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曾对沈从文《记丁玲》一书非常不满(图)

　　丁玲

　　沈从文

　　赵家璧

　　良友出版社出版的《记丁玲》

　　赵家璧先生为《记丁玲》一书出版费尽周折，1998年去世之前，或许都没有意识到身处在沈从文、丁玲这两位新文学家的“文坛公案”中，确实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身份

　　丁玲对沈从文《记丁玲》一书非常不满

　　1933年5月14日，丁玲女士失踪与被捕的消息在上海滩各报刊先后披露。作为丁玲的好友，身处青岛大学的沈从文此时并没有沉默，他先后写了《丁玲女士失踪》（创作于5月25日，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百八十四期）、《丁玲女士被捕》（创作于6月4日，原载《独立评论》第五十二、五十三期合刊），为丁玲的遭遇大声疾呼，猛力抨击国民政府对作家的这种措施：“对于作家秘密逮捕秘密解决的手段，不是一个明智的手段。作家没有一个兵，又没有什么党，他既只是用笔造成他的罪过在前，似乎也只能用笔写些什么抗议于后”。

　　当传言丁玲遇害之后，沈从文写下了《记丁玲女士》，分二十一节连载于1933年7月24日至12月18日的《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二十九至第五十期）。1934年1月，《记丁玲女士》结集出版时更名为《记丁玲》，列入赵家璧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第十种出版。《记丁玲》单行本与之前连载的《记丁玲女士》相比，有很大程度的“删改”，这种删改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管控。

　　丁玲1936年9月从南京逃出，先后到达上海、西安、保安、延安等地，之后她成为解放区文学创作中重要的女作家，毛泽东称她为“昔日文将军，今日武小姐”。1957年“丁陈反党集团”定案后，丁玲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成为被打击与排挤的重点作家。“文革”结束后，1978年丁玲很快复出。复出之后的丁玲成为研究者们青睐的对象，海外汉学界研究者也特别关注到有关丁玲的传记文字《记丁玲》。

　　1979年8月中旬，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偕同丈夫中岛长文拜访丁玲，询问丁玲生平中的相关细节，并带着《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两书（香港某书店根据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9年9月出版的普及本翻印）。据丁玲年谱的整理者、丁玲晚年秘书王增如女士说，这是丁玲第一次看到沈从文写的有关自己的书（但施蛰存坚信，丁玲早在三四十年代应该看过。最近在查阅良友文学丛书出版广告时也有发现，沈从文的《记丁玲》和丁玲的《母亲》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种，在同一书页广告上出现，如果丁玲拿到良友版的《母亲》，她就知道沈从文写了这本书）。不看无所谓，看了之后让丁老太太很生气，她在中岛碧赠书上批注了一百二十七条（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人物》1990年第五期），并于1980年借《诗刊》发表胡也频诗歌的契机，写了《也频与革命》一文。

　　此文中，丁玲继续发挥对沈从文的“不满”，认为《记丁玲》这本书“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1933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1933年写成、1934年在上海滩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当然，她在此文中还评价了沈从文，说他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丁玲：《也频与革命》，《诗刊》1980年第3期）

　　沈从文看到丁玲回应文章亦很生气

　　3月下旬，沈从文的侄儿、木刻家黄永玉把登载丁玲《也频与革命》的该期《诗刊》送给沈从文过目。读了丁玲的文章之后沈从文亦很生气，在同一时期（1980年3月至1982年间）给徐迟、凌宇等人的信中，他对丁玲的这种评价自己的态度与方式大为光火，这里仅摘录1980年他给徐迟的复信：

　　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外，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文章用意时，她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囔也不敢囔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1980年7月2日沈从文复徐迟信》）

　　沈从文认为，丁玲拿自己开刀主要在于“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围绕《记丁玲》一书，沈从文、丁玲多年的老友情感彻底粉碎，这就是80年代著名的“《记丁玲》风波”。

　　丁玲与沈从文矛盾的公开，形成80年代初期文坛的一段公案，夹在这两人中间其实有一个人，就是《记丁玲》、《记丁玲续集》的主要责任编辑、著名的出版家赵家璧。

　　赵家璧是《记丁玲》一书的“见证人”

　　赵家璧是徐志摩的学生，三十年代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即进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让他在出版界“一炮打响”的是他策划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丛书，这为中国新文学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此时，处在“《记丁玲》风波”这场文坛公案的中间，他如何对待两位老友的态度？

　　《记丁玲》1934年得以单行本正式出版，是通过赵家璧之手进入良友图书系列出版的。据巴金《怀念从文》一文透露，这部书稿是赵家璧通过巴金向沈从文高价组稿而得，“他愿意出高价得到这部‘好书’，希望我帮忙，不让别人把稿子拿走。”

　　原本打算以《国闻周报》的刊载为底本出版单行本，没想到国民政府的文化审查非常严厉，审查下来被删去一万多字。对这个删节，赵家璧非常清楚，他在《记丁玲》末页加了《编者语》：“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所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1932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克全部发表，特誌数语，以告读者。”

