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被曝为写《妈阁是座城》 曾到澳门赌博(图)

　　北京，盛夏7月，单向空间书店。

　　一袭黑底白点连衣裙，一条宽腰带束出腰身，一双黑色丁字高跟鞋，站姿挺拔。严歌苓的新书《老师好美》发布会现场，仅能容纳百人的屋里挤进了约500人。

　　读者们抱着书，在空调很足的书店里汗流浃背。严歌苓出现的时候，带出一串女生们的窃窃私语“她好美好美”。

　　她的美是“翻手苍凉，覆手繁华”的文字建筑起来的。

　　严歌苓在拥挤的人群中，安静地看着读者，遇到目光相对，她定会报以一个眼神明澈干净的笑容，这一笑瞬间荡漾起读者脸上的一抹笑容。

　　严歌苓说自己是个“谨慎”的人，但是作为小说家反而非常大胆，这是她独特的写作方式。“在小说中，我会诚实地加入自己的想法。但是一旦让我写散文，我就会直面我的读者，严歌苓就是严歌苓，很多话人家就会说那是严歌苓说的，不会说那是严歌苓的人物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狡猾’地要写小说。”她说完，停顿一下，又“狡猾”一笑。

　　在《归来》热映1个月后，严歌苓携新书《老师好美》从德国柏林的旅居生活中归来，在北京和上海为新书做推介。她身后巨大的投影上写着：“亲爱的读者，你在吗？”

　　1.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

　　继《金陵十三钗》之后，时隔3年，张艺谋归来，选的还是严歌苓的作品。

　　严歌苓同华语电影圈已经打了20年交道，可是，她却越来越“纠结”于编剧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但是，每隔几年，总会有一部署着“编剧严歌苓”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上映，“原创剧本我还会写，但是让我再改就不要了。”在严歌苓看来，长篇小说有多重意义，“不管哪重意义点燃（导演）他的创作欲望，拍出来的电影好看，我当然没什么意见。”而剧本从一开始的主体思路与现在差不多，只是一些细节上有改变。

　　“歌苓很大气，对于文中需要删除的部分不抗拒，给予理解。她对他人尊重，并没因名气愈来愈大而耍大牌，有着非常好的合作精神。”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枫与严歌苓相识近10年，“她聪明，但不精明。”严歌苓对待写作不讨巧、对待友人和善有加，“就连相貌也与10年前别无他异。”周晓枫认为，当下许多人都追新求变，而严歌苓的多年不变使她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力量、内心更有定力。

　　电影《归来》上映后，兄长严歌平主动给严歌苓打了电话，告诉她有两个网站对电影《归来》有批评的文章。

　　“面对批评怕什么？不要放心上。”放下哥哥的电话，严歌苓依然我行我素，不断将笔下的人物赋予生命，在纷杂世界中不羁地呈现。

　　在国外旅居近20年的严歌苓，一直在海外华人电影圈游弋。《少女小渔》和《天浴》，一个新移民的故事和一个知青的故事，两部作品在海外反响颇大。直到新世纪之后，严歌苓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影视圈，《梅兰芳》《金陵十三钗》乃至如今的《归来》，她的作品已经是许多国内导演眼中的“富矿”。 严歌苓认为，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电影一旦上映，读者群马上就扩大了，影视观众会变成我的小说读者，这未尝不是个推广纯文学的路子。”

　　2011年，严歌苓在北京开会，将《陆犯焉识》拿给严歌平指正。在之后的3年间，二人没有单独的时间就这部小说交流过，直至《归来》上映。

　　“歌苓写小说很用功。”严歌平说，她写《陆犯焉识》，花了很多精力去体验生活，跟劳教干部开座谈会，多次去西宁农场实地采访，找到了当年以西北监狱农场为原型、以时代背景为主线的《夹皮沟纪事》天津作者杨显惠，找很多关系了解这种故事；她写《妈阁是座城》，就到澳门去赌博；她写《小姨多鹤》，3次去日本寻找贴切的“多鹤”。看到老年的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放好茶和食品，端了茶退着走出去，这个形态让她想到小姨多鹤，“我写这个人的倔强和温柔以及她的暴戾，都是我在日本呆了三次找到的。”

