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曾说害怕托尔斯泰死去:我爱他甚于爱任何人

　　本报记者 许旸

　　今年是契诃夫诞生155周年，北京人艺在新年伊始上演《万尼亚舅舅》，国家话剧院排演《爱恋·契诃夫》，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了童道明译著的《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契诃夫戏剧全集》，举办“契诃夫和他的戏剧世界”剧本朗读会……对这个时代而言，已经去世100多年的契诃夫依然是一个只要抬头就能看见的存在。正如马雅可夫斯基所说：“为什么要完整地读契诃夫？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读懂过他。而他的舞台，有这个时代一切的痛和期待。”契诃夫在人世的日子不算长，他只活了44岁。这个祖上曾是农奴的后代，这个曾经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对人间的悲欢离合有着高度的敏感、悲悯和理解。他用了人生一半的时间，写下他对人的细微观察和充满善意的期待。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发问：人，为什么这样活着？人，应当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穿越了一个世纪，依然是全人类的孜孜以求。

　　在去世前半年，病中的契诃夫给蒲宁写信，最后他写道：“请代我向可爱的、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编者

　　从契诃夫44年生命中留下的4000多封书信中，不难看出，他从不掩饰对大自然和心爱之物的热忱，也真实流露了因作品被褒贬时的得意或失落。如果说，契诃夫近800部短篇小说似刀锋锐利撕开生活表面，使他跻身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列，17个剧本开创了西方现代戏剧，那么，从对作家心灵的展露意义上，契诃夫的书信则跟托尔斯泰日记，可以并称为19世纪俄罗斯文化两大奇观。

　　鼓励高尔基写戏

　　倘若19世纪末就有“朋友圈”，那么跟契诃夫互动点赞最多的，肯定少不了列依金、苏沃林、蒲宁和高尔基。

　　写短篇小品出道的契诃夫，视幽默刊物《花絮》主编列依金为自己的贵人。当时，20出头的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不久，便开始给《花絮》投稿，作品陆续被采用。对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来说，这简直再美妙不过。刊物主编列依金主张简约风格，作品不要超过100个句子。以至于契诃夫后来说出“简洁是天才的姐妹”的写作信条。这份提携和知遇之恩，契诃夫一直没忘怀。1887年底，他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中直言：《花絮》是我的圣水盆，而您是我的教父。

　　报刊主编似乎都很看好契诃夫，1885年底契诃夫第一次去彼得堡，结识了《新时报》主编苏沃林，两人相谈甚欢。此后契诃夫佳作迭出，1888年写出了第二个剧本《伊凡诺夫》，短篇小说集《黄昏》摘得普希金文学奖，他从幽默小品作者进阶成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但接踵而至的声名之累，令契诃夫心生困惑，他马上提笔给苏沃林写信：

　　您和我都爱普通人，但人们爱我们却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不是普通人。比如，现在到处都要请我去做客，招待我吃喝，把我当作将军一样地请去参加婚礼。于是我想，如果我们明天在他们眼里变成了普通人，他们就不再喜欢，而只是为我们感到惋惜，这是很糟糕的。

　　次年，从名利场莫斯科来到市郊苏梅过上村居生活后，契诃夫对生命有了新感悟。他迫不及待写信告诉苏沃林：“大自然是一服极好的镇静剂，它能让人心平气和，也就是说，它能让人变得与世无争。”30岁生日前夕，契诃夫袒露“而立宣言”：“到明年1月，我就30岁了。可恶，我感觉好像才22岁。”他还和苏沃林探讨人生真谛，“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

　　不难看出，契诃夫的许多重要观念，都出现在他与苏沃林的书信中。但是，两人也少不了创作理念和风格的争论。1890年初契诃夫写出《盗马贼》，苏沃林指责作品“过于客观”，即“对于善恶的冷漠，缺乏理想与思想”。契诃夫不乐意了，他写了封长信，与苏沃林辩明态度：

