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教授：大航海时代 荷兰船上已有中国水手

　　昨天，庆安会馆开了一场“聚焦舟船中国，联结海上世界”2014中国古船研究学术研讨会。荷兰、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德国、波兰等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事“大腕”都来了。到场的中国船史研究会负责人说，这是宁波走向海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会议，这么国际性的会议，国内真不多。

　　来自鹿特丹的荷兰莱顿大学文学院包乐士教授，为了参加会议，连原本要动的手术都延后了。第一个发言的他语出惊人：在荷兰的大航海时代，有一群被遗忘的中国人，他们是东印度公司雇佣的水手，而这其中不乏宁波人的身影。

　　几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

　　荷兰船上已经有了中国水手

　　现场，包乐士教授在大屏幕上放了一张照片：在城市街角叫卖着花生糖的孤单身影。

　　这些人，荷兰人称为是“花生糖中国人”。包乐士教授说，他小时候常能见到这些人。

　　“当时我很好奇，就上前去问，发现他们都是1930年左右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的汽船中国水手，他们没有工作，滞留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

　　那些在街角叫卖花生糖的人，现在已经消失了。包乐士教授的这段记忆却在最近再次被唤醒。前几天，他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收藏品中，发现了当地艺术家雅各布·佛斯（Jacob de Vos，1774–1844）的一副素描画：

　　位于阿姆斯特丹公司总部的庭院的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客栈，17名中国人围着一个大罐或站或坐，罐中食物已煮好，炉膛正上方的烟囱口挂着正待烘干的衣物。这些人看起来很放松：抽着烟斗，点着蜡烛，打着盹儿，咂巴着嘴，用筷子在碗里扒着米饭，或忙着做饭。

　　这幅画的标注是“客栈里的中国水手”，他这才知道，原来早在几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荷兰的船就已经在雇佣中国水手了。

　　他翻查了当时的史料，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1756年7月5日，考虑到舰队缺少欧洲与摩尔水手，荷属东印度总督雅各布摩塞尔（Jacob Mossel）首度提议雇佣中国水手为公司服务，作为实验，他们在巴达维亚碇泊处，就地雇佣了一群中国人。

　　结果，这一尝试效果还不错。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短途穿行于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上，中国水手渐渐多了起来。

　　水手多来自宁波、厦门和广州

　　收入是欧洲水手两倍

　　根据包乐士教授的研究，当时雇佣中国水手，是有讲究的：组团，一般26名水手一组；怎么雇佣呢，就是通过中国船长和巴达维亚的华人公馆签下合同，他们会为返回荷兰的海船招募中国水手，公司转而与专业劳工掮客签订合同。

　　之所以提出这一提议，是因为来自宁波、厦门和广州的帆船，可以每年二月随东北季风而至，随西南季风返乡，确保了水手的稳定供应量。

　　为了吸引中国水手应征，公司开出了10个银币的月薪，这是欧洲水手收入的两倍。在伙食上，则跟欧洲同行们一样，有食盐配给、火腿和肉。

　　在管理承包年税的条例中，包乐士教授发现，当时招募中国水手的承包人陈果哥（Khoeko，陈垦使）获准每天屠宰三头免税的猪给这些水手。水手到达荷兰后，公司还允许他们预支两个月工资以购买衣物和食物，这笔钱会在他们返回巴达维亚时从分发的工资中扣除。

　　干活时，雇佣方也尊重中国水手的习俗：荷兰商船都是以方形帆为主帆，但是中国人都不愿意爬到帆缆上去解风帆和绑风帆，为此，公司专门配备爪哇水手来干这个活。

　　包乐士教授还查阅了巴达维亚总督和议事会决议册，发现：1784年到1793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雇佣了不少于1000名的中国水手出洋；1783年9月的报告则称，在巴达维亚碇泊处、公司码头、以及航行与亚洲水域的各种船舶上，有分属于41个派别的约1066名中国人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

　　在1794年9月《通告（法令）手册》（Plakaatboeken）中，还有这么一条：1788/1789年度付给中国水手的工资数目太大，人们提议在账簿中增加“中国雇员的工资”这一特殊栏目。

　　一个世纪后，矛盾出现

　　中国水手的身影，渐渐消逝

　　公司与华人奇特而良好的合作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然后，矛盾也出现了。针对中国水手的特殊法规，开始被一一确立。

　　“比如吧城当局发布法令，要求到访的中国人，要按月交12斯梯弗（0.6盾）的暂住税。而在荷印公司驻爪哇的总部巴达维亚，城里和城郊居住的所有14岁以上的中国男性都必须按月交纳人头税，以免于服军役或劳役。”包乐士教授说。

　　还有一点，传统上，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上的船员是从多个欧洲国家中招募的，中国船员混迹其中，格格不入。虽然公司许诺每月给他们9至10个银币，但订立契约的决定权掌握在垄断者手里，船员们的生活艰难。

　　1783年10月，离开巴达维亚的Java号和Slot ter Hoge号上的中国船员，甚至还受到了虐待。最严重的一次，1740年的秋天，因为巴达维亚城的经济危机、非法移民现象的猖獗和华人社区中领导阶层的瓦解，当地还发生了“华人大屠杀”（史称“红溪惨案”）。

　　水手这个名字，渐渐成了禁忌。

　　回想起这一段航海史，包乐史教授感慨：一边是阿姆斯特丹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画面，一边是中国水手在船上艰难的工作条件，这些在大航海时代中奋进的中国水手，是不该被遗忘的一群人。本报通讯员 黄定福 本报记者 邹洪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