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古田会议：毛泽东和朱德曾有明显分歧(图)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发表讲话（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创作室副主任何孔德作）。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0月30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为什么要选古田这样一个小镇来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因为这里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解放军报》曾刊登古田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傅柒生撰写的报告文学《古田会议的前前后后》，详尽叙述了1929年冬天的古田会议如何消除党内“红旗还能打多久”悲观情绪，直指军内的种种旧军队积习，使红军成为党和人民的军队的历史。

　　毛泽东和朱德为述争议

　　各作一篇文章

　　1929年5月底，在闽西永定县湖雷镇，红四军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以毛泽东和刘安恭为代表的双方就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针锋相对，越争越激烈，会议不欢而散。6月8日，在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的严氏祠堂——“东洋堂”里，红四军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湖雷未完的讨论。虽然会议最终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集体通过了撤销红四军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一向默契的朱毛在此事上的明显分歧却让会议的气氛跌到了低谷。

　　早康会议后，陈毅担任政治部主任，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为了尽快结束争论、统一思想，他代表红四军前委，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详细陈述自己的思想。

　　6月14日，毛泽东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一篇长文章，把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内容归纳为14个问题，逐一进行了条分缕析，尖锐地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这封信虽是个人观点表达，却有特别的全局意义，被史学界认为“是关于建军建党问题的重要文献”，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翌日，朱德如同答辩一般，也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向红四军前委交卷。陈毅干脆把这两封信同时刊登在了红四军前委机关刊物《前委通讯》第3期上。朱毛之间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如今随着信件的公开，全没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引得官兵们好奇围观。

　　一场原本是由刘安恭挑起的争论，就这样发展成为红四军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对立。然而，客观形势已经不能允许红四军内部再这样争论下去了。鉴于蒋介石调集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会剿”闽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必须尽快统一思想，团结对敌。

　　22日，红四军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主持人陈毅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目的很明确，是想统一认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朱毛朱毛，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德和毛泽东都深深地知道彼此不可分割，只有朱毛合力，红四军才有发展有前途。可是，人处在争执之中的时候，往往并不容易相互服气。为了打破僵局，陈毅采取了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折中方式：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党内警告处分。

　　一旦达成共识，毛泽东和朱德便团结一致向前看

　　“七大”之后，毛泽东提出去莫斯科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的申请，得到了红四军前委的批准。在等待中央的批准之前，前委决定让身体时好时坏的毛泽东先到闽西地方养病并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工作。7月8日，毛泽东偕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贺子珍、曾志等人离开龙岩，辗转上杭的蛟洋、苏家坡、大洋坝，永定的岐岭、湖雷、堂堡、合溪等地。这一走，就是4个多月。

　　4个多月里，毛泽东一边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一边有机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思考。这时，他接到了陈毅的来信：“我从中央回来，于10月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原来，毛泽东愤而离开红四军去往蛟洋后不久，陈毅便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基于陈毅的客观汇报，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在反复研究讨论取得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由陈毅起草、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来信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并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结论，明确要求朱、毛团结合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这段时间里，朱德奉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指示率部向东江出击时，结束了粤桂军阀战争的粤军蒋光鼐部折回东江对付红军。而前委没有觉察到敌情的变化，依照命令二次进攻梅县，遭到强敌反击，伤亡惨烈。东江失利，使红四军的干部战士更加想念毛泽东。其实，在9月下旬，一心想了却“七大”分歧之憾的朱德在上杭城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没承想会议在无组织状态中开了3天，却毫无结果可言。朱德也越发清醒地认识到，红四军缺少毛泽东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不行的。

　　11月26日，红四军重返闽西、进占长汀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省常委兼组织部长谢汉秋的陪同下由苏家坡抵达长汀，与朱德和陈毅把此前的不愉快冰释。

　　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移师连城新泉，开展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并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朱毛之争”终于尘埃落定！这场争论虽然给红四军的革命历程带来了一些坎坷，但始终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公开讨论，并无派别之分。而且一旦达成共识，毛泽东和朱德便不再纠缠于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

　　1929年12月28日在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古田位于福建省上杭县东北部，是被梅花山南麓莽莽群山怀抱着的一个集镇。群山中有一彩眉岭，岭下有一丘田形似“田”字，故有人以“古垦之田”来称谓此地。

　　12月中旬朱毛红军由新泉来到古田。半个多月里，为了做好古田会议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废寝忘食，忙碌异常。白天，他连续召集各种调查会、座谈会，与支队、大队基层干部和士兵代表一道揭露存在于四军中的种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晚上，在前委机关驻地“松荫堂”的灯光下整理资料，起草决议。

　　1929年12月28日，雪花覆盖了古田的山川和大地，也给彩眉岭下的曙光小学披上了洁白的盛装。曙光小学原是廖氏宗祠，辛亥革命后改为古田历史上第一所小学——和声小学。1929年5月，红四军首次进驻古田，又把和声小学改名为曙光小学。

　　会场里燃起了数堆篝火，120多名代表围火而坐，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挂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红色会标下的主席台。

　　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还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专题发言。朱德则作了军事报告，“从红军建军一直谈到目前”，全体代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毛泽东站上主席台，开头就说：“同志们，大会主席陈毅同志要求我来向大会作报告。我想报告一些什么东西好呢？依我看啊，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首先，我要讲一讲单纯军事观点。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不搞清楚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表现和危害，对于我们四军如何建设，就会无从下手，也就不可能取得进步。红军自从成立以来，单纯军事观点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红军与白军的任务是不相似的，如果单纯是为了打仗，红军确实与白军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既然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就要与白军不一样，就不能只认打仗这一项工作，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此，我要指出来说，我们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古田会议开了两天，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重新选举了前委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

　　会后毛泽东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曾经在红四军中发生尖锐冲突和思想对立的一场争论，最终在古田烟消云散，完全化解。

　　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是红四军的一件大喜事，就在大家兴高采烈、群情振奋之际，时任红四军前委委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却给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流露出心中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的估计。

　　新年的第5天，毛泽东在古田赖坊“协成店”简陋的小屋里，提笔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长信，后来公开发表时取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泽东深刻批判了红军中一部分同志的悲观思想，并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是古田会议的核心思想和伟大创造。

　　会议结束后的第8天，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大会决议及中央指示，即在理论上克服各种倾向，一一执行的问题，当待今后的督促与奋斗。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斗争，但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短短几句话，昭示了古田会议深远的意义。

　　1930年1月初，国民党军对朱毛红军及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开始实施。为了打破“会剿”，红四军决定由古田转向赣南，再一次采取“围魏救赵”的方法，打破一面找出路。这一次行动获得了成功，喧嚣一时的“会剿”黯然收场。1月下旬，毛泽东与朱德各自率领的部队在江西广昌东韶会师。在古田会议的光芒照耀下，朱毛红军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如今，85年的时光已然飘逝。然而，古田会议的精神光辉却依然光芒万丈。

　　据《解放军报》，原文有删减。本文作者傅柒生为古田会议纪念馆原馆长、福建省龙岩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