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乔新生:用讲课、文章影响一些人是学者的本分

　　认识乔新生，已经很多年，最初的时候，一位同事给了我他的资料，在乔新生的名字后面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关注时事”。

　　关注时事的大学老师很多，而乔新生尤其多，或许这是那个备注的真正意义，哲学、法律、历史、文学、宗教、社会、教育，乃至于明星，都是他关注的对象，并且每有独到的观点。

　　他说话喜欢罗列一二三四，唯有这一点，使他像一个老师，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义，他说，在老师之外，如果有人说我是一个思考者，这就够了。

　　老师的境界

　　博学、尖锐、刻苦、忙碌，这是很多认识乔新生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这些评价，乔新生说：“别人怎么看我，我没办法左右。我对自己的评价，只有一句话，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就是个老师，这一辈子可能都将在大学度过了。如今年终，都喜欢做年终总结，如果给我自己做个年终总结，从一个教师的任务而言，教学、科研、提供社会服务，这三种我觉得应该都算得上不错。”

　　怎样做好一个教师，乔新生有他的判断，他说“从教学而言，无非是把最深奥的知识用最鲜活的语言教给学生。教师有三种，第一种浅入浅出，多是初入道的老师，照本宣科。第二种深入深出，把深奥的只是讲得特别深奥，让学生不明觉厉。第三种深入浅出。怎样才能深入浅出？这需要教师自己大量的阅读、学习和研究，真正消化了知识，厚积薄发，并且广闻博览，触类旁通。”

　　要做到深入浅出并不容易，这个时代，太过功利和浮躁，诸如大学教师走穴、演讲、拿课题的批评比比皆是，乔新生说：“沉静是不容易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代，大学里亦是如此，下海潮蜂拥而至，尤其是教法律的老师，因为有个律师执照，更多出去办案打官司。我也有打官司，但并不以赚钱为目的，所以活动相对少，那个时候，我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学校图书馆的最优秀读者。”

　　大学教授变成课题教授的现象，也是当今高等教育屡遭非议的问题，乔新生说：“其实并非是大学教师不能做研究，相反，做研究本是大学教师的任务，问题是怎么做，不要把研究当成赚钱的工具。做科研的老师也有三种，第一种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归纳管理，发现矛盾，提出建议，这是最令人佩服的，做足了工夫，真正要十年板凳才能做到。第二种是能把理论应用到实际，用知识分析现实问题，这样的研究于一个社会有重要的作用。第三是建立自己的理论和逻辑体系，这是大才才能办到，让人高山仰止”。至于用课题赚钱的，已在等外，在乔新生看来，不算是真正的研究。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学者，社会评价家。

　　学者的本分

　　采访乔新生时，他刚刚接待了一位鄂州来的公民企业家，这位农民企业家打了二十多年官司，如今求助于他，希望能够获得法律上的帮助。乔新生说，这样的来客，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有时候找到家里，有时候找到办公室，以至于学院的领导都成了“接待生”。

　　一个学者，究竟是深藏书斋，还是参与到社会之中？这对乔新生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他说：“提供社会服务本来就是研究者的任务，特别是像法律这样和社会生活不可能割裂的领域，不参与到社会服务中，就很难真正明白要研究什么，很难知道学术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比如说研究法学的都知道有个纯粹法学，它和当今中国法律中的问题有什么关系，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从未发现的东西。再如，《商标法》里面有一个‘宽展期’，你注册一个商标，期限是10年，10年到期之后要重新注册，那么问题是，到期以后没有重新申请怎么办？在期限最后一天申请怎么办？或者有人也一起申请怎么办？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一方面需要你一下子把《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还要有大量的实践经验。”

　　学者要提供社会服务，不仅仅在于具体的社会实践，同时也在于为社会提供专业的知识和观点。他认为，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文章，远远要比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更有用，他说：“在一本只有几千人看的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和在一份几十、几百万人看的大众媒体上发表观点，哪一个对更多人有帮助，哪一个对社会更有影响，这是无需比较的。”

