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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曾言:当时加入民国政府是“一念之误”

2014年11月01日 15:48 来源:北京晚报 参与互动(0)
王云五曾言:当时加入民国政府是“一念之误”
晚年王云五(资料照片)
晚年王云五(资料照片)
台北的王云五纪念馆 俞晓群摄

  封面话题

  他一生没有上过正规学校,是一位完全靠自学成功的天才;他十九岁受聘中国新公学做英文教师,与宋耀如同事,学生中有胡适、朱经农;他二十一岁开始通读原版《大英百科全书》,三年读毕;他二十五岁做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同时被蔡元培聘为教育部专门教育司一科科长;他三十五岁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他三十七岁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和“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他四十三岁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首先推行“科学管理方法”,被誉为“中国科学管理之父”;他五十九岁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先后出任民国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要职;他六十一岁因为“金圆券事件”引咎辞职,避走香港;他六十三岁来到台湾,曾任台湾故宫和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他六十七岁兼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培养出第一位中国本土博士,被誉为“中国博士之父”;他七十六岁辞去官职,来到台湾商务印书馆出任董事长,重操出版旧业;他八十几岁还能一天写四千字文章,直到去世前二十天,还在为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写序……

  热播剧《北平无战事》,一场国民党在崩溃前夕为力挽颓势而进行的一场币制改革,将一个历史人物王云五推到读者面前。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还做过哪些事?

  本版特约出版人俞晓群先生撰写此文,为我们揭示历史中真实的王云五。

  壹

  “有脚的百科全书”

  原是自学而成

  王云五的一生太丰富,正如金耀基评价,王云五是一个完全靠个人奋斗成功的人,他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情。

  他何以自学?推算起来,王家绵延十代,没有出过一个秀才。到王云五这一代,他们兄弟四人,王云五排行老四。其中老三早夭;老大十九岁参加童子试,高中秀才,不久却突然病逝。算命先生说,依王家风水,不宜出读书人,因此影响了王云五读书求学。后来王云五自学有成,本想出国留学,没想到在他二十岁时,二哥又病逝,家中男孩只剩他一个。目睹二老日渐衰老,他不忍离去,只有独守家园,选择自学之路。再者王云五从小体弱,最初连去学堂的力气都没有,后来也只有一百五十厘米身高。但他的头特别大,比如他八十二岁时,接受韩国建国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对方事先按照他身材尺寸做好衣服,没想到按照比例制作的帽子却小了,他根本戴不上。但是王云五天资极好,又极其努力,自学成长,将自己训练成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后来他也曾经叹息,早年读书单靠自己摸索,不得专业要领,没能成为某一学科专家。不过这样的知识结构,却使他成为一位无所不通的杂家,学知识没有专业壁垒,尤其擅长跨界学习做事,无师自通,被胡适称赞为“有脚的百科全书”。而这样的通才,最适合从事出版工作,也是后来王云五成为大出版家的基础。

  贰

  半天总统府

  半天教育部

  王云五何以成为孙中山秘书?说起来,这缘于王云五与孙中山的同乡关系。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孙中山来到上海,在旅沪香山同乡会欢迎宴会上,年仅二十四岁的王云五代表同乡会,向孙中山致欢迎词,落座后他又与孙中山坐在一起,经过短短交谈,孙中山当即邀请王云五去南京,出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究其原因,一是王云五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革命活动,他八岁时,一位表兄陆皓东追随孙中山闹革命,被清政府杀害,由此在心中埋下革命的种子。二是此时王云五在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师,才学显露,英文极好。发现这样的才子,孙中山自然不会放过。

  第二年一月,王云五赴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职务,不久又收到教育总长蔡元培来信,邀请他去教育部工作,孙中山怕影响他的前途,亲自安排他半天在总统府工作,半天去教育部工作。同年九月,王云五还兼任民国大学英语教授。此时王云五还加入了国民党,但五年后国民党重新登记时,他宣布退党,此后一直保持无党派身份。他后来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副院长,一直未能出任正职,也与他无党派身份有关。

  叁

  王云五

  与商务印书馆

  他何以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本缘于胡适的推荐。一九二一年,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商务印书馆请他来上海做编译所所长。胡适不肯放弃自己的学术事业,因此推荐他的老师王云五自代。胡适在当时的日记中称赞王云五:“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两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只收了政府给他的百分之五的酬奖,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今年止三十四岁,每日他必要读平均一百页的外国书。”

  一九三〇年,王云五又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直到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在此期间,王云五组织出版许多好书,如“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幼童文库”、“抗战小丛书”等,使商务印书馆出书数量曾经占到全国出书数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成为世界上三大出版社之一。当时《纽约时报》刊载文章,称赞王云五“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总其一生,做出版是王云五时间最长、最成功的职业,如他所说:“我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肆