　　您希望我在描写盗马贼的时候，同时要说上一句：盗马行为是一种恶行。但要知道这是不用我说也早就明了的事。就让法官去审判盗马贼好了，我的任务仅仅是真实地表现他们。当然，把艺术与布道结合起来是件愉快的事，但由于艺术技巧上的条件所限，我本人很难做到，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充分信任读者，相信读者自己会延伸小说中没有展开的个人感受。

　　后来，评论家们常引用契诃夫这段话来解读作家本人的创作心理学。

　　1895年，契诃夫怀着朝圣心情，第一次拜见俄罗斯文艺界巨擘托尔斯泰，托翁称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谦虚可爱的人”。托尔斯泰曾评价契诃夫的写作方法很特别，“恰如印象派画家。一个人把浮上他心头的几种鲜明颜色，随意涂在画布上，在这些鲜明的各部位之间，虽没有明显联系，可是整个效果会令人目夺神移。”

　　那一年，契诃夫多了位知己——首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蒲宁。契诃夫1901年从意大利回到雅尔塔后，倍感孤独，好在当时作家蒲宁也在同个城市，天天见面，但蒲宁一走，孤独感再次袭来。到了1904年，契诃夫给蒲宁的信中称：

　　我们莫斯科这边一切正常，也寂寞，除了新年是新的，其他了无新意，也看不到新的前景……请代我向可爱、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另一位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家高尔基则在信中袒露：“每一个来到契诃夫身边的人，会不由自主感到自己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他自己。”契诃夫1899年初识高尔基后，就一直鼓励他写戏，有封信中接连用三个“写吧”，督促高尔基“平实地写，质朴地写，您一定能写出让人叫好的好东西！”而这可以成为对一切文学爱好者的指导意见。两人交情颇深，此后契诃夫曾为声援高尔基而请辞科学院荣誉院士。

　　从剧本到“斯坦尼”舞台版

　　1898年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商量，为新成立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挑选剧目，契诃夫进入他们的视野，从此，契诃夫与导演斯坦尼开启了长达6年的“交锋式”合作。戏剧文本向舞台具象转换时，前者不可避免被改写和重塑，并经受由此带来的风格变化。长期以来，“斯坦尼”体系阐释契诃夫剧作孰优孰劣，成了理论界和表演界争论热点。

　　但两位大师并非一开始就剑拔弩张。事实上，契诃夫《海鸥》能够上演“逆袭”，首先要归功于斯坦尼。1898年底，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海鸥》大获成功，这让1896年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全场哄笑所带来的阴影化为乌有。

　　当时，彼得堡那场《海鸥》遭遇了无情嘲弄，观众无法忍受这部“违背所有喜剧法则”、“动作很少，像部小说”的戏，契诃夫落荒而逃。斯坦尼在丹钦科的提醒下，重新编排该剧，启发演员在舞台上“生活”体验角色，而非以传统方式机械“表演”。结果第一幕结束时，大厅里河堤决口般爆发出如雷掌声。

　　《海鸥》让剧作家契诃夫打了翻身仗，也成就了导演斯坦尼。后者的“斯坦尼”体系正是在排演契诃夫戏剧的过程中得以成型。莫斯科艺术剧院甚至以飞翔的海鸥形象作为徽标。1902年2月，斯坦尼把一枚金质海鸥院徽专人送达契诃夫手中。

　　1903年10月，契诃夫把刚完成的《樱桃园》交给斯坦尼。两人关系步入分水岭。在斯坦尼看来，这绝不是喜剧或滑稽剧，“而是一个大悲剧”。契诃夫听闻失望极了，向友人发牢骚：“完了，他们又要把作品搞成引人落泪的玩意了。”直至次年首演的整个排演过程中，契诃夫屡屡不满导演对《樱桃园》的处理方式。种种分歧，导致两人在书信中“明枪暗箭”。

