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甄嬛传》看得疯掉了，好看(图)

白先勇与父亲,1963年1月在台北松山机场留影。

　　白先勇说，愈到晚年，发现自己跟父亲白崇禧越来越像。“从前还不太觉得，年纪大了才发现，咦，怎么越来越像爸爸。他做事常常锲而不舍，不做成不罢休，很少说半途而废。”

　　这些年，白先勇确实如此，做昆曲如是，写父亲亦如是。继《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之后，白先勇马不停蹄又带来一本有关父亲的新作《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之所以有此书，是因为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受蒋介石委派，白崇禧赴台湾宣慰，处理善后事务。

　　“关于我父亲，有太多的话想说，怎么写都写不完。”白先勇长叹道。

　　李欧梵先生用三个梦来概括白先勇的一生：《台北人》的文学梦、《牡丹亭》的青春梦，现在他还正在做着“父亲”的民国梦。梦正酣，尚未醒……

　　有梦的人常常比较容易幸福，77岁的白先勇身体里藏着的还是那个当年趴在钢琴上，手执一杯曼哈顿，纵酒欢歌的年轻人。讲起话来两眼放光，说到兴起处从沙发上立马直起身子，用手不停地拍打膝盖。说到动情处，他的手指则在腿上轻点，就像在弹奏一首钢琴曲。

　　和白先勇聊天总是从下午开始，多少年来他形成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晚上读书写作，一直到天亮，上午是他的“夜晚”，“晚上很安静，我的书大部分都是晚上写出来的。”

　　话题一般是从“父亲”开始，以“文学”结束。儿子写父亲难免有些“不客观”，他说，“人之常情，我不为我父亲说话，我为谁说话？”……隔了半晌，补充道，“但史料都是在的，我不是凭空瞎写。”——文学还写不写？一只手重重落在腿上，嗓音提高八度，“有的！有的！一本一本来嘛。”

　　谈父亲

　　很多人说我为我父亲讲话，

　　我不为我父亲讲话，我为谁讲话？

　　北青报：我们都知道您刚刚出版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还正在写父亲的传记，为什么要单独出版《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

　　白先勇：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丧失生命，多少心灵受到创伤，多少家庭遭遇不幸。在我看来，1947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不仅是台湾史上，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1894至1895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台湾人民是这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1937至1945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战争，大陆人民丧失上千万生命，亦是最大的受害者。而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两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残杀起来，留下巨大的创伤和难以弥补的裂痕。对待如此严重的历史事件，当务之急，是把当年的历史真相，原原本本彻底还原。只有还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后达到谅解。

　　北青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

　　白先勇：二二八发生的1947年，我当时还住在上海那栋洋房里养病。不过碰巧的是，陈仪在派去台湾之前，是我们的邻居。他的日本太太我每天看到，那个时候房子很奇怪，栏杆有很大的缝隙，能够看见对面的。

　　我是1952年从香港到台湾来的，离开二二八事件不过五年，所以他们记忆犹新啊。当时我15岁，在建国中学读书。我念中学以至上大学的年份里，常常遇到老一辈的台湾本省人士对我这样说：当时要不是你父亲到台湾来，台湾人更不得了啦！我父亲过世的时候，上千人来祭悼，很多人都是我不认识的，扶老携幼，可以看出台湾人民对他的感念。

　　北青报：这本书和《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不同的是，你是和廖彦博一起合作的，主要的部分由他书写，而您则负责与一些当事人的口述部分。

　　白先勇：虽然我因为撰写父亲传记，涉猎过不少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书籍，但我本身未受过史学训练，搜集资料，取舍分析，对我来说，是一件吃重而不讨好的工作。幸亏我找到合作对象，青年历史学者廖彦博。他这篇长达160余页的论文，考核翔实，观照全面，是迄今为止对父亲来台宣慰这段关键历史最完整的一则文献。