　　之后1939年9月，良友图书复兴印刷公司承接1934年1月版本，以《记丁玲续集》形式出版下部，得以让《记丁玲女士》这个原刊本得以复原。赵家璧还对《记丁玲》有自己的评价：“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作者沈从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书从丁玲的故乡和她的父母写起，作者特有的那支生花妙笔，把一个冲破了旧家庭束缚到大都市里来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现在读者的眼前。是中国新闻运动以来第一部最完美的传记文学”（赵修慧：《赵家璧与沈从文》）。可以说，从组稿到出版费尽的周折，赵家璧都是《记丁玲》的“见证人”。

　　赵家璧与丁玲

　　丁玲1979年八九月阅读《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之后，曾与赵家璧有过碰面，当面交谈过有关《记丁玲》的她的态度。赵家璧在这之后的1980年1月24日曾给丁玲写过一信，具体谈了自己当年编辑《记丁玲》的“失误”，算是对丁玲的道歉。同时，赵家璧还答应从正面来宣扬当时左联对丁玲的“营救”，从而印证沈从文《记丁玲》一书中确有不实之辞：

　　“那天和你谈话时，你对《记丁玲》很有意见。早知如此，我就不应该出版。但文章早已在《国闻周报》连续发表了。我准备写的文章中将不提这两本书。我遵照你的嘱咐，曾在北京向适夷同志了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将根据可靠的史实（根据报上的资料），讲一讲左联方面营救你的经过，如蔡元培、杨杏佛等的通电，营救会的组织，招待记者的谈话，杨杏佛的被害，鲁迅的关怀，特别是在鲁迅先生影响下通过出版《母亲》以及发动各文字杂志大刊你的照片和文章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斗争。用这些正面资料来否定《记丁玲》书中的不实之辞，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赵家璧之后写作的文章，名字叫做《重见丁玲话当年——<母亲>出版的前前后后》，刊载于四月份的《文汇增刊》。1月27日，丁玲给赵家璧回信，其中涉及《记丁玲》：

　　你对《记丁玲》的态度和办法，我觉得很好。我的确想写一篇文章逐点加以改正。而且应该在沈从文在世的时候，否则后人会说沈从文以为你死了（他写这书时正是谣传我已经死去），胡诌了你一顿；你又在他死了后才来改正，为什么不在他活着的时候呢？可是我真正觉得他近三十年来还是倒霉的。其实他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

　　这无疑给正打算写作史料回忆性文章的赵家璧很大“压力”。写作《重见丁玲话当年》这篇文章时，他显得非常谨慎，为相关细节问题与丁玲在书信中直接请教，“为郑重起见，请别人代抄一份，今天挂号奉呈”，“如有不妥或应增删之处，请不客气地斧正”（1980年2月4日致丁玲信）。

　　与此同时，为了慎重起见，赵家璧还把这篇文章初稿寄给当事人楼适夷审阅，“请他提些宝贵意见”。当丁玲没有表示出对这篇文章的关注时，赵家璧赶紧写第二封信询问丁玲，对自己的写作表达出不自信，“我是不会写文章的，仅从编辑出版者的角度，记下一些史料而已。如果认为不妥或者应增应删之处，请毫不客气地告诉我”。（1980年2月16日致丁玲信）从3月13日赵家璧给丁玲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丁玲确实对赵的史料文字进行了修正改写，“基本上根据你的意见作了修改”。

　　赵家璧与沈从文

　　其实，赵家璧和沈从文也是多年的好友。沈从文是徐志摩的好友，而赵家璧是徐志摩的学生，沈从文的书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经手之人正是赵家璧，《记丁玲》一书的出版也不例外。

　　从1979年9月21日沈从文致赵家璧的长信可以看出，这封长达2000多字计13页的信件，沈洋洋洒洒谈及志摩生前种种事，耐心回答老朋友的“问询”。收到沈从文长信的赵家璧很高兴，“对我这个久久渴望知道老友近况的人，真如来了一场倾盆大雨，反复读了三四遍，感慨何止万千？”从这些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沈、赵之间深厚的友情。

　　赵家璧建议此时沈从文应该先编辑《沈从文选集》，“希望你快快把《选集》编出来”。因担心沈从文手头可能部分书籍已失去，赵家璧还自告奋勇答应提供部分书籍，“我自己藏有良友版《从文小说习作选》和初版删节本的《记丁玲》。你如需要，我可以借你用。上海图书馆藏有良友版《记丁玲》前后两册的平装本，必要时，我也可以替你设法”（1979年10月9日致沈从文）。但是，正是在收到沈从文9月21日给自己的信，赵家璧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把这封信转给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看过，陈以沈从文信件中涉及徐志摩生平事迹，在香港把这封信予以全文发表。

　　1980年3月21日，沈从文给赵家璧信，“为免得身后小是小非传播，深盼将前信中涉及志摩先生事部分，托由蛰存兄代为收回处理，免得家中老伴为难。”沈从文3月末为此事专门给施蛰存写信，其中内附二信，一封给许杰，另一封则给赵家璧。此信中，沈从文谈到：