　　2004年，严歌苓随丈夫劳伦斯远赴非洲尼日尔。在那里，严歌苓过上了作家加非洲农民的生活。非洲洪荒的感觉、原始的生活状态刺激了她的想象力，非洲男人的懒惰与女性的柔韧给了她创作的灵感。在非洲期间，她写出了充满中国乡土气息的《第九个寡妇》，获中华读书报“2006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奖”，被认为是“2006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曾有人称严歌苓为“现代的张爱玲”。但她认为，自己与张爱玲的相似点除了生于上海、是剖析心灵的女作家、做事讲究做到最好外，并无其他相似。张爱玲的写作局限于上海，而她的脚步遍及亚欧非。严歌苓年轻时曾在北京工作了8年，父亲晚年在此地定居，现在北京是她在国内搜集素材的中转站，不断给予她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动力。

　　但凡一座大城市，总会混杂着市民们复杂的情感。严歌苓说北京不仅是她的家，也是她的围城。人都是这样，回来了想出去，想念外面的宁静和稳定，但出去久了却想回来，想念这里的繁华和人情。而且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令她耳目一新的变化，听到丰富多彩的新故事，因此对北京的爱就加深一分。这座城市，如同流淌在她血液中的东方传统，不因身在他方而淡漠。

　　但由于多年旅居国外，严歌苓认为自己在国外用母语写作会稍感“恐慌”：“虽然我写的是汉字，但英文环境的影响潜移默化，可能自己并不知晓。所以我的书桌上总摆着一本李商隐诗集，每次写作之前先看几行诗，感受中国文字独有的节奏韵律。”

　　在严歌苓看来，中国的文字是最干净、最惜墨如金的，这跟所有西方的写作都不一样。她认为西方的著作叙事方式极具“油画式”的立体性，浸润其中数年，自己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这很想让我用来滋养自己的中文写作，有时候会苦于中文为何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中文与英文都有自己最精彩的东西，所以有时我也会‘偷’英文中的一些说法放进去。”

　　“比如我常举例说‘水汪汪’的大眼睛非常俗气，英文里我看到一个表达，将之形容为‘一双多汁的眼睛’。”严歌苓认为英文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这也是自己在国外写作比较得意的地方。

　　而在严歌平眼中，妹妹目前的水平已经超出了他的期望值，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严歌苓都称得上是最好的作家之一。

　　2.多读书的人可以成为作家

　　“她在他身边的停顿结束，慢慢沿着走廊往讲台方向走去。因为走得很慢，双手又捧着书，头发还是那样随意地绾在后脑勺，露出细长的脖子，便使得她背影的线条水落石出。”严歌苓在《老师好美》中用一个17岁少年的眼睛写出这样一位高中语文老师。

　　故事中，这个名为邵天一的少年，将从最后一排桌椅走到讲台的丁佳心老师，用眼睛“摄制成电影慢镜头”。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同学刘畅也在注视着她。

　　这场“隐秘而炙热的禁忌之恋”，结局是一个少年终结了另一个少年的生命。

　　严歌苓说，7年前她从好友姜文那里听说了这则网络新闻，看了觉得“非常震撼”。为了这个故事，她每年都要去一个高中里去当“卧底”，“看他们上课，跟孩子们聊天、交朋友，网上通信”，想真正了解高中生的生活，“进入他们的语言体系”。

　　她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他们的语言”，一个孩子让她进入他的网络，“虽然都是中国字，但是我不是完全懂”。逐渐地，严歌苓的心里就有了一种声音，“一个高中生的声音”，写作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一直在那儿。

　　严歌苓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她发现，高中的学习重压是如此之大，让学生的感情发生了“畸变”。“巨大的压力之下，学生需要母爱，但母亲爱的和他们需要的是不一样的。他们需要理解，需要同情，在老师身上找到的是多重的温柔，是沟通、懂得、同情。”她说。

　　她说自己真正想讨论的是，在现在的高考制度之下，“人本身的异化”，“感情裂变出的畸形的东西”。

　　严歌苓说，自己只是一个“提问者”，而不是“给答案的人”。

　　她觉得文学不应该是解答生活中的问题，“文学应该使人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思考当中试着去解答，每个人会得出他自己的解答”。

