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新民歌运动"：曾提"村村有诗人"口号(图)

　　“中国是一个诗国。陕西，是这个诗国的‘白菜心’。”61岁的常智奇发出这样的感叹。

　　常智奇曾任陕西省作协文学院院长，长期从事文艺评论与研究。在他看来，陕西这个诗的“白菜心”，浸淫着绵延数千年的诗意。《诗经》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咏叹发自豳(bīn)地，就是今天的彬县；“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出自《秦风》，大概是指今天兴平、凤翔一带。

　　这些美好的诗句是谁写的呢？“我猜，首出普通劳动农民之手，继而经过文人加工、改造、整理，才臻于完善和定型。”

　　数千年来，多少无名的农民诗人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誉为“庄稼汉诗派”的“农民诗歌”创作一时兴起，从此，中国文学史有了“农民诗人”的名字。

　　散发着泥土气的农民诗人

　　常智奇认为，自古以来，中国诗歌的审美情趣呈现出两种样态，也可以看为两条“长线”。一种是多用典故，讲求修辞的华丽，诗境的高古；另一条就是《诗经》里的精华《国风》民歌，崇尚自然、流畅真挚，直抒对生活的真实感受。而后一条道路，正是从民间汲取营养的——“农民诗歌”也源于此。

　　1958年4月，被誉为“新民歌运动”的农民诗歌创作运动开启，开始“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提出的口号甚至是“村村有诗人”。临潼诗人王老九等一批农民诗人，由此备受追捧，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只是，今人说起王老九们，往往以为他们的“诗”不过是政治环境下的历史产物，甚至不是诗，是顺口溜，是一种口号。常智奇以为，这是一种偏见。

　　“像王老九一样，那个时代的农民诗人，从曾经吃不饱的旧社会进入阳光新生活，发自内心地充满喜悦，他的感情是真挚的，创作的诗歌自然有一种向上的朝气。”常智奇说，王老九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和他的诗就像土地里的庄稼，自然而朴素，散发着一股烟火气、泥土气，以及庄稼汉的生命气息。

　　农民诗人的创作，是出于朴素真实的热情

　　83岁的中共陕西省委原秘书长何金铭老人，以19岁时的一段经历，来说明那个年代农民诗人特有的“诗情”。

　　1950年5月，从中央团校毕业后，何金铭被分配到西北新青年报社做记者，经常下乡采访。一次，他看到陕西三原农民诗人谢茂公，写了个宣传新婚姻法的快板诗《秀女结婚》——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有次，他到当时的宝鸡县贾村塬采访，在火车上，他就站在通道里，打起竹板，说起了快板诗《秀女结婚》。

　　“秀女今年十七八，她大给娃说下家……”已经过去64年了，何金铭还记得这首农民诗歌，“‘大’是爸爸，‘下家’是婆家。这首快板诗用的都是关中方言，说的又是关中人熟悉的故事，乘客们一下涌过来听，把车厢堵严实了，一阵鼓掌。”

　　何金铭在他所著的《宝鸡峡》一书中，专门写到了那个年代的农民诗人和诗歌。对于大多数诗作者来说，是出于一种朴素真实的热情，想要改变面貌。因此，陕西著名的《我来了》，当时被文坛誉为“无论在思想性或艺术性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是六亿五千万人民英雄的声音”。

　　这些创作于大跃进时期的诗歌，现今有些人不太理解当时的情形，以为那种拼命苦干，是报纸的虚假报道，其实，“这其中也有许多真人真事真感情。”只是这种热情，在当时被鼓吹、渲染到狂热的地步。有些农民诗歌，也夸张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农民诗人难免也有历史的局限性。

　　他们的经历是那个年代真实的历史细节

　　除了老干部的身份，何金铭还是位作家。他认为，如果没有当年的亲身经历，可能不太好理解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诗人和民歌民谣，“当时的农民迫切盼望着建设家园，比如解决缺水的问题，兴修水利的热情如火山爆发，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歌颂水利的诗歌创作，也在情理之中。”

　　在《宝鸡峡》书中，何金铭引述了多首当年的农民诗歌，比如《我们擒住千条龙》：人人都说愚公行，我们还比愚公能；愚公只移山一座，我们劈开万丛岭。人人都说武松行，我们还比武松能；武松只打一只虎，我们擒住千条龙。

　　当时，这样的作品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何金铭认为有些诗“颇富诗情画意”，比如由诗刊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载有北京昌平区的《龙王爷走了》和四川南溪的《社员更比张飞猛》两首——

　　《龙王爷走了》：龙王爷走了，水也有了！土地爷没了，地也肥了！灶王爷滚蛋了，人也吃饱饭了！

　　《社员更比张飞猛》：长坂坡前张飞吼，大吼三声水倒流；社员更比张飞猛，命令江水上山头。

　　农民诗人与农民诗歌是时代变迁的“痕迹”

　　怎样理解那个年代的农民诗人与农民诗歌，在当时就有不一样的观点。

　　当年，整个社会被卷入“大跃进”的氛围中，文艺界也不例外，号称“全民办文艺”。其中，影响最大的正是被称为“农民诗歌”的新民歌运动。1958年，郭沫若在回答《民间文学》编辑部提问时，对新民歌大唱赞歌。当时中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号召文艺界成为一支“采风大军”。次年，两人还共同署名，从全国大量的农民诗歌中选了260首，编印了一本《红旗歌谣》，颇具影响。

　　有关数据显示，“大跃进”期间，全国选印的民歌集有近800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

　　但是，诗人何其芳曾不合潮流地提出：“民歌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因为民歌体有限制。”何其芳认为，新民歌也许可以简单明了，但却远远不能反映日益丰富的现代生活和人们复杂深刻的感情。这篇文章引发了民歌是否成为新诗主流的争论。

　　时过境迁。农民诗人与农民诗歌，成为时代变迁一道深深的刻痕。

　　人民网《“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兴衰历程》中说，1960年，这一人人写诗的运动渐渐偃旗息鼓。毕竟，“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创作，这违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

　　2010年10月，陕西省农民诗歌学会出版了《陕西农民诗歌六十年》。颇有趣的是，该书在相关表达时不说“诗人”，而是说“诗歌作者”。

　　学者刘荣庆认为，中国农民诗歌60多年最大的艺术缺陷，是将诗歌与宣传、诗歌与新闻混为一谈，有的作品充斥宣传味与政治口号，走“廊庙诗”的路子。但王老九等农民诗人的作品，爽朗明快、雅俗共赏。

　　而陕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诗人商子秦认为，诗歌之根在民间，写诗就要学王老九。王老九的诗，源自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表达了农民的喜怒哀乐，诗句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繁缛的用典，就是大白话，风趣幽默，融入了民间传说、谚语、谜语、对联等多个民间文艺的形式和内容，富有生活气息，通俗生动，为农民所接受，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老百姓爱读。

　　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好诗有生活，关注民生，追求梦想。今古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