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学者吴小如：晚年头脑清晰 记忆力依然惊人

　　吴小如先生5月11日故去，消息传开后，我很快收到了在本报学术周刊草创伊始便与先生交往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政协报原社长卢昌华的短信，他说：“20多年来，吴先生一直对政协报非常关心，不仅为《学术家园》题写刊头，而且多次撰文，为提高本报的质量和影响作出了贡献……”报社刘未鸣总编和李红梅社长嘱我以报社的名义敬献花圈。作为长期接受先生恩惠的本报学术周刊编辑，对于先生的故去，我的心情极其悲痛。

　　先生今年93岁虚岁，对于自己的离去，可以说，是早有准备的，尤其是2010年老伴去世后，就我的亲耳所闻，他几次提到自己的“身后事“。而最能体现先生对“身后事”的安排的，就是2012年，先生90大寿，也即执教北大40周年之际，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学者吴小如》一书。

　　这是一本纪念性质的文集，文章的作者均为先生的友朋和门生，大家或者介绍吴先生如何教书育人，或者评价先生的学术成就，或者绘声绘色地描述先生的学者风范。像这样的文集，按常理，出版应该放在“身后”，但慧识如先生者，却坚持把这件事情办在生前。记得计划出书的时候，他跟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今年不是90岁吗？我不愿意等我咽气了闭眼了出一个纪念集，我也看不见。我就跟那几个学生把这个意思说了，说我不愿意死了以后出纪念文集，说好说坏我都看不见。”这就是先生的意思，他的头脑清楚一至于此！

　　先生的晚年，头脑惊人地清晰，尽管3年前的那场中风，影响了他的口齿，但他的记忆力依然惊人。比如说，《学者吴小如》中，收有袁良骏先生(也是先生的学生)回忆“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与先生惺惺相惜的一篇文章。该文在收入文集前，先期发表在本报的学术周刊。吴先生从报纸上看到后，一次很当回事地告诉我：“袁良骏这篇文章中说，我们从鲤鱼洲离开，是最后一批，错了！不是最后一批，是倒数第二批。我们两个人给分到一个帐篷里，可是不是一宿，我们是一个星期！在那个地方，没有其他的人，就我们两个人。黑天白天，看(音堪)地也没我们什么事，只能聊天。”这就是真实的吴先生，日常的吴先生，较真到可爱的吴先生，多老亦是如此。

　　先生最近两年，虽然手不能再写文章，但对学术界的一些现象，一样有评论“发表”。《学者吴小如》中，有篇文章是檀作文博士谈吴先生如何教他读《诗经》的。檀博士本来是费振刚先生的学生，费先生出国，把他委托给吴先生照管。檀博士研究朱熹《诗集传》，为了指导他的论文，吴先生把《诗集传》从头到尾重读了一遍。一次闲聊中，先生有感而发，问道：“带了他以后，我有个感觉，带研究生是个很累的工作。现在做导师的，听说同时带五个到十个人，我心里想，你不能十个人一个题目，要十个人十个题目，怎么带呢？听说，现在都叫老师老板，老师把学生当苦力？”有人称吴先生为学术界的警察，有时我想，这个称号对于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先生来说，倒也颇为形象、贴切。

　　2012年，与纪念文集的出版同时策划的，还有出版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先生不找校方而坚持由学生自行组织。他告诉大家：“就借出版社的一个地方，或者借学校一间屋子开。北大官方不通知。”为什么不通知呢？先生给出的理由未免“黑色幽默”：“有一位和我同岁的赵宝煦先生，学校刚给他过完生日他就故去了……”

　　以我的观察，先生最后仍念念不忘的，是老伴的生病与故去。一次他说：“我爱人是2010年故去的，不是米寿，她要是米寿我高兴死了。”还有一次，他说的较多：“我爱人在去世以前，住院抢救了7次，6次在武警总医院，出来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多活了两年，直到故去。有人说她是植物人，不对，她是老年痴呆。混横不讲理。我是又心疼她又受不了她老跟我吵架。结果2009年我脑梗，出院后因为要休息，怕吵，就住到中关新园一段儿。老伴没有了，家人也没告诉我，等他们把丧事办完了才告诉我。她是2010年10月5号没有的，我是10月15号回来的。等我回来，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每当谈及此事，孤独感伤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由于工作逐渐繁忙，我看先生的次数不像从前那么多。但每次见面，他都能指出上一次见面的大体时间，令人感动。我想，这一半是因为先生的记忆力实在好；另一半，大概是人越到晚年越容易重情重义的缘故吧。去年春天他说：“你去年的这个时候来过一趟，不是，你去年来得早，还是冬天的时候，是春节前后。你那次来是两会以前，今天你来是两会以后。你总是两会的时候特别忙。”不久前，我们谈到了《红楼梦》，他告诉我，他的学生陈熙中是搞《红楼梦》的，但陈老师不研究《红楼梦》的艺术和思想，他做《红楼梦》的考证，考证里边的字。我问，《红楼梦》是北方方言吧？先生肯定地说，《红楼梦》里是哪儿的方言都有，不可能成于一个人之手！可惜这个话头我当时没有引导他展开，大概觉得总还会有机会吧，谁知道，这竟然成了吴先生谈红而留在我的脑海里的永恒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