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复出后加大工作步伐 亲自处理申诉材料(图)

　　“文革”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支配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层层揪”，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平民百姓都惨遭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国家干部总人数的17.5%，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75%。“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

　　本文系统梳理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几件冤假错案的批示，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历史细节，共同缅怀小平同志为推动历史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复出前后即提平反

　　1977年3月14日，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出来工作，他就对前来看望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提出，要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1977年7月，他批阅了有关许光达和林伯渠的平反和申诉材料。许光达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9年6月逝世。他的夫人邹靖华来信反映许光达平反后的有关情况，7月22日，邓小平阅后作出批示：“送在京政治局同志、军委常委各同志阅，退存军委办公厅。”

　　林伯渠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逝世。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秉元写来申诉信，控诉父亲逝世后受到诬蔑诽谤及其子女亲属遭受迫害打击一事，7月25日，邓小平函告华国锋、叶剑英阅后“请东兴同志考虑”。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正式复出。

　　亲自处理申诉材料

　　复出后，邓小平加大工作步伐，亲自处理大量的申诉材料。1977年8月10日，他在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要求恢复工作的申诉信上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

　　万毅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在邓小平批示后，当年11月，万毅就得到平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

　　也是在8月10日这一天，邓小平将刘少奇的子女请求尽快结束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审查、并批准她和子女团聚的来信批转汪东兴，请他酌处。刘少奇的案件复杂而敏感，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蒙受巨大的灾难。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请缨主管科技和教育，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名誉。为老舍平反就是代表性的一件事例。

　　老舍是著名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文革”开始后，老舍受到迫害，他不堪凌辱，于1966年6月24日凌晨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他逝世之后，有关部门对老舍一直未作政治结论。老舍夫人胡絜青多次向北京市委、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等部门请求解决老舍的结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由于老舍的结论不明，严重地影响了胡絜青一家人的政治生活，而且一些具体问题也久拖未决。1977年7月28日，胡絜青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了一封信，8月5日，又给王震写了一封信，请求中央批示有关部门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

　　8月13日，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即在《胡絜青请求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的来信摘报上做出批示，明确指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建议请吴德同志处理。”吴德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点名建议由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见重视程度之深。在邓小平的批示下，1978年初，老舍终于得到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78年6月3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正式为老舍恢复名誉。邓小平特意送了花圈以示尊重。

　　为王若飞、阎红彦、吴皓平反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触及的问题越来越深入。

　　1977年9月1日，邓小平就王兴要求为父亲王若飞恢复名誉的申诉信批示：“据我所知，王若飞同志在晋绥被捕和出狱问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王若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4月因飞机失事遇难。“文革”期间遭受诬陷。邓小平批示后，1978年初，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为王若飞平反。

　　12月4日，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阎红彦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作出批示：“我的意见，阎的骨灰以移来北京、专放八宝山为好，届时可举行简单仪式(例如一二百人)，必要时我可参加。”阎红彦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1月24日，邓小平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12月6日，邓小平就已故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一事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邓小平批示后，吴皓得到平反昭雪，于1978年5月23日召开了追悼会，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就61人“叛徒集团”案作出重要批示。此案被称为共和国第二大冤案，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因为1936年登“反共启事”而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中共七大时，中央曾对61人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作出了“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1966年8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给中央写报告诬陷61人出狱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而“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1967年3月16日，中央以中发96号文件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61人是“叛徒集团”。在这61人中，“文革”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其中有5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是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

　　1977年12月8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61人成员之一———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由于我爱人的历史问题，我的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影响。”王其梅曾任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邓小平熟悉王其梅，对他的历史是清楚的。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批示后，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胡耀邦看了申诉信后，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61人案件”的突破口。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反映的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在随后为案件平反工作仍然面临种种压力时，邓小平再次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关于“61人案件”的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这样，中央组织部开始组织力量，全力投入到这个案件的复查工作中。复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于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写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向全党传达。

　　1979年1月15日，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许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继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为张际春、陶铸、贾拓夫平反

　　进入1978年，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1978年2月27日，邓小平就张际春的子女要求修改对张际春的审查结论的来信批示：“张际春同志死得很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工作，没做什么坏事，职权有限，我认为结论修改一下是必要的。建议东兴同志处理。”张际春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化教育办公室主任。1968年9月被迫害致死。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为张际春平反。

　　为陶铸案件平反的政治影响则比较大，因为他曾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他还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陶铸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时，经周恩来和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1967年，陶铸被江青等人诬陷为南京监狱“叛徒集团”的主要头头，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1969年含冤去世。

　　1978年4月21日，陶铸的妻子曾志致信陈云，要求复查陶铸的问题。信中说：去年10月前后，她曾写信给中央，但“至今没有消息”。“难道一个为革命奋斗了终生的革命者，在政治生命上也将戴上叛徒(帽子)而遭毁灭吗？百思不解。”她请求陈云“秉公直接过问”。

　　陈云非常重视曾志的来信，第三天，即4月24日，就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送曾志给他的信。信中指出：“陶铸是坚持到国共合作、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牢中要出来的。因陶铸问题而牵累到一大批省级部长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可否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并当时有关干部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加以核实。”华国锋等圈阅了陈云的这封信。

　　邓小平同意陈云的意见，并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李先念批示：“陈云同志给我打过电话，对陶铸的问题应当由中组部重新审查。我意应予重新审查为好。”

　　同年11月下旬，邓小平审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陶铸问题的审查结论》，将标题改为《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报告》，并在最后一段中增写：“总的说来，陶铸同志在监狱斗争是坚决的，几十年的工作，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他的结论，应请中央组织部拟出，报中央审定。”当年12月，中共中央为陶铸平反。

　　处理完陶铸的问题，1978年11月22日，邓小平又就《情况汇编》反映的贾拓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其子女提出申诉一事，作出批示：“这是又一个标兵。建议由中组部或中央检委复议。”

　　贾拓夫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1959年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7年5月逝世。邓小平批示后，1979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为贾拓夫平反。1980年3月20日，贾拓夫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解决历史问题的目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这些批示深得人心民意，加上邓小平在党内的威信和实际决策者的地位，所以，这些批示都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到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平反冤假错案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随之，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杨尚昆等一大批重要的冤假错案也都陆续得到平反昭雪。邓小平在其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功不可没。

　　当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是向前看，这是邓小平当时反复强调的观点。他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先后共作过10多次重要谈话，确定了决议的指导思想、整体框架，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胜利完成的这个决议。邓小平在谈到历史决议时多次强调：“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写这个决议的目的。有了一个统一的结论性的东西，今后对历史问题就不再说了，一心一意搞建设。”

　　(作者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