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国学上电视挺好的 但可不能仅当个金招牌

　　核心提示

　　国学类综艺包圆了正能量、寓教于乐等无数褒义关键词，但来自学术界的批评和忧虑也从未停歇“国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母题，注定会在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新中找到再次落地生根的方式当代人对于古典的疏离，不是厌弃了传统这一接受对象，而是厌弃了“皓首穷经、汗牛充栋”这种枯燥的接受方式。所以，以新的视听符号转化、分享、承载和传送文化意义的行为，注定要承担起国学新的输送语态沉潜低调讲内涵的国学，跟浮夸高调博眼球的电视综艺之间要完成嫁接，确实是一件异常考验电视人智慧的工作对国学综艺加以了“道”的肯定，不代表它们就已经完美无缺地找准了“度”，具有存在的理由也不代表就收获了存在的成就

　　刚刚过去的2014年，国学类综艺节目无疑是众声喧哗的中国荧屏上一匹标准的“收视黑马”，从中央电视台《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开疆拓土，到浙江卫视《中华好故事》、湖南卫视《汉语桥》、贵州卫视《最爱是中华》的各擅胜场，再到甘肃卫视《大国文化》、河北卫视《中华好诗词》、河南卫视《汉字英雄》的群芳竞艳，可谓来势凶猛、气象峥嵘，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了观看、答题、评论的热潮。与数量上的井喷相伴的是商业价值上的惊喜不断：仅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为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期间，竟然累积了4.3亿人次的观众，微博话题阅读量也达到1320.5万之多，作为一档投资额度仅占《中国好声音》十分之一的原创节目，这种低成本高产出的超值性价比，几乎为挣扎在“盲目跟风、一味烧钱”责难中的电视人树起了一面旗帜。

　　众所周知，这些年里先后风靡过的宫廷穿越剧、歌唱选秀、户外与水上竞技等大众文化产品和娱乐形态，可观的话题效应之外，往往洗脱不掉来自主流舆论的怀疑与道德责难，相比之下，带着复兴传统这杆大旗，国学类综艺包圆了正能量、寓教于乐等无数褒义关键词，成了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精神导向的最佳践履。《中华好故事》获得广电总局2014年度上星频道优秀节目大奖，《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与《中华好诗词》则被《人民日报》定性为2014年现象级文化节目，《中国灯谜大会》更是在没有经历先期市场检验的情况下，被央视在春节后期的收视热战中直接空降入黄金时段。

　　可是，在市场的趋奉之外，来自学术界的批评和忧虑也从未停歇：无论是亵渎传统、玩物丧志、斯文扫地,还是国学的浅俗化、庸常化、泛娱乐化，无论是普及与专业的交叠、道统与市场的混淆，还是知识权力与商业谋算的同流合污，无论是国学盛宴背后所蕴涵的娱乐时代权威缺失、价值涣散的困境，还是大众文化本身的快餐气、媚俗心理、同质化趋向，甚至是“国学”和“综艺”二者的天然逆反性，每每都让人不禁要为这类节目荣光背后的可持续性浇上一盆冷水、捏起一把热汗。

　　一切成功的事物（哪怕只是短暂成功），即使未必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也肯定具备某些对接于现实需求的合情性，所以，尽管文化上的 “经典”，区别于政治上的“法典”或宗教上的“教典”，其中既没有权力话语亦没有神力话语，不存在一种强制的规约：它是经验的而非超验的；是生成的而非完成的；是过程而非了局；是渗透于生活中接受亲近的，而非悬置于最高处接受朝拜的，只有在这种多变的外部世界中接受多变的阅读、阐释、改写、讲解、批判甚至篡改，只有与每个时代里每一种最流行的语态和心态加以对话和互动，才能构成文化生命的延续。这种可塑性与普遍性不能停留在教科书中几个空洞的口号和习题，而要落实在确切的当下体验之中。 “国学”之于中华民族的角色，更接近于一种精神母题，任何母题式的存在都是不会消亡的，注定会在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新中找到再次落地生根的方式。因而当代人对于古典的疏离，其实质不是精神母题的突然断裂，而是接受渠道上的不习惯，不是厌弃了传统这一接受对象，而是厌弃了“皓首穷经、汗牛充栋”这种枯燥的、基于大量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的接受方式。所以，在大众传媒占据主流的时代，以新的视听符号转化、分享、承载和传送文化意义的行为，注定要承担起国学新的输送语态，只不过这种语态，正在以更具有当代特色的方式来加以实现：“大众未必能理解高雅，却永远具有附会高雅的倾向性。 ”正视观众在休闲娱乐层面的需求，并不意味着就要顺理成章地低估他们在知识获取层面的热忱与真诚，更不意味着就要以偏概全自我虚无化地否认这个民族在儒家文化千百年的研磨后，于骨血深处对“读书人”和“读书行为”的敬重，要不然也就无从解释当初改版后的 《百家讲坛》何以能救活垂暮而边缘化的央视科教频道，无从解释当初央视《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最高的收视率时段竟然是作为最终评分系统里一个末端参照物的文化常识问答——“附会”和“理解”之间确实还存在着遥远的距离，但允许“附会”，或者是导向“理解”的第一个前提。

