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中国知识分子从“士”脱胎

　　10月11日,北京被重度雾霾所困。

　　“阿根廷国家队在北京下榻,酒店的保安对阿根廷人说,覆盖在北京城上空的不是雾霾,而是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转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如果空气质量是气象局的观测对象,普通民众无意间的“民族主义”谎言,则是他感兴趣的观察点。

　　下午三点钟,在蒲黄榆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雷颐准时出现。

　　暗暗的灯光映照下,一头长的卷发,如国画中的铁线,根根分明。一杯咖啡的工夫,他以客观中立的视角,解读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转型社会中抉择的历史片段——思想层面的冷空气,足以给听者脑海带来一种秋高气爽的分明。

　　从知识分子家庭

　　到知识分子人生

　　记者:您曾经下过乡,当过兵,进过工厂,到今天以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人生经历的跨度非常大。这对一位历史研究者意味着什么?

　　雷颐:我在上世纪70年代初在河南下过乡,后来当兵到福建,复员后在平顶山一家工厂当工人。

　　对我们这代人而言,1978年这一年,最能反映出国家和个人命运的紧密相连。1978年,前几个月我在当兵,中间几个月当工人,最后三个月成了大学生。我考进吉林大学学习历史,对中国近代史产生兴趣。

　　在知青岁月,自己和家人所担忧的,就是怎样千方百计获得回城的资格。在接下来的社会转型中,能够通过奋斗走向成功的人是少数。还有很多人没能回城,或者很晚回城,没有一技之长,很难找到工作,在工厂工作的后来成了下岗工人,甚至还有更多的农村青年,他们数量很大,但命运很少有人关注……

　　我一直认为,少数成功者代表不了一个时代,知青也代表不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研究历史时,我意识到,历史记录下来的总是少数成功者,那些被代表的群体有不为人知的悲哀。　

　　记者:具体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您为什么将目光投向知识分子群体?

　　雷颐: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1949年以前的大学生。他们搞工程技术,我们的邻居都是搞工程技术的知识分子,所以我对这个群体比较了解。

　　记者:在您成长的过程中,目睹了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化。

　　雷颐:的确是这样的。

　　进入大学之后发现,1949年以前大学毕业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整体的教养和文化素质水平更高。知青大都是自学成才,一方面精神比较独立,另一方面知识储备不足。而恰恰是那些当年受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弥补了我们的不足,在精神上和我们有更多的契合之处。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近代史,所以研究了胡适、傅斯年、张申府等很多人。

　　记者:您怎么定义知识分子?

　　雷颐:什么是知识分子?这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中定义是不同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高小生在一些县里就被定义为知识分子,因为上学的人太少。很多高小生胸前口袋里插支钢笔,就是知识分子身份的象征。中国习惯以学历划分知识分子群体。现在高小生肯定不算知识分子,高中生也不算知识分子,得考上大学,甚至研究生,才够得上知识分子的学历要求。

　　而从国际的范围来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受过教育,有启蒙思想,对当时的现状采取理性的分析、批评的态度和反抗精神,渐渐在社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

　　西方“知识分子”

　　与中国“士”传统

　　记者:对中国大众而言,最熟悉的两个名字——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是属于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

　　雷颐:对!他们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恩格斯继承父亲的产业,靠这一产业为生,他还资助了马克思。但他们并不是说,我的生活来源是资产阶级资助,我就一定要为资本家说话。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超越性,要超越自己专业的立场。

　　记者:要了解知识分子的传统,恐怕要在西方寻找其根源。

　　雷颐:关于知识分子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一批从西欧回来的留学生,他们不满意沙皇的专制统治,当时西欧比较民主,他们引进了新思想,批判沙俄的政治社会体制。这一文化群体被称为知识分子。

　　另外一种观点,是始于法国作家左拉写给法国总统的一封信——《我控诉》。当时欧洲歧视犹太人,发生了一起犹太人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的案件,政府始终不想认这个错。左拉写了一封公开信,法国其他的文化人也参与其中,呼吁平反冤案。有人说,这封信的发表相当于知识分子的宣言。

　　由此来看,知识分子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而且要有独立精神,是有知识有文化,同时有强烈社会关怀的人。

　　记者:西方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追溯,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人传统。您怎么看这两者的不同?