　　1903年10月30日他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信：

　　当我写陆伯兴的时候，就想，这是您的角色。如果您对这个角色不感兴趣，那么就演加耶夫好了。当然，陆伯兴是个商人，但在一切方面来说他都是个正派人，应该堂堂正正，有知识分子的派头，不小气，不滑头，我以为他是这个戏里的重心人物……

　　在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看来，这是一封令契诃夫研究者们关注的信，因为文中对剧里最易被误解的商人陆伯兴做了权威性人物解读。但斯坦尼并没有听从契诃夫建议，他选定的角色是加耶夫。

　　1904年3月契诃夫给妻子克尼碧尔写信，他怒火难遏地抱怨道：

　　鲁鲁和克拉3月份去看了《樱桃园》，两人都说斯坦尼在第四幕演得很糟，说他拖沓得厉害。这多么可怕！这一幕最多演12分钟，而你们要演40分钟。我只能说，斯坦尼把我的戏毁了。

　　这份怨念在当年4月10日给妻子的信中再次升级：

　　为什么在海报和报纸广告上，一个劲儿地把我的剧称作正剧？聂米洛维奇和斯坦尼完全没看懂剧本，我可以担保，他俩没有认真地读过一次剧本……

　　在舞台处理上，契诃夫认为斯坦尼过度运用“静场”手法，导致了节奏拖沓；但也有研究者替斯坦尼喊冤，认为契诃夫所指《樱桃园》第四幕“最多演12分钟”显然不现实，“即使现在也没有哪个导演能把这一幕控制在十来分钟内演完。”

　　除了《樱桃园》，两人针对契诃夫其他剧作也有争论。排演《万尼亚舅舅》的过程中，契诃夫曾公开表示，对斯坦尼过度追求环境真实化的不满，剧中那些“要演员蒙起头来躲避蚊子”之类的做法也遭到了戏剧评论者反对。

　　此外，就《三姐妹》斯坦尼曾在来信中谈到：

　　《三姐妹》结束全剧的独白非常感人，如果此后又把尸体抬上来，就破坏了尾声的和谐。您的剧本里写“远处人们将尸体抬走”，但我们剧院的舞台没有这样的深度，让姐妹能见到这尸体的搬运。如果由独白结束全剧要好一点。可能，您是怕这样与《万尼亚舅舅》结尾太相像？请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契诃夫则认为导演误解了他的意图，他并不想让三姐妹看到屠赞巴赫的尸体。不过后来他还是把“远处人们将尸体抬走”改为“安德烈推着童车”。

　　如今的学者对于这两位大师的争论，多持不偏袒任何一方立场，认为各自都有道理。

　　初恋是《海鸥》妮娜原型，为妻子加台词戏码

　　契诃夫和斯坦尼争论不休时，有个女人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我认为《樱桃园》不是个一般的剧本，而是音乐作品，是部交响乐。”

　　她就是与契诃夫在莫斯科一见钟情的女演员克尼碧尔。1898年契诃夫去艺术剧院看《海鸥》排演，克尼碧尔出演阿尔卡基娜。但那会儿契诃夫还在给保持了8年恋爱关系的初恋情人米奇诺娃写信，信中不无暗示地提到：“如果我在莫斯科再多待点时间，怕是要丧失理智了。”

　　有意思的是，《海鸥》的主角妮娜，正是出自米奇诺娃。两人既两情相悦，也充满猜忌。双方都是聪明又有才情的人，谈恋爱的过程更像是棋逢对手、势均力敌。

　　在契诃夫情移克尼碧尔之前，他与米奇诺娃的爱慕、挑逗、暧昧、躲闪、嘲讽在通信中一览无余。契诃夫曾毫不吝啬赞美初恋情人，“迷人的、美妙的、可爱的”字眼俯拾即是，自己则是“爱您爱到忘我、爱到发疯”，“你把我迷得神魂颠倒。你现在即便说，二加二等于五，我也会相信你是对的”，自称“您的奴隶”、“跪求”回信等。

