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曾有"日本八路" 被日军包围后开枪自尽

　　今年9月30日是我国首个国家法定的烈士纪念日，早些时候，民政部公布第一批抗日战争300名抗日英烈名录，其中，以反战人士身份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英勇捐躯的宫川英男是唯一的日本人。从侵华日军转身成为“日本八路”，宫川英男的一生颇为传奇，事实上，抗战中不乏这样弃暗投明的日本籍反战人士。他们受到中国人民友好情感的感染与正义斗争的感召，跨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界限，他们中不少人返回日本后即便遭遇不公正对待，仍积极倡导中日友好。

　　“日本八路”为抗战牺牲

　　被列入中国抗日英烈名录的宫川英男是在华日籍反战斗士的代表。他原名宫川启吉，1918年出生于日本山梨县。1939年，在日本国内“全民皆兵”的战争狂热气氛中，家境贫困的宫川应征入伍，成为日本陆军第32师团一员，并于当年踏上侵华战场。1941年夏，宫川所在连队被八路军伏击，宫川被俘虏。被俘之初宫川顽固拒绝认罪，多次想要自杀。后来在八路军的感化和日本在华反战人士的教育改造下，宫川思想转变，自愿加入八路军，并加入日本共产党，担任“日本士兵觉醒同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

　　1943年，宫川被派遣到山东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开展工作，主要区域为济南到泰安铁路一线。在八路军敌工干部掩护下，宫川深入日占区进行各种反战宣传，据中国抗战老兵回忆，宫川“看起来文弱”，但勇敢坚决，敢于接近敌军据点等危险地区。他制作的《士兵之友》《士兵的呼声》等宣传材料内容情感真切，在瓦解日军斗志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宫川也因此成为日军“重点缉拿对象”，据说悬赏价值一架飞机。1945年，宫川等人在根据地村庄被日军包围，在敌人搜捕中，宫川奋起反抗，开枪自尽，时年仅27岁。他的中国战友们冒雨拼命夺回他的遗体，将其下葬。1980年，宫川的灵柩被移至山东省长清县烈士陵园，并树碑纪念。

　　宫川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生命，还有一些“日本八路”则一直奋战到战争结束。如现担任日本“八·四会”(即八路军、新四军之会)会长的小林宽澄。小林出生于1919年，1939年应召入伍，次年被派往中国，1941年在山东牟平县被俘。在八路军的教育和感染下，小林也弃暗投明，成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一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结束后，小林还前往东北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济南市人民政府担任干部，专门负责日侨工作。他在中国娶妻生子，妻子是解放军四野部队中的一名日籍女护士。直到1955年，小林才携妻带子回到日本。小林对中国怀有深切感情，回国后一直主张对华友好。

　　日籍反战斗士遍及各条战线

　　抗战时期，中国活跃着相当数量的日籍反战人士，他们的主要来源是被俘的或因不堪长官虐待而投诚的日军士兵，还包括流亡中国的日本共产党党员与左翼人士。到抗战结束前，在华的日籍反战人士保守估计近1500人。他们从事的反战宣传产生可观效果。在日本侵华部队中，因为日籍反战人士的宣传而出现的厌战、内讧和逃亡现象逐渐增多，并形成滚雪球式效应。

　　由于中国共产党有效的思想教育和统一战线政策，在敌后战场，日本人反战组织非常活跃。1939年1月，在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新年集会上宣布加入八路军，成为最早一批“日本八路”。当年11月，杉本一夫等7人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建立“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是中国战场上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1940年5月，在日本共产党总书记野坂参三的指导下，被俘日军士兵森健、春田好夫等人建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1943年2月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到1944年，该组织在敌后战场已有17个支部，范围覆盖整个华北和中原地区。

　　1942年，“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确定多条反战宣传方针，包括利用日军士兵的思乡情，宣传八路军“不杀俘虏”政策，鼓励弃战投诚；鼓励日军基层士兵反抗长官，激化官兵内部矛盾；唤醒日本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使其认识到侵略战争反动性。他们的三大“杀手锏”是阵前喊话、散发传单、寄送慰问袋和信件。1943年，日籍反战人士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地区散发传单百万余张，内容多为回忆日本故乡和说明时政形势，“以情以理，双管齐下”。每逢节日，他们还会向日军士兵投送装有笔记本、肥皂的慰问袋。尽管日军严令禁止，但还是有不少日军士兵留下这些“自己人”的东西，并相互传阅。日本左翼团体研究称，在抗战中后期，日籍反战者的“基层策反”对日军士气造成有效打击。

　　在正面战场，日本人反战组织也迅速发展，其主要领导者是著名左翼作家鹿地亘。他筹建反战组织的努力，得到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协助和关心。1939年12月，“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成员包括鹿地亘等10人。组织成立后，鹿地亘立即率成员北出昆仑关，冒着炮火在阵地上对日军喊话。1940年，“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重庆总部成立。同年，该组织反战剧《三兄弟》的巡演被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叫停。1941年8月，国民党方面以“存在思想不当”为由强行解散该组织，将除鹿地亘之外的成员关进贵州镇远的战俘营，并对他们实施隔离监视，此事也被称为“小新四军事件”，令国内外舆论哗然。后来国民党在政治部内部设立“鹿地研究室”，安排鹿地亘等少数几名日方人士收集日方情报。但大多数反战组织成员一直被国民党拘禁在战俘营，不少人因疾病折磨而死，到日本投降前夕大约剩余170人。

　　回到日本多遭不公对待

　　战争结束后，“日本八路”和左翼反战人士纷纷归国。他们大多数人成为和平主义者和对华友好人士，通过著书、报刊撰文和演讲等形式继续进行宣传。他们真切体会过战争的残酷与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因此有“一定要和中国友好相处”的坚定立场。另外，他们对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印象深刻，小林宽澄等人回忆说，他们放弃侵略者身份后，中国人民原谅并接纳他们，老百姓将他们当成宾客，为他们省出口粮，通宵站岗放哨，甚至为掩护他们献出生命。这些日籍反战人士成为中日友好的坚决捍卫者，是“对中国人民最善良情感和关照的回报”。

　　“日本八路”们回国后多数遭遇不公正对待，杉本一夫、小林宽澄等人被贴上“叛国者”和“赤化分子”标签，长期受政府监视，并因此找不到工作。不少在华反战同盟成员只能打零工度日，老年贫困潦倒。他们还经常遭受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骚扰，甚至是人身威胁。近年在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的背景下，这些日籍反战人士更加受到排斥。他们当中一些人表示，并不在意被视为“异类”乃至“叛徒”，他们所顾虑的是，在他们逐渐老去，离开这个世界后，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甚至“将战争当作儿戏”的日本人，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如何处理自己与邻国人民的关系，那是相当值得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