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诗人王老九:受毛主席接见 不会写的字画圈(图)

　　随着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在网络“病毒般蔓延”，39岁的湖北农妇余秀华火了。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一场“新民歌运动”的开启，临潼诗人王老九等一批农民诗人涌现、备受追捧，并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重新审视早已受冷落的“农民诗人”、“农民诗歌”，如果剥离那个年代特有的一些符号，那些来自田野乡土的诗作，有着一种久违了的朴素清新的气质。

　　不久前，随着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在网络“病毒般蔓延”，39岁的余秀华火了。面对突然的走红，这个家住湖北省钟祥市石排镇横店村的农妇，回应称，自己的身份顺序应是女人，农民，诗人。

　　无疑，余秀华是个女诗人，更是个农民诗人。

　　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一场“新民歌运动”的开启，临潼诗人王老九等一批农民诗人涌现、备受追捧，并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

　　然而，当历史的喧嚣散去，重新审视早已受冷落的“农民诗人”、“农民诗歌”，很多人会发现，尽管当年那些诗歌大都附加着政治光环和意识形态符号，但如果剥离这些，这些来自田野乡土的诗作，有着一种久违了的朴素清新的气质。

　　就像时下正红的余秀华所说：“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问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53岁的王澎前不久翻找旧物，在老屋一个箱子里发现了一堆信件，其中一张旧式的牛皮纸信封，落款赫然是红色字迹“中共中央西北局 缄”。王澎取出叠着的两张信纸，不禁叫出声来。

　　收信人是他去世多年的父亲，而寄信人是习仲勋。

　　信纸已发黄，是用红细线竖分了8格的样式，抬头从右至左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公用笺”十个字。第二页信纸的左上角，还盖着一枚竖条形的红色收发章：“发字七十七号”。

　　这封信的字迹是蓝黑墨水钢笔手写体，繁体字和简化字相间，落款签着习仲勋的名字，还盖了一方小小的白文篆字印章，鲜红如昨。

　　信是这样写的：“继洲同志：来信及你父亲的诗集都看到了。你父亲的诗作，因为反映了生活的实际，代表了人民的而主要是农民的心愿，通俗易懂，因而为广大群众所喜读乐闻，亦为多数文艺工作者所爱戴；这是他的创作成功的地方。希望他努力学习文化，更加提高写作能力。此致敬礼。习仲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王继洲是王澎的父亲，信中提及的“你父亲”，是王澎的祖父王老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名一时的农民诗人。

　　跟郭沫若当面赛诗，“心里喜得像蛤蟆跳”

　　王澎是最近几年才开始重新认识祖父的。过去，别人提到王老九，王澎说，“那是我爷么”，就是“给我从小买糖吃，天天厮跟着的爷呀。”仅此而已。

　　一件小事改变了他。有一年，王澎去安徽，闲聊时，当地有个中年人问他从哪来，他说陕西。没想到对方念起了几句诗：“电影院里乌冬黑，演的苏联打德国。”“国”念的还是陕西音“guī”。对方说，这是王老九的诗，是你们陕西人，你知道不。

　　祖父去世了这么些年，还有外地人说起他。王澎很意外。

　　按王澎以前的想法，爷爷王老九就是个关中老农民：瘦，大个子，冬天一身黑棉衣，天热是白布的对襟大褂、裤子，戴圆坨坨眼镜，抽旱烟袋锅，爱咥个老碗面，逢集了，就带着他去逛，买个糖豆给娃们吃。不一样的，爷爷会作诗。

　　王澎看过央视播出的纪录片《百年中国》，“凯歌行进”篇的第4集《改造的力量》。一开篇，就是王老九的镜头。只听赵忠祥在解说：“陕西临潼北王村，有一位农民叫王老九。解放前，他一无所有。土改后，分到了土地，还学会了写字。这位老农编出了三百多首快板诗，赞美农村的新景象。他的诗，一度选进了大学中文系的教材。”

