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离婚率上升是社会经历现代化的必然

　　从2012年退休时候，李银河基本上一直在过着隐居的生活，离开北京，离开大城市，离开无尽的采访、发言、交际，在那个遥远的海滨城市写作、读书，自由自在地生活。

　　如果不是今年冬天一篇偶然的文章，可能这样的生活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那是一篇关于“曝光”李银河“拉拉”身份的文章。随后，李银河在博客中正式回应，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喧嚣。

　　李银河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最著名性学家。师从于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1952年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自己的瓦尔登湖

　　李银河算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公众眼里的李银河，有着许多身份，王小波的妻子，开放以后最早的社会学家，性学家等等。她的言论也每每引发争论，不论是许多年来对卖淫问题的讨论，还是对当下社会中许许多多两性现象的讨论，都给李银河带来了各种不同的评价，也让她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退休。2012年，李银河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先是搬到了大兴居住，后来干脆离开北京，到威海定居。对此，当时的媒体称为“隐居”。

　　对李银河来说，早在退休之前，就有了隐居的想法，她说“我喜欢梭罗的《瓦尔登湖》，也因此有了过那样生活的想法，工作的时候显然没办法实现，直到退休之后才付诸行动”。

　　隐居的生活安逸而宁静，“我把每天分为三段，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晚上看电影”。不过这样的生活在去年十二月份被打破了，一篇曝光李银河“拉拉”身份的文章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也为李银河带来了许多烦恼，“本来也不想回应，一个人怎么生活，跟谁在一起，属于个人隐私，不必对谁交代。但是那篇文章看的人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文章所说的是错的，这时候不说话可能就会被人当做默认，所以不得不交代一下，以正视听”。

　　李银河对公众的交代，有些出人意料，坦荡、坦诚，并且也使得她同居17年的密友被公众所知。李银河说，“其实以前就没有隐瞒过谁，周围的人都知道，朋友、亲人、同事都知道。公众方面，只是没有人问过我，大家自然也就不了解”。

　　情感的曝光，并没有影响到李银河的心态，她说，“没有任何影响，就像以前一样，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不过对生活依旧还是有影响的，有媒体报道说，“李银河常去的咖啡馆，记者排队采访，一聊就是一个下午”。这个冬天，李银河从威海回到北京，准备在北京过春节，“主要是几个事情集中在一起，或者要在北京办，或者从北京出发，比如有应邀要去演讲的等。所以把那边的暖气停了，回到北京，等到春节过后天气回暖，再回去威海”。

　　更喜欢被称为社会学家

　　更多时候，李银河被称为“性学家”，她说“其实我更喜欢社会学家这个称谓”。

　　李银河是开放后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家之一。1953年，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社会学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而取消，直到1979年才重新恢复。1980年，费孝通主持举办了“中国社会学第一期讲习班”，这是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学的发轫，李银河正是讲习班的学员。1982年，李银河赴美留学，主修社会学。1988年回国，那一年，中国设立首个文科博士后站，李银河成了这个博士后站的第一个博士后，可以说她是开放以来第一个文科博士后。

　　和被人广知的性学不同，李银河研究的领域有三个，婚姻家庭，性别，性。但是每每提起李银河，人们往往想起的是她的性学研究，她说“其实前两个领域我也写了很多专著，但是大家更多关心最后一个。我想其中的原因，和中国社会变迁在性的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激烈有关。”

　　观念的激烈对立从来没有停止过，如同前不久引发争议的“反色情网”以及广州的“泼粪大妈”，李银河说“一个社会要进步，总是会有人反对，有人持保守的态度，甚至也会有偏执的、想固守传统道德的人。但实际上这不能挡住社会的前行，保守的人固然还在保守，但年轻人的观念早就变了。”

　　处在观念拉锯的环境中，又具社会学家的身份，坚持自己观点的李银河，自然也会招来许多批评，李银河说“有不少激烈的批评，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有一位在外国当老师的中国人，他批评李银河‘你在讲卖淫非罪化，讲一夜情是权力，如果你有个十几二十岁的女儿，你还会这么说吗？’”

