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曾是"留级生" "文革"时成"黑帮分子"(图)

　　9月9日晚上9时许，88岁的国学大家汤一介离世。尽管他没能见到自己主持的《儒藏》全部出齐，也没能见到新版的《汤用彤全集》面世，但是，没有人会对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任何疑问。仅在今年，他就出席了三套大书发布会，由他主编的《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什刹海书院2013年年刊》也于7月份出版，他还亲自撰写了序言。出版社透露，“他看到了这书，挺满意”。老年时的汤一介说，自己53岁才算真正研究哲学，虽然成为有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但心向往为中国文化尽一份力。

　　汤一介生于书香门第，祖父为汤世家族留下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告诫后人，做事情不要逃避困难，也不要逃避责任。对此，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做到了，汤一介以其一生经历告诉世人，他也做到了。

　　不很聪明却努力的留级生

　　1927年，汤一介在天津出生。此时，他的父亲汤用彤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汤家系几代书香门第，汤用彤是哈佛大学的留学生，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汤用彤有意择取“一介书生”的含义，为儿子取名“一介”，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一生读书做学问，以传承汤氏家族的家风。

　　汤一介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小学时他就爱读古典诗词、小说，彼时生活无忧无虑的他在这些经典文化中找到了不少的快乐和满足。然而战争打破了这种单纯的快乐。

　　1937年，汤用彤进入西南联大任教，为了和父亲团圆，1939年底，还没念完小学六年级的汤一介和弟妹一起被母亲张敬平带着经天津、上海、香港、河内辗转到了昆明郊区的宜良县，汤一介也“跳级”进入宜良县立中学开始读初中一年级。

　　此时的汤一介自认“不是一个用功的孩子，功课也仍然是平平常常，且贪玩，有时还逃学到水塘里游泳，还偷老百姓家的瓜果”。他甚至还早恋，因为觉得一个女生穿制服很美很神奇，而心生爱慕，写了情书让妹妹当“信使”送给对方。某次，他和闻一多的孩子闻立鹤、闻立雕一起去山上玩，在山顶烤玉米差点酿成山火，后期他回忆这段时光自称是个“坏孩子”。

　　1941年的夏天，汤用彤带领夫人和孩子从宜良搬到昆明近郊的麦地村。由于考试成绩不佳，汤一介转学至西南联大附中被安排再读一年初一，这样，一年前宜良中学从北京来的“跳级”男孩，一年后又成了西南联大附中的一名“留级生”。

　　1943年的春天，汤一介和同学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余绳荪偷偷阅读了《西行漫记》，决定从家里偷黄金，然后卖钱去延安看一看，不料刚到贵州就被得到家人传讯的贵州警备司令部拦截，随后，西南联大附中教务主任魏泽馨将他们领回。汤一介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到联大附中。汤用彤和夫人决定，送汤一介去重庆的南开中学读书。原本读初二的汤一介决定跳班，直接进入了高一就读，但是，他却因代数考试成绩不及格又再次遭到留级。

　　汤一介于1945年1月从重庆回到昆明，去西南联大先修班旁听。1946年夏，历经抗日战争8年磨难的西南联大终于告别了云南昆明，踏上了北上复校的征程。在等飞机票的两个月里，汤用彤为儿子安排了一个大学的入学考试，但汤一介没有被录取。

　　此后，回忆起那段起起伏伏的中学时光，汤一介这样回忆说：“有一些学生很聪明，可以跳级；如果我很聪明的话，也可以跳级。我没有跳级成功，足见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记得父亲曾讲过，第一流聪明的人，如果不努力的话，就连第二流的成就都达不到；而第二流聪明的人如果努力，是可以取得第一流的成绩。我努力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取得了第一流成绩的人。”

　　学习哲学，接受马克思主义

　　回到北平后，汤用彤把儿子送到了育英中学插班读高三。没过多久，北京大学又为没有考取北大的一些学生设立了一所先修班，汤一介借此机会成为了北大先修班的正式学生。此时的汤一介已经变了。他不仅在先修班努力学习，而且还把自己一向喜爱的阅读增加了很多，阅读范围也更加广泛。除了接着阅读了一大批外国文学名著外，他的目光又开始盯向文学理论、美学、哲学方面的书籍。