　　镜头从农民分地切换到火车头。“1953年9月，农民诗人王老九第一次坐上火车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只见王老九站在毛主席像前，对着麦克风，一手拿着发言稿，一手有力地挥舞着，用陕西口音念着他写的诗，“团结的力量都比天大”。

　　镜头再一切换，是在颐和园举办的一场赛诗会。坐在藤椅里的王老九埋着头，把一页纸铺在腿上，像拿毛笔那样捏着钢笔，还跷着小拇指，“当时写下了一首诗，抒发自己见到郭沫若时的激动心情”。

　　画面中，王老九与郭沫若并坐，还是一口秦腔大声念起来了：“郭老人老心不老，写诗更比李白高。日日夜夜我想见，胡子盼白也见不到。今日相会颐和园，我心里喜得像蛤蟆跳。”他用手抬了抬郭沫若的手臂，“希望老兄手托我，同往共产主义跑！”

　　王老九念一句，大伙乐一阵。念完了，就都鼓起掌来。左耳戴着助听器的郭沫若也乐不可支，把手举起来使劲拍，还对王老九说，“好诗，真正好！”

　　快板诗斗地主，王老九上报纸成了名人

　　很少有人知道王老九的本名叫王建禄，他排行老九。

　　说起来，王老九是颇为久远的人物了——他出生那年，清朝正在跟日本打甲午(1894)海战。他经历了光绪和宣统两个皇帝，还有民国的一大堆总统，直到1949年，他始终是个默默无闻的农民。除了年轻时去镇安、柞水一带打过短工，到西安讨过饭，王老九几乎没离开过老家临潼相桥。

　　他没有念过书，只在16岁那年读了大半年私塾，“一年学费要五两银子”，家里掏不起，就又回到地里抡起了锄把。

　　虽说不识字，王老九却有个过人之处。他从小喜欢看戏，“听过两三次就能把唱词都记在肚里”。他在地里抡锄头，常常从口袋摸出戏本翻看，口念手指，一一对应，整本唱词居然也能不打绊地念下去。王老九曾说，写诗怎样押韵，怎样能顺口，我都是从戏词里学来的。

　　戏词记得多了，王老九就开始自己编。32岁那年，他编出了第一个快板诗。他见村里好些人去街道上吃烟耍牌，输了就偷着卖家里的粮食，跟婆娘干仗，还借钱欠债，弄得鸡飞狗跳，就编了《洋烟歌》、《打麻将》教人劝善，农闲时，在村里四处给人说。

　　当地有个地主秦颂丞，是胡宗南的渭北“剿匪”总司令。有一次，也叫王老九去他家说上几段。王老九穷是穷，骨头还硬，“我恨那些财东下看穷人，见了面也不招识你，像看见个狗一样。”王老九在《谈谈我的创作和生活》中回忆说，“我把秦颂丞早就恨扎啦，心想，我又不巴结你，为啥要给你说快板哩？到日子了，我说，我肚里疼得很，去不成。这下把秦颂丞惹怒了。他派狗腿子抢走了我七斗粮食。第二天，我家就揭不开锅了。”

　　没饭吃，王老九把衣服被子捆成一担，翻过秦岭，走了几百里山路，连卖带换，背回了两斗包谷当口粮，“两个肩膀都磨成血串串了。”他给秦颂丞编了一段快板，悄悄给家里人念：“秦始皇，胡蛮蛮，上下磨扇转得残。磨得百姓骨头碎，血榨净来油榨干。有朝一日天睁眼，砸烂磨扇撂河滩……”

　　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临潼，开大会斗争地主。会一结束，王老九趁着十里八乡的穷苦人没走，就站到主席台上，把从前那些不敢出头露面的快板诗，大声唱了出来。

　　“谁知临潼县委书记董实丰也在主席台上没走，我在前面说，他在后面听哩，还派人把我说的快板抄下来，发表在《群众日报》上。”