　　书中第二部分是口述访问，由我亲自主导。我一共访问了六位人士，六位受访者从各种角度切入，让父亲宣慰台湾这段历史不仅只存于文献记载，也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比如萧锦文，他已经被推到大卡车上，往刑场枪决。可是卡车走到一半，又折回头，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过一劫。萧锦文后来出狱后，舅舅邓社长告知，是父亲那道“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千钧一发，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我访问萧锦文时，他已88岁，提到这段往事，仍十分激动，他紧握住我的手，颤声说道：“是你父亲那道命令，让我多活了66年！”

　　北青报：改变写作的方式是不是您从《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就感觉到了一种历史写作的困境？事实上那本书出来以后，也有读者有一些不同意见，认为有些“文过饰非，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白先勇：很多人说我为我父亲讲话，我不为我父亲讲话，我为谁讲话？很多事情他不晓得跟我讲了多少次，我知道他的看法。当然其中必然有个人的看法，但都是凭史料，没做过的事情我不会讲，尤其这本书，在台湾非常敏感。

　　北青报：作为一个父亲，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呢？

　　白先勇：我父亲虽然很威严，但他能够讲理，你可以说服他。当初我从台湾成功大学水利系考台大外文系的时候，当时家长肯定不会同意的，会被骂死的，但我父亲没有生气。人各有志嘛，他年轻时不也一样？

　　谈文学

　　文学和历史我都喜欢

　　有时候文学的影响比历史还要紧

　　北青报：有评论家说，《台北人》以文学的方式写历史，《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则是直接用历史的方式写历史，您自己有意识到吗？

　　白先勇：文学的作品都是在潜意识完成的，但背后那个历史架构在那里。我在《台北人》的卷首引用了乌衣巷那首诗，有民国的那个东西在那里。

　　北青报：您更喜欢哪一种写作呢？

　　白先勇：文学和历史都要紧。文学当然对我来讲是我的志业，有时候文学的影响比历史还要紧，我的《台北人》肯定比《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卖得多，不停地重印，别人对我的印象都从那里来的。但是历史可以反观当作文学的注解，你如果把两本书合在一起看，可能就更了解了，有人说真相大白，当年为什么那样写，原来我心中还有历史的意识。

　　北青报：嗯。确实很多人现在都会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来为《国葬》和《梁父吟》当注解。当时写父亲和今天写肯定是不同的？

　　白先勇：几十年前要写历史，还没到那个程度，历史需要在一些人生凝练以后。文学比较直接一点，感性一点，历史比较理性，有根有据。感性还是理性，其实两个我都有，我喜欢看《史记》，看历史、传记这些东西。

　　北青报：你曾谈到在“五四运动”一百年的时候，希望中国能迎来又一次文艺复兴，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现在你看到这样的苗头了吗？

　　白先勇：难啊。这个要命啊，但不能不做啊。我的昆曲就是一个实验，脱了九层皮，累得我啊。人家说你干吗啊，其实这等于是一个事业，一个载体，我试试看，我们的古文化还有没有。昆曲给我很大的信心，我们的古文化给它适当的养分，它可能把我们过去的源头跟现代接起来，重新“回春”。

　　再往深层看，我们很多问题出来，都是文化问题。我们文化的传统支离破碎，所以这个不对，那里也不对，21世纪对我们这个民族很重要，能不能复兴就在此一举，需要全民的共识，我们都有这个心，我想会成的。

　　北青报：我记得您曾经谈到过在创办《现代文学》这本杂志时的背景，有一点对“五四”时期文学腔调的不满？具体指的是什么？

　　白先勇：五四以来，那个时候白话文还不是很成熟，常常受西方翻译的影响。那个年代的白话文创作的确很多很幼稚的，比如说巴金早期那些，郭沫若早期那些。巴金后来写得好了，《寒夜》就很棒，那个时候白话文有点文艺腔。

　　北青报：但您喜欢鲁迅？

　　白先勇：鲁迅厉害了，很老练。他40岁才开始写，而且别忘了，他虽然是反传统的，但他自己古书念得很多的；他也很奇怪，创造出自己的文体，还蛮有味道的。《红楼梦》那个传统才是正宗的，还有三国、水浒、西游、儒林外传，我们把这个丢掉了，现在写小说的人要先看这些，不看这些不行的。现在年轻人不太爱看大部头经典，爱看连续剧，但是文字也要紧的，所以我虽然已经退休了，还被绑回台大教《红楼梦》。台湾的大学生也不耐烦看《红楼梦》，我说不行，这本天书要看的，从头看到尾。