　　严歌苓认为，如果文学能把小说家感觉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把自己的思考再放进去，那就足够了，因为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她相信“文学是苦闷的产物。文学如果不是批判社会的，不是作为社会一个观察家来代表民间表述一些苦闷，一些痛苦，文学是不存在的。”

　　这位出版了20部长篇小说，20余部中短篇小说的作家说，自己每天都能看到“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而她要做的事，甚至是“淡化它的情节，淡化它的细节，淡化它的戏剧性”，否则人们会觉得“这个作家怎么编出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来”。

　　而至于编故事，则是严歌苓幼时“最喜欢的事”。小时候，在“四面为书”的家庭环境里，严歌苓4岁识字，有意识地养成阅读习惯。父亲萧马引导严歌苓阅读鲁迅短篇译文，母亲要严歌苓看的是《白求恩的故事》，然而这些在还是孩子的严歌苓看来非常无趣。她真正入迷的，是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代表作《唐璜》。“那本书有插图、有故事，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她笑着说，“只有给了孩子玩具一样的书，孩子才能跟着感觉和兴趣阅读很多。”她说起自己当年读文学经典《红楼梦》，也是挑自己有兴趣的内容看。“像宝玉黛玉别扭了就很好看，而那些道士什么的我就不爱看。”直到自己在美国教《红楼梦》时，她才第一次把这本巨作彻底读完。

　　12岁时，严歌苓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时，读书之于严歌苓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一次无意中，她和另外一位小女兵在一片桃林后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小说。那些早已发霉的图书软得像抹布一样，却令两个女生眼前一亮、爱不释手。“那时的军裤很宽大，我们就把书绑在腿上偷偷带回去。”为了掩人耳目，严歌苓将这些“闲书”的封面撕掉，特意换上了《毛泽东选集》的皮套，由此开始一段偷书之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接触了对她的一生有特别影响的《拜伦传》。她对那位因为暗恋的女生一句话而坚持一生少吃的“胖瘸子”（拜伦）十分敬佩。“那种铁一般的意志真的很鼓舞我。三十年我每天必须坐在写作台旁，这种内在的自律就是源于这本书。”《拜伦传》在严歌苓心中留下了这样一种信仰：想实现的东西，一定会实现。

　　“我认为多读书的人是可以成为作家的。”从最初的模仿到慢慢沉淀自己的风格，读书让严歌苓开始了解作家如何从原始生活中取材。“好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但不是每个都值得去写。”严歌苓谈起自己写作素材的选择，透出一股特别的“固执”。“故事背后若没有超越故事的另一种意向，那我就不能动笔。”她也强调，若故事主角本身不能得到自己发自内心的认同，也没有办法下笔。

　　严歌苓对写作的“强迫症”还表现在动笔前的准备。今年1月，严歌苓刚出版了一部《妈阁是座城》。为了写好这个故事，她自己跑去澳门花钱下赌、和赌徒聊天，赢了并不惊喜，输了也不失落。“我只是想熟悉赌博，不懂的话根本写不好赌徒。”然而，她坦言自己现在因为剧本写作并不满意自己的写作节奏。尽管自己为《妈阁是座城》也做了不少准备，“但如果是过去，我想我会再娴熟一点，能摸得再准一点。”

　　目前正被五家出版社“追赶”的她表示，“由于影视和文学写作之间不断的关系，其实我的从容正在失去，所以我准备捍卫我文学写作的自由。”

　　3.从寂寞中汲取能量

　　严歌苓每天花五六个小时写作。在柏林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一杯咖啡，跟丈夫劳伦斯聊一聊，然后就去写作，一直写到下午三四点，去接女儿放学回来。