　　王老九一下成了临潼名人。

　　写诗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个“〇”或“×”

　　在那个年代，王老九这样的穷人，分了田地牛羊，感情自然迸发，发自内心歌颂毛主席共产党。过去，他“白天下地晚上睡，心里老愁着一个吃。”“现在，临潼县委我是平进平出，县委书记、县长看见我都像亲兄弟一样握手问好”，还隔三差五在报纸上发表诗作，被称作“农民诗人”。王老九觉得，“这四个字真不简单，这是共产党给我带来的光荣。”

　　1958年4月，被誉为“新民歌运动”的农民诗歌创作运动开启，号称“村村有李白”。一时间，工农兵学商，无人不作诗。王老九的创作也进入高峰。可他不会写字，编东西一时兴起，全凭心记，随编随忘。有个记者告诉他，好记性不如淡笔墨，学会了写字，编诗就容易了。

　　1949年的时候，王老九已经55岁了，扛过锄头，抡过镰刀，也扶过犁，就是没有握过笔杆子。拿着几寸长的笔，比犁头还笨重。老伴打击他，点灯熬油白费蜡，老咧老咧还想中状元。王老九不理睬，自称是老着脸皮，硬着心学习。每晚爬在炕桌上，一笔一画，像个小学生那样写二三百个字。

　　王澎至今记得祖父的“文房四宝”：半截子毛笔，指头蛋大的一疙瘩墨，几页纸，还有个破碗底，翻过来权当砚台。想写几句时，从口袋掏出来，吐点口水研一研墨，就写开了。

　　那时候纸墨都金贵，王老九有办法。他拿一根锈钉子当“笔”，在捡来的破瓦片上刻画，渐渐在炕头堆了个小山包。有天，“我奶实在看不下去了，一下都撂到外头了，我爷回来就急咧，又都收揽回来。”王澎想起来就觉得好笑，又不由对祖父的认真和激情起敬。

　　遇到不会写的字，王老九也有“高招”。王澎说，真的就像有个相声说的那样，“亲爱的老〇，听说你有了〇，你要好好养 ，千万不要随便下 ……我爷真是这样，不会写的字画个圈，或者是个‘×’。别人不知道咋回事，他自己明白意思。”

　　别看老汉识字少，也懂“行文要曲”的妙处

　　王老九写诗影响了一大批人。临潼至今还有王老九诗社、骊山诗社等多个农民诗歌协会。71岁的张潮溢老人当年跟王老九学过诗。2014年11月下旬。西安临潼区文化东路一住宅小区。张潮溢向华商报记者回忆与王老九的交往。

　　十来岁时，张潮溢有天在学校的黑板报上看到一首诗，正是王老九写的那个地主：“秦颂丞，大恶霸，相桥为王坐天下，狼心狗肺老虎牙，猪脸猴眼灰头发，两腮无肉尖嘴巴，睁眼不认他干大……”当时，张潮溢并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只觉得好玩，就说着耍。有人问他，你知道这是谁写的不，要学写诗，赶紧去拜王老九为师。张潮溢家在嘴刘村，距王老九家北王村只有五里路。他就去了。“我伯刚从地里锄麦回来，一见很亲切，说，你爱说快板诗，我就给你教。”

　　有一回，张潮溢写了四句，颇为得意：“棉花疙瘩像星星，我大我妈数不清，摘了一个拿回家，挂在屋里像灯笼。”拿去给王老九看，没想到老汉把他批评了一顿。“你这是东拉西扯哩！那棉花苞苞都在绿叶子底下呢，你咋去数？那么大一点，咋能像灯笼？”王老九告诫张潮溢，写诗就是写生活，不敢胡来。

