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沈阳审判溥仪出庭作证 战犯当庭磕头认罪

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

溥仪(左二)出庭作证

日本战犯在特别军事法庭上受审

　　核心提示

　　7月3日，中央档案馆在网上公开被判刑的45名日本战犯笔供。这45名日本战犯中，有36人是在沈阳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的一栋小楼内受审、宣判的。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对包括“9·18”事变以来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前日本陆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45名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

　　调查取证

　　证据多得屋里堆不下

　　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宣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审判、处理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争罪犯。同时，成立了以贾潜为庭长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当时在我国抚顺、太原两地关押的1113名日本战犯，是东京审判、南京审判和伯力审判的日本战犯之外，比较次要的乙级、丙级战犯的一部分。

　　缜密的工作为审判成功奠定了基础。早在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从中央机关和各省市有关部门调集366名干部组成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曾参与对日本战犯公诉的原辽宁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郭春来回忆说，东北工作团先后分赴全国12个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查阅档案8000余件，提取人证2.67万件。并将讯问、调查、取证核实的43.14万页材料装订成2918册案卷。“最后屋子里都装不下了，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放材料。”

　　在如山的铁证面前，加上管教和侦讯人员的思想攻势，战犯们的思想堡垒开始崩溃。随着伪满洲国的二号人物——古海忠之等要犯交代罪行，其他战犯也开始打开记忆的闸门，供述他们的滔天罪行。

　　中央对侦讯审判日本战犯工作要求特别严，“严丝合缝，万无一失”。由这些材料共同构成的战犯罪行卷宗，每一个至少有一尺厚。卷宗形成后，破例交给战犯本人看，有问题和疑问可以提出来，无异议就要一页一页签字表示承认。“这些日本战犯以前对待中国人随意杀戮，而我们侦讯他们，完全靠事实和证据，别说毒打，一个巴掌也没有拍。”郭春来说。

　　依照国际惩治标准，日本战犯中的一些人自测，他们这千把人至少要有百十号将被处以死刑，而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长期徒刑者将以数百计之。根据中央“不杀少判”的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反复斟酌缩减，最后敲定的起诉人数为45人。

　　沈阳审判分为两个阶段，6月9日至19日，对铃木启久等8名军队系统战犯进行审判；7月1日至20日，对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等28名伪满战犯进行审判。6月10日至20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对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9名战犯进行审判。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

　　证人出庭 控诉战犯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审判期间，不断有证人出庭指控日本战犯令人发指的罪行。6月9日下午，62岁的张葡萄老人站在证人席上指控日本战犯藤田茂的部队在山西省安邑县上段村杀人放火的罪行时，气得全身发抖，怒不可遏，声泪俱下……“这位老太婆想要跳过桌子向我扑来……”站在被告席上的藤田茂如此形容当时张葡萄的表现。这个手上沾满了无数中国人鲜血的日本人，最初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还曾煽动部下制造骚乱，以此来拒绝改造。然而，通过在管理所的学习改造，他的思想慢慢发生变化。尤其是作为战俘的他能吃上白米饭，而管教人员们却只能吃粗粮，这事儿让藤田茂受到不小震动。这个曾自称“以死效忠天皇”的人，最终作了悔罪发言。法庭上，他亲口供述称，曾教育部下“刺杀比枪杀有效果”，“甚至连无辜的婴儿也残杀了”……

　　“1942年10月，对滦县潘家戴庄1280名农民采取了枪杀、刺杀、斩杀及活埋等野蛮办法进行了集体屠杀，并烧毁了全村800户的房屋。 ”日军第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供述称，从1941年12月至1944年10月，自己指挥所属部队在河北省冀东地区和河南省等地“扫荡”、“讨伐”，制造了6起惨案。“潘家戴庄的大屠杀是我命令的。我把居民全部集中在一个大广场上，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6月10日下午，当年从埋人坑里逃生的幸存者周树恩，在法庭上开襟敞怀，袒露遍体伤痕作证，说他家12口人被日军杀害了6口，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