　　北青报：在大陆也是这样，上次做过一个调查，死活读不下去的文学名著，《红楼梦》居首。王蒙先生就很生气，他说连《红楼梦》都读不下去，是中华民族读书人的耻辱。

　　白先勇：我同意。怎么会这样？我以前讲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一种是没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现在我要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红楼梦》的，一种是没看过《红楼梦》的。

　　北青报：现在出版的新的文学作品你都看吗？比如台湾更年轻一辈的？

　　白先勇：我都看的，那是一种新的风格。大陆的我也看的，韩寒我也看的，再年轻一些的就看不过来了。据说你们这边每年上千本小说，看不过来的。

　　北青报：有您比较喜欢的吗？

　　白先勇：我还是比较喜欢中生代的那批作家，莫言、余华、贾平凹、苏童、王安忆他们这一批。

　　北青报：对于这批作家，似乎现在有一种现实焦虑症，读者也习惯性地批评说现实太精彩了，作家在这个荒诞的现实面前输掉了修辞？

　　白先勇：作家现在确实需要一种特别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现实确实变化太快了。这三十年，可能在人类史上也没有这么大的变化，目不暇接，不怪作家赶不上这个变动。以前我们讲记忆，现在写一个城市的东西，过两年就不见了。北京，我来过很多次，好像过几年就是一个新城。

　　这种情况下，作家要自己想办法。我的看法是，文学是写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不变的，除非哪天发明一种药，人变成外星人了。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抓住永恒的东西来写，总是会触动人的不变的东西。最近，我的小说《孽子》在台湾改成舞台剧，轰动得不得了，观众哭成一团，连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自己写的东西，自己也掉泪，真要命。我想，那就是因为它里面抓住了一些不变的东西——人伦。

　　谈两岸交流

　　文化是两岸交流最大的公约数

　　《甄嬛传》看得疯掉了，我也看，好看！

　　北青报：您曾经说文化是两岸交流最大的公约数？现在两岸的文化交流您觉得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白先勇：文化是两岸之间的一种共识。不是政治，经济，利之所趋。文化上，两岸、全世界的华人、中华文化、文明都是共识，真的要努力复兴我们的文化，有可能的。青春版《牡丹亭》成功的意义在哪里？那就是两岸合作的一个大文化工程。

　　表面看来，两岸交流已经相当频繁。台湾对这方面的影响，邓丽君、琼瑶、周杰伦，流行的，台湾戏剧、台湾的文学也渐渐引进了。大陆的文化到台湾去的，也有不少，连续剧《甄嬛传》看得疯掉了，我也看，好看！《雍正王朝》，席卷台湾；昆曲很奇怪，台湾喜欢大陆的昆曲，听戏的也有，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远不够。文化其实就是文化，不要涉及政治，真正的文化交流，还可以深入，大陆文化这么丰盛，这方面应该加强，应该让台湾感受到民族认同。

　　北青报：昆曲接下来还有哪些计划？

　　白先勇：北大的昆曲课程还要继续做下去。这个课程很贵，一年一百万。我又帮他们找了钱，美国一个基金会。我希望北大能够一直接续下去。以前，俞平伯他们本来就在北大教昆曲，我帮助恢复北大的传统而已。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又设立了一个，明年在台大再设立一个，内地、港台都有昆曲中心。我希望在校园里头，把昆曲当做一个文化启蒙课程，学生喜欢嘛，又有戏看，又有课听，潜移默化地，5年在北大教了好几百学生出来了。西方谁不学古典音乐、歌剧？我们真的缺少这些。对自己文化，文化复兴，要从教育开始。

　　北青报：您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比如父亲的传记什么时候能写完？我们已经太久没有看到您的小说了，还有计划写吗？

　　白先勇：我父亲的传，写不完了，太复杂了，他和蒋介石40年的关系太复杂了，写不尽，一本一本慢慢来吧。小说也会写，肚子里有一大堆，出版的时候再说。

　　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

　　摄影/严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