲们的“致富树”。后来，他还筹资修通了从大悟到武汉的公路，帮助家乡建起了烟厂、化肥厂、榨油厂。

　　这些年来，徐文惠一直积极为父亲搜寻史料，出版纪念文集，宣传红色历史文化等。如今，徐文惠牵头成立了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并担任会长，她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光辉的历史，宣传和继承父辈的优良品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你有一口气，不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耻辱。’父亲这句话，教育了我一辈子。”徐文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