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解密》是我的一次历险攀登 是一种宿命

　　《解密》在国内知者不多。但我坚信，书像人一样，有自己的命运，命运总的说是公平的。《解密》于我而言，似乎不只是一部小说，而更像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总算苦尽甘来，有个完满结局。

　　过去那么多年，我还清楚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当时我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地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那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恐怕不是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经历了从解放军战士，到武警士兵、到转业军人、到国家干部、到有职无业的闲人等“几重变换”；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在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最后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我以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抛弃它，从六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十一万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经想放弃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生出小树枝，不屈服于死。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和蛮劲。我深切地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了。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是我的一种宿命。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本真本色的苦和乐，也是我不灭的记忆。也正因此，我对《解密》有今天的善终以及给予过我帮助和关爱的家人、朋友、编辑、作家和评论家，甚至部分与我有联系的热心读者，都怀以特别的感动和纪念。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