　　书斋和研究室里的学者，固然不可或缺，固然有他的价值，但如果每一个学者都把自己藏在书斋里，这显然不是一个现代学术的状态。乔新生说：“今天学科分类越来越细，人们总是会说我是研究什么的，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表达，因为重点不在研究什么，而在于研究出来什么，这个研究对社会又有什么用？”

　　转型的悖论

　　乔新生的文章总是特别尖锐，这为他带来了许多矛盾的评价，乔新生说，他不在乎这些评价，但这些年，确实也减少了社会实践和公共话题的参与，“一方面和年纪有关，以前正值壮年，更多热情，现在该做减法了”。

　　做减法并非真正减少，而是希望能够浓缩，他说：“第一个想把过去的所思所想，所研究的东西体系化。信息喧嚣的时代，也是信息寂静的时代，容易让人彷徨，还要沉静下来。其二是有一些新的想法和兴趣，需要大块的时间，需要深入地研究，比如宗教研究，比如转型时代，比如改革。”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大时代里，究竟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完成转型，乔新生说其实这并不容易，“《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说，当贵族们发起改革时，从未想到自己最终的命运是踏上断头台。中国古代的商鞅变法，最终他自己被五马分尸。这种托克维尔式的悲剧，其实也是人类历史上改革的悖论。历史上的变革，不论是激烈的动荡，还是长期的胶着，在今天看来，都有太多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一种超脱的道路，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命题”。

　　转型时代，社会问题重重出现，这对一直观察社会、关注社会的乔新生来说，也同样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他说：“改革三十年，带来了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也产生了无数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分配问题，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人们失去了幸福感。为什么瑞典、挪威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人们生活得很好。他们也是公有制，但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生活资料公有制，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全部免费，国家的公共服务非常发达。而我们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明显不足，过去几十年，我们把国企卖了，可是没建医院，所以医院市场化了，人们看不起病；没建学校，大学产业化了，高收费低水平；没建更多的公共住房，所以房价飞涨，甚至成为很多城市的支柱产业。怎么样去改变，怎么样去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我想这不仅仅是现在要思考的事情，也是要去做的事情”。

　　幸运的年代

　　对于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批评，对乔新生来说，最终的目的，还是想要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他说：“作为一个学者，我想我有幸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波澜壮阔的改革年代。并且也以研究为幸福，每天都能发现新的事情，每天都在想如何去解决新的问题，每有所得，便是最大的快乐”。

　　“用讲课影响一些人，用文章再影响一些人”，乔新生说这是学者的本分。“农民的作品是种出白花花的大米，工人的作品，是造成万吨巨轮。学者不一样，只要研究明白、解释清楚哪怕一个小小的、却又真的和人们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了”。

　　检索乔新生的著作，不太像是一个人写的，因为这些书涵盖了历史、宗教、法律、社会、哲学、经济等等诸多领域，乔新生说：“钱钟书说通感，今天的时代，学术划分越来越细，但实际上跨学科现象也越来越多。而且真正要观察社会，要想明白哪怕一个小小的社会问题，都需要更广阔的知识和视野，因此，更多的阅读其实正是今天所需要的”。

　　尽管在做减法，发表的观点慢慢少了，但是关注社会的热情并没有减退，乔新生说：“我喜欢写日记，从小学开始，一直至今，以前写在日记本里，后来写在电脑里。有学生开玩笑说，乔老爷子你对社会话题的反应总是那么快，我说我其实早有所感，只是你问的晚而已。一个人年纪越大，看的越多，条条框框也有越少，越觉得海阔天空，就不太想再去重复以前的话，反而想要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我替农民工打官司，最多的一次，有120个人，看到他们，就知道能做的事情其实太多。也才能明白，一场场的官司，解决的是一个个的问题，怎么样才能找到解决根本的方法，我想这也是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做的事情”。

　　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