　　雷颐:是的,中国的文人传统也就是“士”的传统。

　　西方的知识分子往往不是政客,他们通常有自己的职业,是独立于政治党派之外的。而中国传统的“士”,他们没有具体的专业,就是为孔孟弘道,以道来衡量政府或当时统治者哪点做得对和不对。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文化中“士”的传统作了很重要的研究。“士”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高度的连续性,但是在不同的朝代,“士风”会有变化。有的朝代比较好,“士”比较刚毅,有的朝代比较萎靡,趋炎附势。

　　在传统社会,“士”一方面以孔孟之道依附于朝廷,直接投身到政治活动中去,同时又以孔孟之道作为衡量朝廷政治的标准,可以说利弊共存。

　　梁启超介于“士”

　　和“知识分子”之间

　　记者: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什么时候?

　　雷颐:中国知识分子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时一点点产生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有了工程师,有现代的医生、办报的报人出现,他们对社会的关切超越了职业本身,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记者:到五四运动时,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了。那么谁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

　　雷颐:有人把康有为和梁启超并提,认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但我认为,这师生二人中,康有为身上“士”的成分多一些,梁启超身上“知识分子”的成分多一些。

　　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最有名的知识分子。他当时一篇文章影响多大啊。袁世凯想要称帝,希望得到梁启超言论上的支持,给他多少金钱,希望反对称帝的梁启超不要写文章。梁启超还是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震惊全国,袁世凯称帝倍受打击。

　　记者:由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对社会进程的影响力巨大。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力量?

　　雷颐:这还是要归因于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从前“士”在社会上地位很高,后来知识分子逐渐取代了“士”,在社会上发表言论。梁启超就是介于“士”到知识分子之间过渡的代表人物。

　　到戊戌维新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自一场集体的质变,他们开始作为整体的阶层开始出现。从“士”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君王是天子,好的君王是慈父,人民只是统治者的儿女。皇帝要做好皇帝,就要像慈父那样照顾你的臣民,臣民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侍奉他们的上级统治者。国是家的关系的延伸,这是一种身份关系、伦理关系。

　　记者:这些从“士”脱胎的知识分子,渐渐脱离了旧有的传统伦理,把人们头脑中的王朝掀翻了。

　　雷颐:首先,他们的国家观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跟传统的“士”已经不一样了。传统的“士”觉得王朝违反了道德,我可以批判它,但是皇权是上帝给的,人民和皇权应该是一种臣民关系。而现在国家观变成一种契约关系。

　　梁启超写了很多文章,他批判了中国传统,认为中国的传统是,统治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人人自主之权归一人。把人人应该有的权利都收归于一个人,一个人替天下人出主意,还要天下人做什么?

　　他特别强调什么是国家。国家是地方上有人,个人权利相加就成了国,而不是反过来,先有君主,成立一个国家。他提出来,国家为人民,而不应该是人民为国家,为君主。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很惊人的。

　　到了谭嗣同,提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这个观点和霍布斯的观点非常相似。欧洲从霍布斯到洛克开始建立契约论国家观,需要有大家共同推举出来的人当君主,建立一个政府,这个国家是人民契约的产物。

　　戊戌变法中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反叛,甚至比五四运动还要更加坚决。

　　他们独立探索了

　　多种可能性

　　记者:到了胡适这一代知识分子,出现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他们总是要对当政者提意见,在不同的党派之间,似乎有点两面不讨好。

　　雷颐:对。他们一直很犹豫:面对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一个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和政治保持距离,还是应该直接投入到政治之中?政治这么肮脏,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去观察它,批评它?很多人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持独立,并不一定要投身到其中去。

