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电影仍然传承着伟大传统

 　　和通常定义的当代文学的起始年代不同，丁亚平的《中国当代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把中国“当代电影史”的元年选在了1978年。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30余年来中国当代电影发展的通史著作，作者说，他的目标并不是写出一个“面面俱到、定于一尊的百科全书”，他“更多是想借此为将来开放的电影史书写、为电影史学探索各种可能性先期地做一点工作”。作者非常谦虚，但这个话显示了他的雄心。

　　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事业开始复苏：1977年，生产故事片18部，到1978年，就有了40多部。而在仅仅几年前，偌大中国的故事片年产量曾经为零。新拍的这些影片，大致分三类：一、即时的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如《十月的风云》；二、革命历史题材，如《大河奔流》；三、“惊险影片”，如《黑三角》、《猎字99号》等。新时期伊始，中国电影面临着不同寻常的历史任务，那就是“拨乱反正”，在觉醒电影意识的同时，意味着扬弃工具论的束缚，释放电影的本性，也就意味着人的尊严的觉醒和人性的复归。1978-1979年是中国电影转折的年头，创新的年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此后短短几年，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郑洞天曾把这种变化概括为：“电影作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从仅仅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中的分化，一类电影(影戏)向多美学、多形态、多风格电影的分化；一类电影(政治艺术片)向艺术电影、宣传电影、商业电影、实验性电影以及多元交叉电影的分化；创作主体(以导演为代表)从非独立的一体化向自主自立、各成一家的代群体乃至艺术家个体的分化；电影理论在独立过程中对创作实践的‘超脱和理论自身分化’”。这段时间，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时期，经历了在电影形式方面的大量的创新实践，以第五代导演异军突起为主要特征的影像美学的崛起，随后，开启了一个多元化探索的新时代。几代导演在这一时期同时活跃在影坛，成为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的一大奇观。

　　百年中国电影，是有着伟大传统的。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有一套大书出版，就是八大卷的《百年中国电影精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是一个比较系统完备的史料汇编。当年，我与该书主编做了一个对话，就以“重温中国电影的光荣传统”为题。其实，这个传统不仅光荣，而且伟大。如果概括地说，这个传统就是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传统，追求现代性与艺术性探索的传统，还有，就是服务中国广大普通大众的娱乐精神。

　　在中国电影的萌芽时期，张石川、郑正秋等中国最早的电影导演，就拍出了《难夫难妻》、《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火烧红莲寺》等多部既叫好又叫座的影片，使电影由最初的舶来品逐渐转变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种娱乐方式。进入上世纪30年代，特别是在左翼电影出现以后，孙瑜、沈西苓、史东山、蔡楚生、夏衍、田汉等一批优秀电影人又拍出了《春蚕》、《渔光曲》、《神女》、《大路》、《马路天使》等优秀影片。抗战胜利后，一批知识界精英人物进入电影界，拍出了《小城之春》、《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作品。

　　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在1949年以后的电影作品里更加凸显。新中国的第一代导演水华、崔嵬、成荫、凌子风、谢晋、谢铁骊等导演的作品《白毛女》、《南征北战》、《董存瑞》、《红旗谱》、《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烈火中永生》、《红色娘子军》等都印证了这一点。1959年“十年大庆”那批献礼片，名片荟萃，像《青春之歌》、《林家铺子》、《林则徐》、《风暴》、《战火中的青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等。这些作品都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紧密联系，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生活，体现出中国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吴贻弓、丁荫楠、郑洞天、黄蜀芹、黄健中、滕文骥等执导拍摄的诸如《神圣的使命》、《生活的颤音》、《巴山夜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苦恼人的笑》、《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等也都坚持了这一传统。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等在专注于这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同时，他们的影片《黄土地》、《红高粱》、《黑炮事件》等在电影表现的美学意义上又向纵深方向进行了新的开拓。

　　记得早期的一位电影评论家说过“影戏为人生”，影戏可以“宣传文化、改善社会”，它可以“传达一种感情于他人，而这种感情能令人幸福”。按照一些电影理论家的说法，中国早期电影人和观众对电影的认识，是通过观看影片逐步认识的；而这种认识更多的是从感觉和体会中得出，它自始至终伴随着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作品的思想内容从来受到重视，接受这个传统的人，都会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直接影响作品的社会效果。所以，中国电影及其理论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具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贯穿着一种为人生、为社会的艺术精神。

　　丁亚平早年研究中国电影史，特别是对早期中国电影史下过非凡的功夫，有包括《影像中国》在内的多部著作问世。可以说，他是史家出身，但他的理论素养极好，是理论和史家功夫兼胜的学者。近几年，他给学界展现的，是他对现实的关怀。《中国当代电影史》一书完全超越了一般的电影史著作乃至文学史著作，以理论的品质展开历史的叙述，“记忆与解放的路：新时期电影的形成”，“改变与颠覆：人、艺术、商业的诗学”，“欲望的整体：价值、市场化与责任”，“他者的言说：开放的银幕与新兴电影的身份想象”，“文化空间与国营转向市场导向”，“明星的文化表征转移与重新语境化”，“话语的交换：电影体系变奏与挑战”，还有“主体性建构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理论观照，还有对现实的电影文本及电影现象的深刻剖析，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史学品格。

　　纵观百年电影历史，我们能够看到，电影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时代变化了，观众的欣赏趣味也要发生变化，电影要适应变化口味的观众，也要随之变化。1934年蔡楚生拍摄的《渔光曲》连映84天。上世纪40年代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连映100天，观众达到7.12万人次。上世纪50年代建国之初，观众对战争都很熟悉而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因此反映战争题材和新生活的电影受到观众欢迎。上世纪80年代初电影关注农村生活，关注对“文革”的批判以及娱乐性，上世纪90年代冯小刚的贺岁影片，都非常受观众欢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家电影政策的逐步放开，电影的产业化和商品属性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进入电影的拍摄领域。在市场多元化的需求下，商业性的贺岁片和国产主旋律大片、明星电影、艺术电影和文化电影，以及具有鲜明个性的经验个体写作，各种类型风格、针对各个年龄层的影片各领风骚。中国电影正迎来真正的大发展大繁荣时代。

　　中国电影，从1905年算起，已经有109年历史了。这100多年，如果从导演和演员方面说，可以用一个词形容，群星灿烂，而从电影作品说，佳作众多，有许多不朽之作，可以傲立于世界电影之林，甚至世界艺术之林。中国电影，是中国20世纪新文艺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就，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电影甚至在铸造、升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都做出了贡献———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来自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这首歌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编剧夏衍、田汉，还有导演许幸之，都是为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他们创造的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新文艺的伟大传统的一部分。当然，中国电影也是我们中国人民日常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更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代表。中国电影希望无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中华读书报》学术版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