  一念之误,投身民国政府

  他何以离开商务印书馆,加入民国政府?王云五说主要原因是他从三十几岁投身出版,一直做到六十岁,希望换一种活法。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蒋介石对他极其热情,也是他对于建立联合政府怀有希望。没想到他加入民国政府不久,国共两党谈判失败,中共驻南京代表撤离,周恩来在离开南京时,对着王云五说:“像云五先生的参加政府,我深信他现在的内心也感着不好过。”(引自《王云五全集》)王云五后来写道:“这句话,无论是善意的忠告,或是恶意的讽刺,总使我内心大为感动。”尤其是周恩来临走时,握着他的手说:“再见”,王云五说,那声音,许多年后“仿佛还在耳际”。所以直到晚年,王云五回忆起这段历史,还说当时他加入民国政府是“一念之误”。

  但历史是不能重来的,正是那“一念之误”,使他失去了坚持独立人格的原则;也是那“一念之误”,使他在任财政部长期间,因为金圆券事件身处窘境,最终引咎辞职;还是那“一念之误”,使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陆续公布“国民党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位居第十五位。

  后来来到台湾,随着岁月的流逝,王云五对往事的回忆日渐平淡,但有一件事,却让他终生遗憾,一直念叨到晚年。那就是因为那“一念之误”,使他最终不能告老还乡,倚仗林下。还有他在一九四九年仓惶离开大陆时,遗留在上海的八万多册私藏图书,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到台湾后,虽然他再次做了行政院副院长,但在他的内心中,那段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情结,那段读书写书藏书编书的挚爱,一直无法释怀。

  直到一九六四年,王云五七十七岁时,他辞去官位,又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接续他的出版生涯,一直做到九十二岁,做到生命的尽头。在此期间,他又做了许多好书,如“万有文库荟要”、“人人文库”、《四库珍本》二集至九集等。尤其是他又开始收藏图书,最终达到十万册,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自费开办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外一篇

  在台北遇到“王云五”

  十月十六日,我去台北参加“两岸图书展览”。这是我第一次来台湾,三天日程安排,都围绕在“书”上:参加书展活动、约见一些台湾书商、走访几家特色书店……归来的途中,清理一下凌乱的思绪,我在想,如果有人问,这次台北之行,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一定会说:“我见到了王云五!”

  但是,怎么可能呢?早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王云五先生九十二岁高龄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生也晚,我何以见到了“王云五”?这当然是臆想,也有缘由。

  近两年来,我在写《出版家王云五》,一直在收集相关资料。此次台湾之行,我的头脑中,始终被“王云五”三个字占据着。两个月前,我因公务,在北京见到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王春申。会见时我突然觉得,他虽然个子很高,但他的微笑,他的脑形嘴形,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哦,是在王云五的老照片上!我一问,他果然是王云五的长孙,王云五大公子王学哲的儿子。前几年我在大陆重新出版王云五的“幼童文库”,还请王学哲写的序言。此次来台北,第一天王春申在台湾商务印书馆与我约谈,还希望与他父亲一起到佛光大学,那里存放着王云五留下的十万册图书。由于时间太紧张,未能成行。

  第二天深夜,台湾出版家吴兴文带领我夜访书店——旧香居,小店主人为我们到来,开店到深夜十二点。一位二十几岁的小店员陪我们找书,他胖胖的身材,说起话来软软的声音,态度像台湾民风一样,温暖平和。听吴兴文介绍,说我在大陆编过“新世纪万有文库”,他立即说:“那你一定是俞先生了!”他说自己读大学时,立志要写一部《台湾出版史》,导师说他功力不够,他就一面做店员,一面读书。他读过我写的小书《前辈》,知道我敬佩王云五的出版理念。他推荐我买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他说大陆的版本内容不全。台湾商务印书馆在搬家,不久那些旧房子都将不存在了,没想到这样有学术有传统的一类出版社,竟然会如此衰落,未来台湾的学术还有前途吗?文化还有出路吗?他还推荐我去王云五纪念馆,那里有许多好东西。

  我此次台湾之行时间极短,但是第四天我临去机场前,吴兴文还是带我找到王云五纪念馆。那是一座小楼,它对面有一处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书店,已经在搬家。纪念馆中没有参观者,我们叫开一扇铁门,走进厅堂,迎面有一座王云五的塑像,背墙上写着王云五的手迹:“为学勿萌老态,做人需具童心。”走入地下室,墙上、书架上、玻璃壁橱中与几排展柜中,陈列着许多难得一见的文物:照片、名人题字、徽章、证书……比如发行金圆券的文件和金圆券实物,蒋介石为他八十祝寿写的条幅“弘文益寿”,蒋经国为他九十祝寿写的“硕德大年”,他为胡适写的悼诗,整套的《东方杂志》合订本等,室内还摆放着王云五用过的办公桌椅、文房四宝、睡过的简易床……

  此时,我的思绪真的有些迷离,总觉得王云五的形象就在我眼前不时出现。我想起上世纪末,董桥见到我编辑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他在文章中写道:“读这些文库、丛书,我常常会想起王云五在商务的业绩,觉得这样的读书人,实在体贴周到的可爱……照片里的王先生矮矮胖胖像个大冬瓜,有一次在台北重庆南路见到这样一位老先生走过,几个同学都说那是王云五,我起初半信半疑,后来也跟着大伙一起相信了,回宿舍夸说我们见到了王云五!”

  此时,我竟然有了与董桥相同的感受。 俞晓群

【编辑:宋宇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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