　　近闻丁玲在好几种刊物上大骂我四十年前文章对彼与也频有亵渎处，尚未得详内容，据闻重在澄清。似意外，亦意中。廿年委屈，出于何人？明明白白，实在眼前，竟视若无睹。而四十年前为之奔走，不顾危难，知其事如兄等还活着的人并不少。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暂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敏绝顶到家矣。

　　赵家璧自知透露私人信件给第三者，这种行为是对不起沈从文的，他赶忙于4月12日向沈从文写道歉信，“我对此事，总感内疚，只得向你请罪”。赵家璧理解沈从文当时的“处境”，觉得沈从文过多谈论文学、文坛人事对沈回归文坛很不利。其实，沈从文有这种心理担忧，正是因为丁玲发表在《诗刊》上的《也频与革命》引发的“《记丁玲》风波”。

　　沈从文4月1日至赵瑞蕻信谈及《诗刊》已经收到，显然在给施蛰存信时，他只是听说了“传闻”，应该是3月底才看到《诗刊》上那篇争议文章。相继地，4月6日致青年研究者凌宇，4月7日致老友徐盈，4月上旬复青年研究者邵华强，6月17日复老友张香还，6月25日致沈虎雏、张之佩夫妇等信中，沈从文无法掩饰内心的反感与冲动。

　　夹缝中的赵家璧如何处理？

　　作为当事人的赵家璧，此时如何来处理这一事情呢？在赵家璧看来，自己和沈从文有近五十年的“交情”，他希望沈从文放心，“我们这些三十年代以来的过来人，老朋友，你是完全可以放心”。他向沈从文透露了写作《重见丁玲话当年》过程中故意回避《记丁玲》细节：“我最近写了篇关于丁玲同志的编辑忆旧，未提大作《记丁玲》，她似乎对此书有意见。《诗刊》上已有一篇提到一些，谅已见到。”

　　赵家璧希望沈从文理解自己的“处境”，虽然写作三四十年代新文学的有关回忆录，但面对争议性的问题，包括《记丁玲》等的问题时，丁玲曾告诫他应该注意，“近代有些史料，可悲的是有许多都是为自己搽脂抹粉树碑立传，有意篡改历史的文章，对异己者则肆加毁谤，或无视其人，尽力贬压”（《1980年1月27日致赵家璧》）。

　　赵家璧害怕自己追述30年代出版界相关话题，从某种程度上被某些人认为是为自己的出版生涯“树碑立传”或“搽脂抹粉”，所以尽量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沈从文的这篇已经引起争议的《记丁玲》，他只好只字未提，一句“她似乎对此书有意见”可以看出赵家璧面对丁玲感到的“政治压力”。

　　前面已经提及，赵家璧曾有意帮助沈从文提供出版《沈从文选集》的“参考书”，包括《从文小说习作选》、《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但从《沈从文全集》1980年书信中我们发现：沈从文获得这些书的途径并不来自赵家璧的“帮助”，而是来自香港、美国友人的提供。或许，赵家璧想到丁玲的《也频与革命》，立即想起丁玲曾经的“告诫”。赵家璧毕竟属于共和国文艺体制中的人，与丁玲不仅是朋友关系，背后还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他时刻感到来自丁玲的政治威压。他与沈从文的关系是不同的，赵家璧认为自己和沈从文的关系是老编辑与老作者，显得更加随和。

　　从这个意义上讲，赵家璧在信件往来中与沈从文的交谈就显得随意。而与丁玲的书信文字中，明显感觉到赵家璧的严重不自信。尽管沈从文获得香港、美国友人的帮助，拿到了《记丁玲》、《记丁玲续集》的版本，他仍旧毫不留情地把这两本书抽离自己的选集，1986年花城、香港三联联合版《沈从文文集》中没有对此收录。他甚至给美国学者金介甫写信，谈及《记丁玲》、《记丁玲续集》：“这书在中国卅年前就被烧毁，现在虽有机会重印，已不打量重印。你的朋友熟人，以后若有研究她的，烦你转告一下我的希望，最好不用我的那本‘极坏小说’，免得她感到受损害”。

　　赵家璧先生1998年去世，离开人世之前或许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层关系的“背后”，身处在沈从文、丁玲这两位新文学家的“文坛公案”中，确实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身份。

　　据赵家璧女儿赵修慧女士回忆，沈从文去世之后，他的父亲曾拟写怀念沈从文文章，但可惜的是，他那时因生病住院留下残稿，内有“沈从文在中国文坛的遭遇，并不比徐志摩顺利多少”的字样。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赵家璧对沈从文的崇敬，是来自老朋友的感情。从1935年6月见面后至沈从文去世，赵家璧、沈从文相交时间长达50多年，他都把沈从文当做自己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所以他才在丁玲、沈从文的“文坛公案”中，对沈从文表现出如此平静的态度，这亦是老友之间一种来自心底的信任。

　　我想，作为赵家璧的老朋友，沈从文应该是能够理解他的。毕竟，沈从文已经不属于文艺界中人士，丁玲这个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跟他没有任何等级关系，也无法对其施加其他方面的“压力”。

　　◎袁洪权 本文作者袁洪权，文学博士，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料与现代思想史研究，兼及共和国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