　　长期旅居国外的生活使她隔绝了“谋杀人创作力的社会活动”，留给她“大把宁静的时间”，这些时间给了她非常大的思考空间。

　　严歌苓曾经多年坚持用铅笔在稿纸上写作，只有《陆犯焉识》和《老师好美》是用电脑写作的。她的书桌上只有电脑，而她也不会把时间花在网络上干扰自己。

　　“我把写作当上班。我认真，敬业，生活环境安静单纯，没有噪音。”她说。“我能在寂寞中得到能量。我很喜欢寂寞，寂寞和孤独是两回事。”她露出微笑。

　　她给自己一些使命感，她想把一百多年近代历史对人的生命的影响写出来。

　　“我写个人命运是怎样映照了这一段近代史，我有一种使命感，我想写，我觉得我这辈子不写我会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她说。

　　“我觉得，职业作家要做到这一点，你要写什么像什么，要扎扎实实学会一样东西。”

　　“人家问你图什么呀，我说我只图所有的功课。假如说这个东西不能出版，但它是我这辈子一定要写的故事，我把它武装到牙齿，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写到最好，我想这可能就叫一个职业作家。”她说。

　　严歌苓的绝大多数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她也成为炙手可热的金牌编剧，但她并不认同这个定位。“我是一个作家，编剧只是我的副业。”对于严歌苓来说，写作是“瘾”，已经融入她的生命，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严歌苓鲜有休息日。“周末还要写作呢，不写就不快乐了。学习这个东西，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严歌苓要求自己凡事要做就做到“登峰造极”，饱含感情才能有不竭的创造力，刻苦学习才能得到知识和学位，深入生活才能写出生动真实的作品，正是这种刚柔并济的性格让她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因为华人在海外比较孤独，所以海外华侨华人会更爱祖籍国、更有使命感，而且因为距离的关系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严歌苓这样看待海外华人写作的优势。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严歌苓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她对莫言拿奖“一点儿也不吃惊，只为他感到自豪”。有评论称，严歌苓是华人作家中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她却对这个奖“完全不在意”。她说，“西方人能够关注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学懂得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才是获诺贝尔奖最大的胜利。”

　　严歌苓常居德国柏林，她在那里的工作习惯是：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关手机，写作。这意味着，在比柏林早6或7小时的北京，每天下午三四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你很难打通严歌苓的电话。若等她空闲下来和你聊天，那感觉大约像在电台做“午夜热线”。她轻细而饱满的声音，字字珠玑，让你不由得感叹她思维缜密，而电话背景音不时传来的犬吠声、女儿的笑声，又不禁让你释然。

　　村上春树说，人生需要各种燃料才能好好燃烧一场，包括伤害和遗憾。严歌苓总说感谢，哪怕有过让自己刻骨亦铭心的经历。

　　她又是一朵玫瑰，信仰爱情，认真生活，哪怕风霜扑面，依然敞开胸怀迎接未来。

　　“我想我会是你能见到的最勤奋的人。我天生能吃很多苦，这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吃苦带来的苦中作乐才是一种极致的快乐。是勤奋让我赢得了读者和业界的尊重。”严歌苓这样分析她成功的原因。

　　1988年，严歌苓初到美国，过着忙碌而辛苦的留学生生活：每天读十四五个小时的书，每天打工4小时来赚取房租，花6个月时间专心学英语。

　　除了经历过生活中的困苦，严歌苓在舞蹈和写作方面的刻苦也令人惊讶。为了克服腰腿很硬这种不利条件，她每天早上4点起床练功，写信的时候也会把一条腿举过头顶绑起来。写作出名后，严歌苓每天依然写作6小时。为了兑现承诺了别人的稿约，“有时候真是勤奋得写到想吐”。

　　《陆犯焉识》从50万字删到40万字左右。就在校对审核了两遍之后，严歌苓又给编辑送去了修改稿。书名也依次修改为《浪子》《无期》《陆犯焉识》。“歌苓写文章是难以想象的认真。”担任过严歌苓多部小说的责编张亚丽这样评价。

　　她也记得人生中很多美好的片段——

　　“家里新买了炉子，可以在室外烧烤、炒菜，还可以点篝火。过几日叫朋友来吃饭。”

　　“去年在屋前挖了个游泳池，上面覆着塑料布。从外面看，像极了蔬菜大棚。”“有了游泳池，我们以后不走了。”

　　“陪老公轻轻说话、陪女儿慢慢长大、陪小狗壮壮尽情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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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因为这些时刻而有力。李琭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