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小说创作最高境界是完成"灵魂与现实"共建

　　编者按

　　关于文学，阎连科制造的话题从没有间断过。奖项袭来，阎连科依然低调，消息也只是来自一个小V的微博。2014年5月末，以卡夫卡命名的文学奖首次颁给了这位中国作家，最具争议、甚少获奖的阎连科已成为这几天最热门的文学人物，甚至已经有人在期待话题将持续到秋收时节。“该读书时读书，该写作时写作吧。”阎连科貌似平淡的回应难掩他作品的震撼力，我们也乐见这位喜欢创新的文学人为中国文学“再立新功”。中国文学需要在争议中创新，也需要走出去展示自己的精彩。

　　给中国文学插标签的人

　　黄里

　　人们把“荒诞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冠在阎连科的作品前面时，这位中国颇具争议性的作家给自己定位为“神实主义”作家。

　　阎连科自封门派，笔者认为理由有二：2011年，阎氏出版文艺评论集《发现小说》，把小说创作手法定位为“控构的真实、世俗的真实、生命的真实、灵魂的真实”4个层面，认为只有完成“灵魂与现实”的共建，才是小说创作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当下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品还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徘徊，也就是说，仅仅完成了把故事讲好。因此不同作家的作品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性。正是第二点，让他备受争议。

　　阎连科要闯出一条独特的表达方式，因此给自己一个“非主流”的定位，并不断实践着。

　　回眸阎连科过去的作品，《丁庄梦》里的村民以卖血为业；《黑猪毛白猪毛》里的村民为上级犯案顶包；《受活》中的村民出卖自己残疾的身体……借现实生活的局部景象反映生活的变迁与人性纠结，是阎连科一直的创作追求。去年，阎连科长篇小说《炸裂志》的出版，再次引发小说写作方式的争论。《炸裂志》的故事未必有新意，一个被众多作家写滥了的农村变迁故事，村子变成了乡，乡变成了镇，镇升级为城，还想变为大都市。《炸裂志》再现的社会故事依然是来自于生活，再离奇也没有网络上、都市报纸上的社会故事震撼人心。重要的是，他力图建立小说“写作结构”新模版的尝试，借用方志形式来书写小说。

　　阎连科的批评者认为他的小说太过黑暗，而他的支持者认为“这才应该是中国文学的高度”，有爱才有愤怒。读过卡夫卡《城堡》《变形记》的人都知道，卡夫卡“变形”的表达方式影响了其后的整个文学世界，成为20世纪文学创作效仿与追逐的先驱。因此，当听到阎连科收获卡夫卡文学奖时，许多人会心地笑了。让中国“阎粉”高兴的还有另外一个“大数据”：2004年和2005年，奥地利女作家耶里内克、英国戏剧家哈罗德·品特在获得卡夫卡文学奖之后，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会是今年世界文学奖的大赢家吗？虽然喜欢阎连科的作品，笔者还是要在这里浇点凉水，上述大数据里也有这样一个名字，我们太熟悉的村上春树，一个屡屡与诺奖擦肩而过的人。无论到了秋天，斯德哥尔摩瑞典文学院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惊喜，我都愿意继续阅读阎连科不断呈现的有标志意义的“新作品”。

　　沿着神实之路去往现实之地

　　——说说《炸裂志》

　　□熊燕

　　炸裂村成为炸裂镇的时候，村长孔明亮变成镇长。他拿着一纸任命书，铁树开花，枯草变绿，之前无法征服的女人站到他面前，衣服纽扣自动脱落。

　　阎连科说，看上去荒诞的情节，有其内部的合理性。因为普遍的观念是“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上述情节所以具备内在合理性。

　　只考虑内部合理性，而不考虑表面的合理性以及原因——这就是阎连科所说的内因果。他写作《炸裂志》时采用的神实主义，即是以内因果为核心。

　　去年11月，广州方所，《炸裂志》的读者见面会上，阎连科如此讲述他的创作。

　　阎一口河南话，单手执话筒讲了差不多一小时。与他不大容易听得清的方言相比，《炸裂志》是一本容易读的小说。

　　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给中国的小说家们带来巨大的诱惑和挑战。现实的复杂性和荒诞性，比文学创作更具想象力。

　　2008年以来首次推出长篇小说的阎连科，在这次创作中意欲采取新的创作形式，实现他对中国这段当代史的文学表达。

　　炸裂的原型是深圳，在书中被移植到他的家乡河南。而读者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中国。

　　在炸裂从一个村飞速成为超级大都市的过程中，在一连串貌似匪夷所思的事件中，总会读出似曾相识的感觉。

　　村长带领村民扒火车；朱颖带领村子里的女人靠身体发家；军人们挂满军章齐步走，楼房建起来了——中国的现实在神实的不可能中发生。

　　与摘录若干社会新闻构成他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余华相比，阎连科用神实主义、地方方志这样的写作形式表明：他对现实社会不仅有见闻，更能创造文学高于生活的效果。

　　在情节的快速推进中，整部小说可以吸引人从头看到尾。人物的脸谱化，却是小说无法忽视的问题。角色个性的单维度发展，最终使得孔明亮们沦为作者创作的符号，而非丰富的个体。

　　在这一点上，与早他几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村上春树相比，阎连科的创作还是急了点，糙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