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忆汤一介：学术人格令人景仰

　　我是1984年从美国回大陆讲学的。在这之前，上世纪80年代初，汤一介先生夫妇应邀到美国访学，那一次，他们从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到哈佛，我正住在柏克莱，在校园里面最初认识了他们。汤先生的书我很早就看过，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和汤先生本人的书在台湾一度是禁书，但我都看过。1984年我回到祖国大陆，在北大讲尼采和庄子。1984年秋冬之后，我留在了北大，当时发聘书的就是中哲组主任汤一介先生。他不仅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的兄长，我们一起做道家哲学研究，一起举办过很多有影响的学术会议。三十年来，结下了深厚情谊。

　　共同走过的日子

　　在汤一介先生的一生中，创办和主持中国文化书院是件重要的事情。1984年10月，中国文化书院开始筹办，创办书院的缘由和宗旨他专门写文章谈过，我就不多说了。

　　那是“文革”之后百废待举的年代，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使它成为学界的一个大聚会，因为汤先生主持的缘故，能够将许多德高望重的学人会集在一起，比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任继愈、侯仁之、戴逸、朱伯崑等。那时，我也有幸成为书院的“导师”之一。那时期，正好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文革”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冲击太大了——我跑过世界很多地方，没看过有哪个国家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那样的批斗毁损。在法国，我看到他们为高中生编的古典文化读本，要求每个高中生要读18本到20本传统文化教材。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回国以后，我跟社科院领导、北大领导，在很多学术会议上，我都谈到这些看法，再不能那样对待传统文化了。其实，当时很多人也都有这种认识，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正当其时。书院主张要有一个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以“儒道”文化为主，邀请学者们到各地讲学，大家用自己的所学来讲课，深受学员欢迎，我们最多的一期，报名学员竟达到一万多人！中国文化书院做了这样一个工作，就是文化经过了“文革”的震荡，我们致力于依托时代体认重新对古典文化做出新的诠释。

　　汤一介先生的了不起不仅在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他还能够把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学者会集起来，共同为弘扬中国文化做一些事情。每个学者的观点，其实都各不相同，但汤一介先生富有人格魅力，能够团结大家，形成一个热烈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大大地推动了当时的学术繁荣。中国文化书院那个时候还经常照顾老一代学者，比如为他们过生日，借机研讨学术等。汤先生不仅对于学术界的前辈细心照顾，我初来北方，生活上不太习惯，他都会帮我雇一个助理。

　　我们共同操持过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比如1987年，我们参加了“文革”后第一个国际儒家学术会议，那是一次真正的儒家学术盛会，全世界研究儒学的著名学者都聚集到了曲阜。我和杜维明、张灏等还跟随汤先生一起爬了泰山。台湾提倡传统文化多年，但没有开过这样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改革开放不久的大陆却开成了，我作为研究道家的学者也参与了这次盛会。我和汤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1996年、1998年)还组织过道家、道教国际学术会议，当时参会的学者多达百余人，像柳存仁、饶宗颐、季羡林、施舟人这些泰斗级的人物统统到会，这样的学术规格以后好像没见过，都是在汤先生的主持下做到的。

　　他的学术人格令人景仰

　　汤一介先生是个极其宽厚的人，说他极其老实也可以，他甚至不懂如何“对付”恶人。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曾经见过他被一个人气得直哆嗦，那个人真是太不像话了，但汤先生毫无办法。他真是海量。

　　有一年，汤先生、叶朗、赵敦华和我一起到比利时鲁汶大学访问，一天在旅馆吃过饭后聊天，汤先生对我们说过这样一段话：我75岁了，一路走来，老子讲“有容乃大”，我觉得我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有容乃大”。汤先生这个人，他不仅是说，他还有践行。现在大家知道他搞《儒藏》，研究儒学，可是他带了40几个博士，他们不仅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的也有十几个。现在在道家哲学方面影响很大的，像张广保、韩国的崔珍熙等都是汤先生的学生。他的学术真是“有容乃大”。

　　我还要强调汤一介先生的学术人格。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有“文人相轻”的说法，我经常往返于两岸及香港地区，对此有深刻感触。学术界“文人相轻”常常是较为严重的，但汤先生不是这样，他决不会因为观点不同而排斥人，汤先生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他是真的尊重。他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一生从不讲别人的缺点，他对学人的亲切感和凝聚力真的很少见。他总想着能帮别人什么忙，能为别人做点什么。今天，在灵堂面对汤先生的照片，我的脑子里瞬间涌现出很多过往，尤其是汤先生待人的真挚。他不仅宽厚，他是将情感和关怀注入每个人，很真诚地面对每个人。记得与他每次见面告别时，他总是会对我说，“希望你还是能够回来。”他不是说说而已，事实上总是和比如哲学系主任王博一起想办法，为我安排职位、寻找机会。我想，他的这种真诚、热心不只对我，对别人也是一样。他在海内外学人的沟通上，也尽了很大的心力，热心为他们搭建你来我往的学术平台，只有像他这样宽宏大量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厌其烦。汤先生能够团结大家，从这一点讲，他是真正的学界领袖，我觉得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他家学渊源，很多学者都是汤用彤先生的学生，他有这个先天资源；二是他个人的学术地位、学术成就；三就是他的学术人格。第三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汤一介先生还是一位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学者。讲个故事。有一次，我和梁从诫在华侨大学开会，我们住一个房间。因为当时谈到金岳霖，梁从诫对我讲：“陈先生，我跟你讲一个事情，你听后一定会吃惊，金爸爸遗嘱的第一条是感谢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中国的民族危机问题。”我听后确实吃惊。回到北京我就和汤先生讲起这件事，汤先生说，是啊！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像汤一介先生这样的学者、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危机意识，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一方面他们渴望精神自由；另一方面，他们都怀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爱国情感。

　　他晚年很温馨的一件事

　　对于《儒藏》的编纂，从我个人感情讲，我觉得汤先生晚年可以不做这个事。他可以做些自己的事，比如写写文章。但汤先生是个有着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心境的学者，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所以他在晚年，担起了这副文化重担。我觉得他如果不亲自去做这么繁重的编纂工作，他可能不会辛劳成疾。

　　近年来，我在北大办严复讲座，第一讲的主讲人就是汤先生，他讲救亡与启蒙，他的观点总是很有创见。汤先生晚年写了不少东西，有的是写出来还没有发表的，我希望这些东西将来能够整理出来发表。

　　现在社会各方都非常重视文化的问题，优秀传统文化能为时代提供滋养。传统文化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当下民众最关心的“反贪腐”，可以说就和老子“为而不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思想是一致的。“为而不争”是发挥你创造的动力，收敛你占有的冲动；“不有”“不恃”是不要把生产资料贪婪地据为己有。学习传统文化，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结合，创造出新的中国当代的文化，所以我赞成汤先生“反本开新”、“旧邦新命”的理念。

　　今年的五四，我从海外回来，一下飞机就听说中央领导看望了汤一介先生，我很感动。因为我跟汤先生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很温馨。他已经生病了，还忘不了他的工作、他的使命。这个时候中央领导去看他，我觉得这真的是汤一介先生晚年很温馨的一件事。

　　(王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