　　这样的批评很多，而且也带着这个时代许多批评者共有的特点，李银河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诘问，我想和对我观点的误解有关，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很多，陈旧、低智、愚昧、保守、传统等。我那时候对他的回答是，我讨论卖淫嫖娼非罪化，并非代表着我就提倡这个，我讨论一夜情，是说一个自由人，有权力支配自己的身体，同样并非提倡一夜情，这是不一样”。

　　越重感情

　　越容易离婚

　　这个时代，婚姻观的变化每每引起许许多多关注，伴随而来的，是人们对于年轻人婚姻观一次又一次的争论。

　　研究婚姻与家庭数十年，李银河说“我们社会学不做道德评判，而是研究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我刚刚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时，研究的就是婚姻家庭，这是最经典的，也是最纯粹的社会学领域，其他的诸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都和其他的学科有交叉。这些年来，婚姻观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刚刚研究的时候，我们做城市单亲家庭的随机抽样调查，那时候单亲家庭所占的比例很小，百分之一二，或者百分之三的样子。到了2008年，再做调查，这个比例上升到百分之十二。”

　　离婚率的上升引发了绵延不绝的讨论，李银河却说，这其实是社会经历现代化的必然，她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社会形态的变化，乡土社会和都市社会不同，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离婚就相当的不容易，人的压力会非常大。都市社会是陌生人社会，离婚就相对简单，压力会小很多。再如，情感的问题，传统婚姻中，情感因素不是婚姻最主要的基础，两个人可能之前都不认识。现代社会，感情的比例提升。而感情是不稳定的，今天爱你，明天可能不爱了。所以，组成家庭的因素中，感情的比例越重，离婚的风险就越高”。

　　这或许是现代的年轻人们越来越多闪婚闪离的原因，甚至于发生5天闪婚闪离的事情。李银河说“现代社会离婚容易，闪婚闪离，往往恰恰是因为感情的原因。这本身是一种比较现代的现象，过去不可能，结婚是非常大的事情，要经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仪式，再要离婚，就不容易了。离婚会牵扯到很多问题，比如说财务的问题，过去男方家庭要给女方家庭彩礼，不是给小两口的，是给女方家里的，如果彩礼已给，那么就不可能考虑5天就离婚这样的事情。现在可以5天结婚再离婚，应该是两个人都是经济独立的，没有涉及大的经济问题，一见钟情就结婚，发现不合适就离婚，感情的影响应该是主因”。

　　找一个很不热闹的地方

　　一个多月来，被打破的平静生活渐渐回归原来的轨迹，李银河说，她还是喜欢那种平静的生活，并且也会回到那样的生活中，继续读书，写文章，看电影，或者每年也会旅旅游，随意支配自己的时间，全凭自己喜欢。

　　她说“我不太喜欢热闹，更向往一个人自得其乐，自说自话，自己写自己的文章，所以就是想在一个很不热闹的地方生活。北京这个城市，空气太脏，出门都得戴口罩，太热闹。我在威海的时候，都有很多电视台追过去采访，遑论北京。当然在威海少很多，太远了，有些够不着，就算了。这是我去那里的原因之一。”

　　读书、看电影、自得其乐，外人无法看见也无法体会，不过写文章，却能让更多的人看到。隐居的生活让李银河的写作更加专注。退休仅仅几年，已经写完了五本书，基本上都将在今年出版。李银河说“天天写，当然就多了”。

　　五本书中，有一本是自传，还有一本和之前出版的《我的生命哲学》类似，都是谈人生的感悟，名字叫《一个无神论者的进修》。另外三本是一套系列的小说，承续于她在1998年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虐年亚文化》。

　　李银河说这是一套很特别的小说，“一方面是出于我自己对于文学的爱好，书中许多情节都是虚构的。另一方面，那些虚构的故事也并非没有蓝本，和之前的研究可以说一脉相承，可以看做是一本阐述式的、论文式的小说，或者案例集也无妨。写这样的小说，最值得的功能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让大家知道，社会上有这样一群人。另外一个动机，就如王小波说的，是想‘创造一点点美好’吧”。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