　　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丁文江。他搞地质,一年到头往全国各地跑,跟中国最偏远地区的各种人打交道,其中有山寨首领、土匪、边疆土司各色人等。经过这些锻炼,相比别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国社会的架构更熟悉。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加入到政治里面去,中国政治的现状之所以不好,原因是人品好的人都不愿意从政。

　　因此他提出,好人要从政,于是组织了一个“好人政府”。在北京,胡适、李大钊都参与进去,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政府,实际从政。很快,军阀来挤对这个“好人政府”,而知识分子又没有任何的力量,只能被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是一次失败的试验。

　　记者:有趣的是,今天看来,当时的知识分子展开了不同层面的社会试验,有空间去大胆行动,去直接推进社会进步。比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等。

　　雷颐:有一批知识分子不直接参与政治,而是进行社会建设。我觉得有几个人是值得一说的,一个是晏阳初、梁漱溟,还有一个民间教育学者黄炎培,他们把知识分子在民间的作用放大,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梁漱溟大家都比较熟悉,晏阳初也有比较独特的成就,他的意义被低估了。晏阳初长期留学美国,1923年回国,一战的时候他到欧洲前线替华工服务,后来回国为农民服务,搞乡村建设。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又很喜欢中国传统。他把发达国家的一套卫生习惯弄到中国农村,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外来的文明结合做试验。他把中西结合了,无论好不好,在当时都很有意义。

　　1949年之后他的工作停止了,他出国了。在自己的国家没做成,他觉得很可惜,世界上还有很多落后国家,他后来在菲律宾继续了乡村试验。这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层面进行了积极的民间救助。

　　记者:无论如何,“入仕”不再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价值的唯一选择了。

　　雷颐:对。知识分子在报纸上的言论很有影响。在《大公报》、《独立评论》、《观察》等报刊上,知识分子以局外人的角度去观察发声,对开民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从“民国热”

　　到“公知”被贬

　　记者:最近上映的电影《黄金时代》您去看了吗?这部影片以女作家萧红为主线,涉及到民国多位知识分子的故事。

　　雷颐:没有。我听说,这部文艺片没有同时上映的一部喜剧片票房好。

　　记者:不能否认的是,大众中有一股“民国热”。有人认为,民国这段历史被理想化了,被过度美化了。您怎么看?

　　雷颐: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呈现在大众面前。尤其是在影视作品中,总是难免美化,不可能完全地去还原。

　　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虑,我觉得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不可遏止地有种民国热、民国想象?这种社会心理的基础是什么?

　　记者:您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雷颐: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以前人们对民国正面的事情了解很少；另一方面,今昔对比,的确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比如教育,今天的大学恐怕没有哪个能比得上当年西南联大的辉煌。

　　再举例来说,竺可桢任大学校长期间,他认为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重要一点是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由于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今天的大学校长有几位能做到这样?

　　记者: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网络时代,公共知识分子有了更开放的发言平台,为什么“公知”这个词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贬义的色彩?

　　雷颐:在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不是知识分子的人也可以就公共事务发言。一方面发言者更加自由了,另一方面水平却相对降低了。

　　以往知识分子发声,往往通过纸媒等传统媒体。这些媒体有严格的审稿程序,文章思路是否清晰、言辞是否恰当、论证是否充分,都会格外注意,甚至标点符号,都非常讲究。

　　但是在网络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易、很随便地发表看法,有的言论难免不够严谨。网络中,如果不去有意识地控制情绪,持不同观点的双方矛盾会越来越激烈。如果一方粗鲁一些,另一方马上会更粗鲁一些。这是在网络时代所面临的沟通困境。尤其是微博,没有充分论证,很容易被曲解。

　　记者:网络上随处可见语言暴力,让中国网民冷静下来似乎很难。

　　雷颐:其实,越是在舆论和民意畅通的发达国家,网络空间越少去承担政治讨论的功能,而是更多地去实现私人社交的功能。

　　中国的公知现象在网络上似乎更明显一些。网络这一人人皆可发言的开放环境,使人们发表观点的自由度空前提高,于是有了大学教授在菜市场演讲的穿越感。□　本报记者　卞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