　　也许米齐诺娃太有魅力以至周围追求者不断，或是因为契诃夫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两人最终并没成眷属。米齐诺娃与大画家列维坦发生过一段浪漫史，契诃夫这一时期创作的《跳来跳去的女人》正是他对米齐诺娃移情的醋意使然。

　　最终，40岁的契诃夫和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克尼碧尔结婚。婚后妻子继续在莫斯科演戏，契诃夫却留在南方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写作疗养。长期分隔两地，夫妻只能以炽热鸿雁传情，留下的书信就有800多封。

　　每一部作品问世，契诃夫都给妻子写信，同时寄去一罐奶油，嘱咐她爱护身体。克尼碧尔拍了一幅吃着奶油读他作品的照片寄去。契诃夫看了很开心，在照片上欢欣题词：“正吞食契诃夫小说和奶油的克尼碧尔”。

　　戏剧本身更是夫妻俩的共同话题。克尼碧尔在《万尼亚舅舅》中任女主角，排戏时她总向契诃夫讨教，他不断给妻子提出各种精辟见解。还有《三姐妹》中的二姐，也是专为克尼碧尔打造，契诃夫在信中“邀功”——

　　“你在剧中将担任一个多好的角色！如果你给十卢布就可以得到它，不然我就给别的演员啦！”

　　1900年底契诃夫从尼斯给妻子寄出另一份信，他继续不无自豪地说：“你瞧，为了你我全力以赴，毫不惜力。”《三姐妹》第四幕里，克尼碧尔扮演的玛莎多了一大段特别抒情的台词：“抬头看看，在我们头上，大雁飞过去了”；第二幕里则加了段富于哲理的话：“我觉得，作为人应该有信仰……不然却不知道仙鹤为什么飞，孩子为什么出生，星星为什么在天空出现。”

　　信中，契诃夫与克尼碧尔经常玩些只有他俩才心领神会的文字游戏。作家对妻子的昵称，既有卖萌路线的“非凡小马驹”、“小昆虫”、“小鸽子”、“小狗”，也有带着浓浓撒娇意味的“女长官”、“我的女领导”、“我的天使”、“小美人”、“亲爱的老太婆”……

　　正如克尼碧尔后来在回忆录里追忆的，第一次与契诃夫见面后，“我生命纤细而繁复的绳结开始慢慢拉紧了。”一生异性缘不断、自称“13岁就知道爱情的秘密”的契诃夫，从未放弃对女人美丽面容和衣裳的执念。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04年6月，结尾还在为“这边的德国女人穿戴没有格调”而感到“沮丧”。

　　爱美人，也爱美酒。契诃夫曾给诗人普列什耶夫写信：“在旅途中，当朗月升空，大鱼从水中探出头来时，我们居然不会喝酒，那种尴尬无异于我们不会读书一样。”而这位作家临死前还惦记着：“我很久没有喝香槟了。”妻子递上一杯泡沫隐动的香槟酒后，契诃夫咽下逝去。留下他那发酵成美酒的作品，供世间悲欢男女浅尝慢酌。

　　旧文新读 契诃夫书信节选

　　致伊·奥斯托洛夫斯基1893年2月11田 于梅里霍沃

　　医学是我的合法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我1884年大学毕业，1888年获普希金文学奖，1890年游萨哈林岛，我还要写一本关于它的书。这就是我的经历。还有，1891年我去欧洲旅游了一趟。还没结婚。不富裕，完全靠稿费生活。年岁越长，工作得越少。我已经有衰老的感觉，健康情况不佳。至于您在信中说到的泛神论，尽管您说了一些好话，但我要对您说：眼睛不可能长得比额头高，每个作家只能按自己的能力写作。飞到天堂去自然好，但没有这个力量。如果文学写作的质量完全取决于作者的善良愿望，那么我们会把成百上千的作者称为优秀作家。问题不在于泛神论，而是在于作者的才分有多高。