　　“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铃木聆听这位44岁农民的陈述，深深地低头躬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特殊证人 “末代皇帝”溥仪出庭

　　在沈阳审判期间，一个证人的出现格外夺人眼球，他就是被称作“末代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在回忆1946年8月期间4次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作证的情形时，曾清楚地记得自己返程途中对苏联上校说的话：“我想不通，为什么发动战争的日本皇帝(裕仁)不是战犯，我倒成了个战犯？他还是个真皇帝，我不过是个假皇帝！”

　　管教人员曾这样解读溥仪：“如果说，10年前在东京(审判)，他是以伪皇‘康德’来作证，怕死回避，公然撒谎，那么10年后他在沈阳(审判)，则是以认罪的溥仪来作证，实事求是，言之凿凿，句句有说服力。”

　　在沈阳的法庭上，当溥仪入庭时，庭内所有摄影记者的镜头都集中到他身上。在当年留下的庭审录像里，细高的溥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套犯人穿的深蓝色衣服。他在证人席上站稳之后，从上衣兜里拿出书面材料，揭发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以及其辅佐者古海忠之，操纵伪满政权奴役中国东北人民的罪行，“在伪满，各部的日本人次长，各省的日本人省次长，各县的日本人副县长，都是由武部六藏直接指挥的，而伪各部的日本人次长、省次长、副县长都是掌实权的。这就形成了武部六藏对伪满洲国的由中央到地方的整个操纵支配网。”

　　受审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法庭上四次垂头，两次流泪，供认伪满皇帝溥仪和“大臣”、“省长”出庭作证的证词“是事实”、“全部属实”、“完全真实”。他说：“我认识到自己当然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对我进行审判，处以死刑。”

　　被告战犯

　　当庭跪地磕头认罪

　　岛村三郎，曾任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1939年，他纠结同伙射杀抗日武装人员130多人，抓捕和平居民2595人，一次集体枪杀和平居民42人，将19人捆着铁丝投入冰窟，制造血染江红的“三肇(肇源、肇州、肇东)惨案”，又亲手建立秘密杀人场“三岛化学研究所”。“前年听说自己的长子死了。收到妻子来信那天，我在运动场的一个角落里失声痛哭。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却是一个魔鬼。因为自己孩子的死，我有流不尽的眼泪，而当年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们的儿女，却从未流过一滴眼泪。我痛恨自己是一个已经没有资格活在人世的鬼子。我深感自己是个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请求判处死刑。”在法庭上，他就地后退了两三步，双膝跪倒在地，“在这块洁净的地毯上，留下了我真诚悔罪的眼泪和手掌的痕迹。”

　　战犯藤原广之进在法庭上也边哭边陈述：“我也有妻子、儿女，当我杀害中国共产党汤原县委书记时，他的婴儿正在啼哭！ ”之后，他缓缓地曲着腿，弯腰跪在了法庭上。

　　可以说，在沈阳庭审上，全体受审战犯个个谢罪，无一赖罪，这在国际审判中是史无前例的。6月19日，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铃木启久等8人13年至20年有期徒刑。

　　“对我只判处有期徒刑18年，这实在是想都想不到的宽大政策。 ”古海忠之说，“我真不知道我应该向受害的中国人民说什么好，我只有由衷地表示感激和致谢。”

　　遣送回国

　　日本战犯泪别管理所

　　在这次审判中，中国政府除了对45名战犯分别在沈阳和太原进行审判外，对其他在押的897名职务低、罪行轻、改造表现较好的下级官兵，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并立即释放回国。1956年6月21日，当最高检检察员、军法少将王之平在抚顺宣布首批免于起诉人员名单时，被免于起诉的战犯感激得号啕大哭。

　　而45名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战犯，也均在1964年3月前全部释放回国。

　　这些被释放的日本战犯，确实是真心悔罪。他们回到日本后，组建了 “原日本战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中日友好”为宗旨，积极促进中日民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担任首任会长的，便是此前在沈阳接受过审判的原日军中将藤田茂。

　　据《半岛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