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图)

1936年3月大病初愈后的鲁迅

《自题小像》诗

　　林贤治是当代著名学者和鲁迅研究专家，近日，其作品《反抗者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鲁迅思想录》《一个人的爱与死》结集成“一个人的鲁迅”系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充满了激情与力量的鲁迅四重奏中，作者描述的不仅是鲁迅经历过的那些事儿，而且倾注了其对鲁迅作品的深刻理解，并且对鲁迅的思想与人格作出精彩而独特的分析与见解。同时，书中还精选了鲁迅的生活旧照、书影、手稿、信件等，为读者呈现更加真实的鲁迅。本报记者 李宁

　　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这是一个奇异的生命现象。然而，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唯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

　　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毋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

　　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

　　1881年鲁迅出生的年头，正好临近帝国的悬崖，是时间的断裂带。中国现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蹒跚起步，许多陌生的事物，陆续出现在大队蠕动着的辫子和小脚之间。随着经济的萌动，政治改革的一次尝试——戊戌变法——旋起旋灭。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横亘在官员、士子和百姓面前共同的问题。

　　汉学家费正清用“沿海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概念，阐述中国近代的两大传统。鲁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绍兴。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它是越王报仇雪耻的故地，又是新书报最早流布的地方。在它四周，毗连大小村落，具有明显的边缘色彩。

　　鲁迅的大家庭过早败落，对应于古老中国的命运，很有点同构的意味。由于祖父下狱事件的牵连，他曾经在乡下度过一段短暂的“乞食者”生活。祖父被判“斩监候”，由最高统治者于顷刻间的“钦点”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这是荒谬的，但在当时却又是天经地义的。权力的这种不测之威，使他自小便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耻辱和仇恨所抓攫。父亲的长期卧病和后来的亡故，无疑加剧了他的精神创痛，而作为长男，又不得不从中担当沉重的责任。

　　家庭的两次变故，把他无情地推落到社会底层；从小康而入困顿，终致自我放逐，远走异乡。生活的巨大落差，构成了他日后反抗现存秩序的广阔而深刻的背景。

　　可以说，鲁迅来自传统中国的黑暗的深部，来自现代的源头，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第一波，来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鲁迅及其时代的关系，就整个现代化进程来说，带有某种“原型”性质。由于改革的缓慢，在一个长时段内，前前后后会产生许多彼此类似甚至雷同的事件。这种“同义反复”的东西，是最本质的东西。鲁迅始终抓住这东西，对于这个前现代社会，则抓住其中的死结：“吃人。”所谓“吃人”，即作为个人的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用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于奴隶的非人的处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对于现实，一是不敢正视，二是善于遗忘。鲁迅所作的斗争，不但在于揭露黑暗的事实，还要暴露各种企图掩饰黑暗的行为。可怕的是，这期间，除了官方的布置，还有“同人”的合谋，以及民众的参与。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极力使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使隐蔽的东西公开化，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总之，他要使“黑暗的动物”现形，使“铁屋子”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见事实的实在性，使真理自明。鲁迅的全部努力，几乎都在揭示时代的真相。所以，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已然包含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犹如预言。

　　我们是谁？人还是奴隶？我们是否具备自由的意志和权利？

　　鲁迅终其一生，确实不曾背弃青年时期构筑的“人国”乌托邦，但是在现实中，除了确信自己作为奴隶以至奴隶的奴隶的经验，他怀疑一切。鲁迅的敌人，都不是迎面而来的，而是来自上层、背后、内部，来自周围，所以，鲁迅的斗争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斗争，而是反叛、反抗、突围。他不断地使自己从权力和罪恶中分裂出来，脱离出来，成为相对于权力系统的密集网络的一个活跃的反抗点。

　　鲁迅一生傲然独立，却是遍体鳞伤，过早地耗尽了体内的全部燃料。斗争的无效性，不免使人们又多出另一种折磨，就是——鲁迅的存在，其价值仅仅在于反抗本身吗？

　　文| 林贤治（本文为《鲁迅的最后十年》引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