　　其实还在昆明时，汤一介就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对国学产生了兴趣，那个时候他常常看到父亲和冯友兰等人讨论哲学问题，父亲又给他推荐了孟庄、《国史大纲》《佛家名相通释》等书籍，其中钱穆的《国史大纲》对他影响最深，而陶渊明的诗歌更是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他说当他读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时，他被这种超脱的境界所震撼。

　　1947年的冬天，汤一介终于考入北京大学，并选择了子承父业就读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更加心无旁骛地学习，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他也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同年，汤一介和吴增棋一起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

　　1949年的5月，汤一介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的11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过多久，北京大学文学院准备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支部，这样，哲学系的优秀进步青年汤一介就被选入了这个团总支部做组织委员。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汤一介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乐黛云，他们因书结缘，有着许多的共同话题。汤一介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习在他读完四年级的第一学期就结束了，1951年，他被北大党支部派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去学习，由于他有文化，政治条件可靠，被留在了市委党校做了一名教员，这一待就是5年。1952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

　　从“根正苗红”到“黑帮分子”

　　1956年夏天，生病后的汤用彤身体有所好转，重新做些研究工作了。他希望儿子汤一介能够回到北京大学，以帮助他整理文稿。遵照父亲的心愿，汤一介于这年10月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哲学史教研室工作，重新开始研究哲学。

　　但好景不长，1957年乐黛云被打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这给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两人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汤一介也因不能和乐黛云划清界限，被北大哲学系警告处分。“文革”开始以后，汤一介成为了“黑帮分子”，多次遭到北京大学校内的批斗。红卫兵只要来到冯友兰的家门口，就一定会把他从家里拉出来进行批斗，同时再拉出一壁之隔的汤一介一块陪斗。他的妻子乐黛云也因为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历史问题”，被纳入“牛鬼蛇神”的队伍，重新被揪了出来，夫妻两人就同时被打入“另册”。

　　1971年的夏天，去干校劳动的汤一介和乐黛云一家3口，终于告别江西鲤鱼洲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担任了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开始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教学工作。1973年，汤一介被选入梁效写作班子。

　　“文革”结束后，有一次汤一介见到冯友兰，他对冯先生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对您进行批斗，您却始终镇定自若，一动不动，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您到底害怕不害怕？”冯友兰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他对汤一介说：“怕是有些怕，但是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只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说，你们讲这些都没有意义，我心里默念这个东西，使得我的心情能够镇定下来。”说完这话，两人相对大笑。

　　53岁重新学术研究“只听自己的”

　　“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1978年才被平反。被隔离审查的汤一介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直到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讲课资格重新走上离开多年的讲台。不久，汤一介被评为副教授。经过充分的准备，终于在这一年的夏天，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率先开设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在撰写《郭象与魏晋玄学》的同时，汤一介也开始了对道教的研究，这主要是受他的父亲汤用彤教授的影响。1987年，汤一介完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次年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汤一介还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的学术活动。1983年，汤一介做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时接触到了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从此开始关注儒家学说。当年，汤一介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做了《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发言。

　　在今年的《汤一介集》发布会上，汤一介还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讲完之后，台湾有一个学者就给我提出意见，他说，我听你的演讲里边没有一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1983年那个时候，国内政治环境还不太宽松，我们说话还是很小心，我知道他想将我的军，好像是说你的观点和内地的指导思想不一致。我跟他说，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讲的，你说我讲的哪一条不是实事求是，把他顶回去了，大家一起给我鼓掌。”

　　之后，汤一介和萧萐父、庞朴等人发起和主持了对熊十力、梁漱溟等新儒家人物著作的搜集、整理和编纂的工作。除此以外，他于1984年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被选为中国文化书院首任院长。中国文化书院是当时中国“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

　　编纂《儒藏》成为最后的梦想

　　2003年，76岁的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总编纂。2009年12月4日，汤一介成为了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他制定了10年规划。在这个10年规划中，除了关于《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工作外，汤一介还分别以编写《中国儒家经学史》《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以及“研究和谐社会和儒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的刑礼合治问题”、“研究儒家理论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问题”等两个方面6个问题为研究课题，为儒学研究院的儒学研究制定了规划课题。

　　汤一介曾将《儒藏》视为自己最后的梦想，他曾说过：“我的梦想就是让《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

　　多年来，汤一介对当代儒学探讨最深切、收获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三个问题。

　　80岁寿辰时，汤一介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弘

　　(据李娟娟著《汤一介传》等资料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