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曾自述：我是最早提倡“国学”的

　　汤一介先生从事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的教学与研究，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等，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瞩望新轴时代》等学术著作。对于这位在哲学界有着影响力的大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认为，汤一介钻研的哲学是关注社会的哲学。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认为，汤一介致力于儒释道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颇有慧心。

　　□倡导儒学复兴

　　呼唤“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曾在他写的《汤一介学术自述》中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概况。汤一介说，他研究的范围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二是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论述，三是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

　　汤一介在他写的《汤一介学术自述》中说：“我是最早提倡‘国学’的，但我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提倡‘国学’的，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提倡‘国学’。”针对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和80年代的“文化热”问题，汤一介曾在《“文化热”与“国学热”》中作了较详细的讨论。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当然是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但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当然我们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可是这种考虑必须以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为参照系才有意义。如果不这样，我们又会再次自己封闭自己，重新滑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陷坑。”

　　2009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汤一介发言再谈“儒学的复兴”话题，他提到“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他提到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曰‘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他认为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致力儒释道研究

　　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郭齐勇教授此前在《人民日报》发表《汤一介的人与书》的回忆文章。郭齐勇教授回忆说，“汤一介祖籍黄梅，与我的导师萧萐父是好友。萧先生曾请他来武汉大学为我们讲过课，因此我也算是汤先生的弟子，只是未能登堂入室。”

　　郭齐勇认为，汤一介在中国文化思想界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改革开放初期，汤一介最早出国，并把海外学者及学术引进国内。1985年初，郭齐勇参加由汤一介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得承大师謦欬，接受了许多新信息与新诠释，颇受教益，“这期讲习班对我们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触动很大，扭转了我们的一些看法”。

　　他表示，汤一介致力于儒释道三教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颇有慧心。“他提议创建中国解释学，梳理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指出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解释经典的方式，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

　　在汤一介研究中，中国传统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哲学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他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为中国哲学建构了新的范畴体系，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对真善美的观点，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关注改造社会的哲学

　　北大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为汤一介的《儒释道与中国文化》所写前言中提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转型方面，汤一介先生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并践行，“汤先生钻研的哲学是关注社会的哲学，是希望改造社会的哲学，是要为社会献身的哲学。上个世纪末，汤先生就提出了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等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推动了学界对传统哲学使命的大讨论。他还提出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世界相结合的命题。”

　　汤一介谈及“国学热”时曾说过：“有很多商业化、娱乐化的过程，但好的方面是使国学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被更多人接受。我并不反对这些……”王守常认为，汤一介的哲学研究，远走在社会发展和大众认知的前面，“他像一位智慧的老者，以包容的心态，以睿智的叮咛，看着他深爱的孩子们步履蹒跚地前行和成长。”

　　北大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教授杨立华是汤一介的学生。谈及汤一介的学术贡献，杨立华教授认为，汤一介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是引导性的，是从大处着眼，有宏大视野的学者和思想家。“汤先生研究专深，有非常宏大的视角，对于整个文明对话，中西哲学对话，以及中国哲学发展起着引领作用。汤先生是勇敢的担当者，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很勇敢担当，让人佩服。他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整体思路和方向有个明确把握，对新思潮高度敏感，是真正影响了中国当代和未来哲学发展的思想家。”

　　杨立华回忆，“汤先生曾说他没成为哲学家，比较遗憾。我认为哲学有不同形态，他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他是大学问家、思想家。他对学生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我们成为大学者，有可能的话成为伟大哲学家。”

　　■延伸阅读

　　《儒藏》工程的最大损失

　　2004年，汤一介担任了《儒藏》工程的总编纂。《儒藏》工程包括《儒藏》编纂和“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

　　《儒藏》编纂分《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和《儒藏》大全的编纂。“精华编”将收录中国四部之书及出土文献中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典籍文献461种，以及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以汉文著述的重要儒学著作100种。《儒藏》大全将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家典籍文献近6000部，计划于2025年完成。

　　北京大学儒藏研究中心主任秘书胡仲平昨日告诉京华时报记者，汤一介在《儒藏》中负责整体设计，并把关编纂过程，“他以学术界地位推动立项，做了很多工作，包括选哪些书目都是由他组织研讨的，还把北大文史哲的教授召集在一起，还有海外的一些学者。他的工作是无可取代的，汤先生的去世是《儒藏》工程最大损失。”

　　汤一介先生去世后，由他主持的这么一项浩大的工程会否受到影响？昨天，北大儒藏中心副主任杨韶荣说，《儒藏》精编版已经顺利走上轨道，将会平稳完成，目前儒藏100册的出版，已经较为成熟地把工作流程和制度固定下来，“《儒藏》下一步将会稳步推进。”

　　《儒藏》对于文化传播有何意义？胡仲平称，中国近代文化有断层，我国有《佛藏》《道藏》，而没有《儒藏》，始终没能把儒家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纂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儒家一直没有独立的文化书库。”胡仲平认为《儒藏》不仅可以保存文化思想，让一流学者进入文库研究，去传播文化，对于普通大众也有意义，“比如很多儒家典籍讲礼教知识，《三字经》《礼记》这样的读物也是普通读者可以受益的。”

　　■汤一介主要学术著作

　　《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郭象》《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和而不同》《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

　　□近年逝去的国学大家

　　季羡林

　　2009年7月11日，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享誉中外，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被誉为“国宝”。大师在自传中写道：“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

　　任继愈

　　2009年7月11日，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优秀代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哲学基本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他主持编写的《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等工具书填补了新中国宗教研究空白。

　　周汝昌

　　2012年5月31日，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早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他在红学、诗词、文字学、书画、戏曲、音乐等诸多领域均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学术界认为，他是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周汝昌一生致力于红学研究，其研究方法师承胡适，但又独树一帜。他重点考证了曹雪芹的身世与家世，并且仔细研究了大量清宫档案之后，得出了《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的观点。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京华时报记者高宇飞郭莹田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