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计者：父亲曾和拉贝一起救难民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筑设计师齐康。 本报记者 余 萍摄

　　南京市水西门大街418号，成为很多人记忆中抹不去的一处所在——这里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驻足灰白色调的建筑群落及雕像前，凝重的气氛四处蔓延。

　　2日上午，东南大学逸夫楼5楼，齐康拿起笔，两三分钟，就熟练地勾勒出了当年设计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模样。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6岁，父亲在金陵大学工作，和约翰·拉贝等一起帮助了许多难民，自身险些遇难。幼时常听父辈们谈起那段苦难的经历，感到沉重和悲愤。”1984年深秋，细雨濛濛，受命纪念馆设计工作的齐康来到工地，奠基碑边挖掘出的堆堆白骨刺得他眼睛发痛。儿时的回忆又浮现在脑海中。

　　时间的流逝割不断也洗不清民族的伤痛。一期设计确立了“生与死”的中心思想。“场”与“墙”，则成为承载这一思想的物体。

　　按齐康的话来说，“场”是“有情感的‘场’、有表达的‘场’”。卵石地面寸草不生，只有枯焦的树木，但石子场地沿边及台阶上则种上草皮。于斯时，于斯地，不由产生强烈的“生与死”的深层联想：一边是敌人涂炭生灵，一边是“春风吹又生”的景象。

　　残缺和破损的墙围合遮挡，是创造空间氛围的特定手段：用中、英、日文镌刻着“遇难者300000”的石壁墙；写着遇难者姓名、带有刀劈和枪击痕迹的“哭墙”；而沿着长达50米、残破起伏、高低错落的遇难者浮雕墙行进，可以看到不断变换的墓冢式的情景。

　　纪念馆二期工程最重要的内容是以“古城的劫难”为主题的大型雕塑，这里精心设计了连续凸凹的花坛和地灯，同时将右侧长40米的墙面，全部贴上黑色磨光花岗石，很快将参观者带入肃穆的氛围中。

　　为用最简洁的建筑语言和雕塑来体现造型意义，齐康选用了体块错位的手法——一颗怒目圆睁的死难者头颅、被活埋时挣扎的“手”、日军杀人时砍断的“战刀”、残破的城墙、枪炮射击的痕迹等大体块，用一空透的斜坡使其连为一体，又起到残疾人坡道和正常人行走通道的作用。

　　一期建筑是用场地、墙、墓冢式的纪念馆来表达“生与死”，那么二期工程的构思是表达“痛与恨”。空间连续，意义连续。

　　遗骨陈列室采用梯形屋面，使人联想到棺木，它入地、开了低窗，陈列了纪念馆施工中掘出的部分遗骨。那一幅幅地狱般的画面让人震撼，仿佛能感觉有撕裂人心的哭声在空间和时间中不断回荡。

　　还不得不提“标志碑”、和平大钟钟架。

　　标志碑设计曾几易其稿。最终设计出一个有着南京大屠杀历史元素的大十字架，上端刻着一排阿拉伯数字：“1937.12.13—1938.1”，即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六周时间。和平大钟钟架的设计则是一气呵成，名为“倒下的300000人”。三根黑色的三棱柱代表“3”，上部用五个褐红色的圆圈代表5个“0”，中间悬挂大钟的梁设计成一个倒下的“人”字形，寓意南京大屠杀“倒下的300000人敲响的和平大钟”。

　　“历史的永恒和真实将永远提醒着人们……建筑的语言不可能说完，永远也说不完。”齐康说。

　　2005年，纪念馆较大规模扩建。新馆设计全球招标，最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领衔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团队设计方案胜出。 当时担任评委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回忆，方案突出了“历史”与“和平”四个字关键词。“譬如，把我馆整体造型设计为一条和平之船；把展厅的外立面设计成‘断刀’和‘化剑为犁’等等。”

　　在挖掘新展厅的基础时，新发现了遇难同胞遗骸，朱成山找到何镜堂，要求变更设计方案，将顶上留有一个“天窗”，并由展陈公司负责做一个成“喇叭状”的聚光槽，得到了他的同意。这个“天窗”被命名为“苍天有眼”，与展厅后厅的“一道天光”先后呼应，浑然一体。

　　船形造型展厅的船头尖角，是难以处理的设计死角。如以秒计算，南京大屠杀期间平均每隔12秒钟就有一条生命消失。何镜堂与他的设计团队在尾厅设计了一个呈三角形的空间，后来又做出8米高的净空。展览公司继而用声光电的手法，使现场有持续滴答“读秒”的声音，每隔12秒，一滴水从高空落下，在水面上形成一个涟漪后消失，与此同时，墙面上的一盏印有遇难同胞遗像的灯亮起来后又迅速熄灭，标志着一条生命的消失。视觉冲击心灵！

　　新扩建展厅面积达16723平方米，体量较大，为避免对老馆形成压迫感，何镜堂采用了“体量消隐”的设计手法，结合地形条件将新馆主体部分埋在地下，地面上的建筑体量犹如一个斜插入地面的三角形体块，向东侧逐渐升高，屋顶作为倾斜的纪念广场，形成了特殊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园区西部的和平公园是整个展馆的结尾之处，其空间主题表达为和平的美好。用巨大的长条形水池，将人们视线直接引向水池终点的和平女神雕像。

　　“类似的建筑如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华盛顿犹太人纪念馆等我都去参观过，各有千秋，但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成功之作，形式与内容统一，悲怆动人，简洁有力，气宇万千。”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有这样的评价。

　　本报记者 汪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