　　今人说起王老九，以及农民诗歌，以为那不过是政治口号，是顺口溜。王老九生活在那个时代，自然不可摆脱时代背景，但他唱出了农民的心里话，诗句没有华丽的辞藻，繁缛的用典，就是大白话，风趣幽默，是农民用农民的方式，歌唱农民的心声。

　　1953年，他写进北京，“我老九活了六十整，翻身进了西安城。过去讨饭钻过南山，往北逃难到过铜川。谁想今天真荣幸，要过潼关到北京。枯树开花朵朵红，死了的竹子又发青，老马脱毛变成龙，生锈的古铜放光明。”

　　王老九常常口语、谚语入诗。他说，话要说的有内容，要精炼，不要说的直戳戳的，要多形容，多打比喻。比喻一比，话就有力量。有时十句八句都说不清，一个比喻就说清了，还有劲。

　　他写进京见毛主席，并不是一下就说透了，而是“我老九正在把景观，猛听掌声震破天，人把两手都扎起，高呼万岁毛主席。个个眼里有精神，一齐望着天安门。”接着他写，“我老九快把眼擦亮，抬起脚跟往上望。望去只见红套红，毛主席面貌看不清。急得我直问韩起祥，他比我心里还着忙……”

　　 王老九真是形象又幽默。谁都知道，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是个盲人。别看老汉识字少，也懂得“行文要曲”的妙处。

　　 不管旁人怎么评价，王老九有自知之明。在他创作的《自序诗》中，自称是“手捉犁把编快板”。

　　 刻在墓碑上的称号——农民诗人

　　 王老九成名了。

　　 他数次进京，跟毛主席周总理握手不止一回，还获得了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陕西省政协委员等一堆殊荣，还去礼泉烽火农业社，写出了长诗《王保京》，他的《王老九诗选》、《东方飞起一巨龙》多部诗集被译成俄文、日文。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活出了盛名，登上人生的巅峰。

　　 只是，接连不断的运动改变了王家人的命运。

　　 王老九家的成分是下中农。他有两儿一女。长子继仁是个1938年入党的“老地下党”、残疾军人，次子继洲在当时的西北人民出版社（后称陕西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王继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因为“在会上说了几句实话”。文革袭来，王继仁成了“叛党分子”，“右派”王继洲又被揪出来，哥俩一起挨斗。

　　 王老九的孙子们也都成了“黑五类”，入团没门，参军没戏，在村里受尽白眼。原来跟王家有些来往的，而今也躲之不及。

　　 王澎那时还小，隐约记得，父亲脖子上挂着很大一块木牌子，名字颠倒着，还打着大大的“×”，每天被提溜出去游街批斗，打得休克了，“又用凉水喷活”。

　　 村里的造反派在王老九家墙上刷了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扫除一切害人虫”，黑字如斗，看得人心惊肉跳。春节时，造反派又来了，给王家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一边是“蚂蚁缘槐夸大国”，另一边是“蚍蜉撼树谈何易”。

　　 王老九浑身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还在写诗，只是寄出去的诗稿，又一一退回来了。他听到一个说法，“17年的文艺战线”，是一筐豆腐掉下崖——没一块好的。

　　 担惊受怕的老伴去世了。临终前叮咛，“写诗……是好事，要分年月……看时势。”王老九愁困交加，在一个雨天跌倒在渠畔，摔成全身瘫痪，在床上躺了近一年，1969年2月14日，75岁的王老九故去，埋在北王村东边一块地势较高的荒地里。

　　 青冢前立着一块碑，刻着“农民诗人王老九之墓”。落款是1983年清明，“王老九诗社全体同志立”。几十年过去，碑字有些斑驳了。

　　 王澎常常来墓地看看祖父和父亲。他记得，祖父最后一句话是“我离不开诗”。

　　 或许是距离远了，又年已半百，王澎开始慢慢理解祖父的经历。一个农民，生前身后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文学的，都不是王老九自个儿戴在头上的。他只是用农民能听懂的句子，写了农民喜欢的诗。华商报记者 孙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