　　更何况，国学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严肃呆板、卷帙浩繁、油盐不进、坐怀不乱的代名词，中国文化里原本就包含着对“乐”和“趣”的重视（至少是“正视”），名士风流、嬉笑怒骂、至情至性里，未必没有欢脱、搞怪、麻辣的另一种写法，而国风、唐传奇、宋词、元杂剧和明清小说这些国学宝库中最璀璨的部分，走的也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生发道路，某种程度上，它们就是那些时代里的“综艺节目”。

　　因此，你固然可以坚持，娱乐时代和眼球经济、商业性格和竞逐逻辑、对公共话题的饥渴和围观大腕出丑屌丝逆袭的愿望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秀的内容、对战的项目、奖金和圆梦的评判标准，从歌唱、带孩子、撕名牌变成了灯谜、诗词、成语典故——这不过是“娱乐至死”的又一种自我粉饰和自欺欺人；但你也可以认为，文化经典的承载与发扬，以及它所受到的尊奉和传递的趣味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习练的场域、携带的外包装，从私塾书院故纸堆的高头讲章，变成了演播室、聚光灯、环形舞台，侍坐的蒲团变成了观众席和评审席，举手发言变成了抢答器，先生手中的戒尺变成了坠落椅和喷射剂——这可以是中华文脉星火不灭的曙光和生生不息的年轮。

　　沉潜低调讲内涵的国学，跟浮夸高调博眼球的电视综艺之间要完成嫁接，确实是一件异常考验电视人智慧的工作，而既然要以“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旗帜和内蕴，也就注定了没有现成的国外模式可以借鉴依赖，平地起高楼的强制创新，自会逼迫着节目主创人在规则、装置、舞美、外景、互动环节上大开脑洞、广纳群言、创意襄集、奇招迭现。于是，我们在国学类综艺里，看到了初赛复赛淘汰赛复活赛，看到了竞答演绎接龙新说，看到了两两PK加车轮大战，看到了选手自带简介VCR呈现性格经历故事和圆梦动机，看到了评委坐镇相互调侃直至相爱相杀（当前国学综艺的嘉宾选择里既包括于丹、高晓松、蒋方舟、纪连海、方文山、郭德纲这样的文化偶像，也延请了叶嘉莹、龚鹏程、钱文忠、王立群等具有一定媒体经验但在学术界同样具有极高声誉和地位的资深学者），看到了跨屏互动，看到了同名APP开发，看到了《汉字英雄会》“让选手们分组共同生活三天，以此进行团队强化训练”这样最典型的真人秀思维，看到了《中国好故事》“在一道与食物相关的题目中，答错者要当众吃下怪味菜肴”这样最典型的整蛊秀噱头，看到了《开心学国学》“胜出者可以获得参加北大国学培训班的机会”这样最典型的梦想秀诱惑。

　　更重要的嫁接发生在思维层面，当代综艺，说到底无非是 “窗口式快感”和“镜像式快感”的复合体。前者指的是“原来他们可以这么厉害，我透过节目的窗口仿佛幻想自己变成了他们”，后者指的是“原来他们也会那么狼狈，我透过节目的镜像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那些满腹经纶出口成章的嘉宾和答题高手扮演了合格的窗口，而当他们被国学本身的庞大与驳杂所难倒，带着自嘲的遗憾离场时，这窗口又自然地转型为了镜像。无论是窗口的励志，还是镜像的自勉，总归是最合乎受众心理的移情和代入。举个最简明的例子：大约三分之二国学节目的参赛选手都是中学生，而中学恰恰是绝大多数观众记忆当中学习投入度最高、学习动机最强、学习成本付出最多的人生阶段，这种身份上的复现对于隐藏情感的唤起屡用不爽。（更不用说“听写”这种最富有中国校园特色的名字，数不清有多少人曾经对这两个字爱恨交织）。

　　当然，在文化的广义传承和电视媒介传播规律两个角度上对国学综艺加以了“道”的肯定，不代表它们就已经完美无缺地找准了“度”，具有存在的理由也不代表就收获了存在的成就。怎样研磨自身、修补细节、改善和提升立意，让“国学”从氛围、元素、标题真正走入内核、目标与价值旨归，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屡用不爽、予取予求、任人打扮的万能赚钱灵丹和金字招牌，是此类节目仍要持续思考的问题，也是此类节目必须时时记在心中的自我警惕、时时摆在面前的存续根基。

　　□邵 杨（作者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广电系博士、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