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稿本发现记：初版前有“稿本”存在

　　陈垣先生的史学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一经问世，好评如潮。如蔡元培先生所赞，给当时的学术界“石破天惊”之感。

　　陈寅恪先生1935年2月“重刻”了《元西域人华化考》。所谓“重刻”，是指将此书原稿重新校订之后，以木刻刷印的方式重新印制而成。这部书还被纳入了陈垣著述专集“励耘书屋丛刻”的第一集。根据这部丛刻的刻印牌记“励耘书屋民国廿三年冬锓版”，可知陈寅恪先生所撰序言正是根据这部1934年重刻本而写。既谓“重刻”，那么此书最初的版本是什么情况呢？

　　初版前有“稿本”存在

　　《元西域人华化考》丛刻本的目录页末，明确标示着“右稿前四卷民国十二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后四卷民国十六年在燕京学报发表”。这说明，要读到此书的“初版本”，就需要将当年刊载此书内容的两种杂志配齐，即《国学季刊》与《燕京学报》。

　　经查，《元西域人华化考》前四卷发表于《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时为1923年；后四卷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二期，时为1927年。有意思的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1871—1931)却早在1924年，就为《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写了书评(发表于1924年10月出版的《史林》杂志)，且这篇书评的内容是涉及此书全部八卷的。

　　这篇题为《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书评，于1925年又被译为中文，就发表在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一卷第六期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桑原骘藏的书评里说得很清楚，《元西域人华化考》在断续发表于《国学季刊》与《燕京学报》之前，还有一种完整的、未经公开发表过的“稿本”存在。文中称，“陈垣氏于去年末，草《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其稿本迄未公表于学界，吾辈幸于今春得著者惠赠其稿本一部”。文中提到的“去年末”，实指1923年末；虽然当时《元西域人华化考》已经发表了前四卷，但桑原骘藏于1924年春时，可能还并未看到《国学季刊》，故有此言。其称“稿本共为上下两册……兹为使观者了解其内容大概，故将其论著之目录开示……”据其详列的上下册目录来看，全部八卷内容均罗列齐备，可见这部“稿本”的确是先于《国学季刊》与《燕京学报》所发表内容的一部“全本”。但这部稿本的原始形态是怎样的，是抄录本、石印本、影印本还是排印本等等，却鲜有人知。

　　两部“稿本”流传有序

　　事隔60余年之后，1990年12月在广东江门市举行的“纪念陈垣教授诞生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京都大学竺沙雅章介绍了陈垣赠与日本桑原骘藏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稿本情况。我们这才知晓，原来这部稿本是“油印本”，此油印本现藏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陈垣长孙陈智超得知这一讯息之后，在国内多方寻找这部稿本，却一直未能如愿。直到2006年1月，陈智超到日本大阪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专程往京都，在日本友人帮助下，才得以将这部油印稿本影印回来。2008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用稿本说话》，陈智超从日本影印回来的这部稿本，首次影印辑入该书，国内学者得以一睹真容。

　　近日获悉，又有此书的两部“稿本”从海外回流，均为国内藏家购得。至此，国内也有此稿本原件，亦为学术界、藏书界幸事。而这两部稿本，还各有来历，流传有序；或可对近代学术史研究有所助益。

　　这两部稿本其中一部曾旧藏于广学会，钤有“广学会藏书楼之印”。广学会这一机构，乃光绪十三年(1887)，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中国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自1892年始称广学会，有“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之意。当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为该会第一任董事长，第一任总干事是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韦廉臣；广学会从创办到民国二十八年，前后53年皆由西人主持。此部稿本，应为陈垣亲赠；这部赠书对研究其早期与在华基督教机构交往史事或有参考之益。

　　另一部稿本则为日本学者中山久四郎(1874—1961)旧藏，也新近从日本得以购回。这部稿本在目录页及正文首页处均钤有“中山氏藏书之记”，在正文之前，粘贴有王桐龄写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公用笺”上的赠言，赠言以日文写成，表达了荐举此书并请中山久四郎予以指正的盛意。大意为：“天气渐凉，您近来可好？我的朋友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的论文已经完稿，刚给您邮寄了一册过去，麻烦您收到后给我回信。您阅后，如认为有错漏之处，请直接写信告诉陈垣君或我。”文末还附有王、陈二人的通信地址———北京西城检察院胡同十五号(王桐龄)，北京西城西安门大街六十五号(陈垣)。

　　一部用于寄赠日本学者

　　王桐龄的赠言作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即1923年11月17日，是陈垣完成此稿本之后不久即行寄赠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赠言并不是王氏亲笔写成，而是油印于笺纸之上的，只有“中山”两字为手写填制。这恰恰说明，这部稿本当年用于寄赠日本学者的，应不在少数，否则不会这样通过先统一油印赠言，再分别填上学者姓名的方式来寄赠。

　　王桐龄早期留学日本，专攻史学，与日本文史学者有颇多交谊。可以说，由王向日本学界转赠陈垣著述，不但透露出中日学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也体现着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上的积极自信。王桐龄以北师大史学系主任的身份，向海外学者转赠荐举陈垣新著，更是表达出了那份开诚布公、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襟怀。中山久四郎的藏书，在其死后大部分为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东洋文库购藏。

　　无论是陈垣这部著述本身的精微博洽，还是王桐龄赠言中的公器襟怀，其人其思，其情其境，无不令人动容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