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跨越时代的灿烂与荒凉

　　近百年来，在中国上演过的话剧难以计数，但是，如果只选一部戏作为代表，则非《雷雨》莫属。今年是《雷雨》剧本发表80周年，也是北京人艺的这部经典首演60周年。《雷雨》是戏剧家曹禺的第一部话剧，也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

　　青年天才创造经典

　　近百年来，在中国上演过的话剧难以计数，但是，如果只选一部戏作为代表，则非《雷雨》莫属。

　　它的作者曹禺，时年23岁，正在清华大学西文系读书。

　　曹禺本名万家宝，1910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官宦之家，母亲薛氏生下他后三天病逝。薛氏胞妹成为他的继母，将他视为己出。继母非常喜欢带他去看戏，这让幼年曹禺早早就觉得戏剧是“一个美妙迷人的东西”。15岁在南开中学读书的他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演了很多戏，并在《国民公敌》和《玩偶之家》中担任女主角。这些经历，毫无疑问对他未来的戏剧创作有着重要影响。

　　1928年曹禺被保送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随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清华期间，这个绰号“小宝贝儿”的才子，经常集导、编、演于一身，所以，又被称为“清华之虎”。

　　1933年6月暑假，曹禺开始了已经酝酿了5年的《雷雨》剧本创作。到8月底，惊世之作诞生。

　　《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是命运对人残忍的作弄。专制、伪善的家长，热情、单纯的青年，被情爱烧疯了心的魅惑的女人，痛悔着罪孽却又不自知地犯下更大罪孽的公子哥，还有家庭的秘密，身世的秘密，所有这一切在一个雷雨夜爆发。有罪的，无辜的人一起走向毁灭。曹禺以极端的雷雨般狂飙恣肆的方式，对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

　　《雷雨》在戏剧艺术上臻于完美之境。剧作完全运用了三一律，两个家庭八个人物在短短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却牵扯了过去的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狭小的舞台上不仅突现了伦常的矛盾，阶级的矛盾，还有个体对于环境时代强烈不谐调的矛盾，在种种

　　剧烈的冲突中完成了人物的塑造，其实悲剧早已潜伏在每一句台词，每一个伏笔中，只是到最后时分才终于爆发出来，化作一场倾盆雷雨，无比强烈的震撼了每个人的灵魂。

　　当年海上惊雷雨

　　《雷雨》完成后，由巴金率先发现了它的价值，他在1934年7月的《文学季刊》上全文发表了这部八万多字的作品。随即，它引起了中国现代戏剧活动家、演员、导演唐槐秋的高度关注。

　　1933年底，“唐老板”办起了以“民间、职业、流动”为特点的中国旅行剧团，倡导中国现代话剧演出职业化。唐老板致信曹禺，请他把《雷雨》首演权交给“中旅”，年轻的曹禺当然同意，但当唐老板向官方申请时，却三次被驳回，理由是“该剧有乱伦行为、有伤风化”。

　　官方的禁止没有拦住学生剧团们的上演热情。1935年4月，《雷雨》在日本东京公演。不久，在唐老板的奔波下《雷雨》终于获得官方许可证，他们的专业剧团在天津演出一炮而红，1936年转战上海，在最著名的卡尔登剧院上演三个月，依然场场爆满，观众连夜排队，甚至有人从外地赶来观看。

　　1936年，美国《密勒士评论报》记者采访鲁迅，问谁是中国最好的剧作家？鲁迅回答：郭沫若、田汉、洪深，还有“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这话说完没多久，《雷雨》已红遍上海滩，当时上海的文化名流亦纷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郭沫若说：“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他的这篇作品相当地受到同时代人的欢迎，是可能令人首肯的”；周扬更是鲜明地指出，《雷雨》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作者看出了大家庭的罪恶和危机，对家庭中的封建势力提出了抗议”；茅盾为其赋诗“当年海上惊雷雨”……

　　曹聚仁因此把1936年称为“雷雨年”。

　　谁人解我此中意

　　当中国话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纠缠在“易卜生主义”的思潮，热衷于“问题剧”创作之际，曹禺却说他的《雷雨》写的是“一首诗，一首戏剧诗”，而不是“社会问题剧”。他的《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觉得的天地之间的‘残忍’”，他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可是，几乎所有的演出，都是掐头去尾，只留下中间的四幕，让它成为了一个揭露封建官僚社会家庭问题、阶级矛盾的戏。事实上，原著上的序言和尾声，是曹禺非常看重的地方，他想以此“上升到人性的高度，探讨人性的问题”。当时日本留学生演出的时候，把序幕和尾声去掉，曹禺就不认同，还特意写了一封长信。他希望观众在看完这样一个惨烈的故事后，“能进入一个‘沉思的海’，带着思考走出剧场。”然而，这个超越于时代的天才，他的思想，并没有几个人能懂，他这个剧，其实一直没有遇到真正的知音！

　　1954年，北京人艺排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版的《雷雨》，当时周恩来把这部戏的基调定为“反封建”。可以说“每个动作都要演出阶级对立”；到了 60年代，《雷雨》更是被完全简化为只有“阶级斗争”了，人与人之间充满恨……

　　那么，当人们这么肢解一个伟大剧目的时候，曹禺在做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后，曹禺的思想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作为人艺院长，人艺排他的戏，他从来不到场，也不发表意见和议

　　论。后来，他甚至自己在《雷雨》里加强了阶级对立的成分，在《日出》里加入了反映帝国主义的东西。这些是以前有人批判过他的地方，现在他自愿地修改了，并且在开明书店出版……

　　“文革”期间，《雷雨》停演。

　　1978年，《雷雨》复排，长盛不衰。

　　而曹禺，那31岁前就完成了《雷雨》、《日出》、《原野》的伟大剧作，一直到晚年，还在说自己“还要写”！只是，他只能对着一个雪白的本子着急、发呆、甚至落泪……

　　他手里有一封黄永玉写给他的信，上面说：“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都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

　　经典，你还能永恒么？

　　2014年7月下旬，为纪念《雷雨》剧本发表80周年，北京人艺再度排演的“看家大戏”，却发生了频频遭遇观众笑场、有对造型的、表演的、甚至是对原作台词的发笑的，随后主演连发5条微博表达不满的事件，一时间热议纷纷。

　　这让人们去思索：《雷雨》遭笑场，折射的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文化现象，即个别荒诞现实与过度娱乐化造成对正面价值的扭曲表达；也是一个严肃文艺考量得失、接受挑战的契机。

　　或许，再伟大的作品，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之后，都难逃被解构的命运。“经典”终将成为时代的先锋者必须挑战的前朝权威，这似乎也是历史车轮的一条必然印记。

　　今天以及往后，《雷雨》，你还能那么惊人么？张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