　　致高尔基1898年12月3日 于雅尔塔

　　《万尼亚舅舅》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写的，我还没有见过它的舞台演出。近年来它常在外省上演，这也许是因为我的戏剧集已经出版了的缘故。我对自己剧作的态度大抵是淡漠的。我疏离剧场已久，也没有写戏的心思了。您问我对您的短篇小说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意见呢？您无疑卓有才华，而且是真正的大才华。比如，在短篇《在草原》里，这才华就以非凡的力量展示了出来，我甚至起了妒忌心，因为它不是我写的。您是个艺术家、聪明人，您感触敏锐，您有雕塑感。也就是说，当您描绘一个物象的时候，您可以用眼睛看得到它，可以用手触摸到它。这是真正的艺术。这就是我要向您说的意见，我很高兴能把这个意见说给您听。我再说一遍，我非常高兴，如果我们有机会见面相识，交谈几个小时，您就会相信，我对您的评价有多高，对您的才华有怎样的期待。现在谈谈缺点，但这不太容易。说一个天才的缺点，就像是评说一棵长在后院里的大树一样，因为在这里，主要问题不是在树木本身，而在观赏这棵树的人的趣味。难道不是这样？

　　首先我要说的是，照我看来您缺乏克制。您像一个在剧场里忍不住自己喜悦之情的观众，这样既干扰了自己也干扰了别人看戏。这样的缺乏克制，尤其表现在您用来打断人物对白的自然景物描写上。谈到这些景物描写，就希望它写得紧凑些，简洁些，有两三个句子就可以了。对于甜美、低语、柔情等的反复叙述，显出某种空泛与单调，这会让读者失去阅读的兴味，能让人觉得累。缺乏克制也表现在对女人的描写里（《玛尔华》、《在木筏上》）和对爱情场合的描写里。这不是大气魄，不是大手笔，而是缺乏克制。还有，在您的小说中常常使用一些不恰当的词语。伴奏、园面、和音——这些词语很碍事。您常常议论海浪。在您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中感觉到一种紧张，自信心好像不足；这不是因为您对知识分子观察不够，您很了解他们，不过是不能准确地知道该从哪里接近他们。您多大年纪？我不了解您，不知道您从哪里来，您是什么人，但我以为，趁现在年轻，您应该离开尼日尼城，用两三年的时间在文学圈里泡泡，这倒不是为了唱好歌，就向我们的雄鸡学习，而是为了让您埋头于文学，热爱文学，而且外省容易让人衰老。柯罗连科、帕塔宾科、马明、艾尔捷里这些作家都是好人，刚开始与他们交往，您可能感到乏味，但过一两年后您会习惯，并看到他们的优长。

　　致缅尼什科夫1900年1月28日 于雅尔塔

　　我害怕托尔斯泰死去。如果他死去，我的生活会出现一个大的空洞，因为第一，我爱他甚于爱任何人；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所有的信仰中唯有他的信仰最让我感到亲切。第二，只要文学中存在托尔斯泰，那么当文学家就是一件愉快的事；甚至当你意识到自己毫无作为时，你也不感到可怕，因为托尔斯泰正在为所有的人写作，他的作品满足了寄托在文学身上的那些期望与憧憬。第三，托尔斯泰坚实地站着，有巨大的威望，只要他活着，文学里的低级趣味，一切花里胡哨，俗里俗气，病态的如诉如泣，骄横的自我欣赏，都将远远地、深深地淹没在阴影中。只有他的道德威望能够将所谓的文学倾向和潮流固定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如果没有了他，文坛便成了一个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或是一锅糊里糊涂的稀粥。

　　致克尼碧尔1899年10月30日 于雅尔塔

　　可爱的女演员，我的好人儿，您问我是否激动。《万尼亚舅舅》26日演出的信息，是从您那封我27日才收到的信里得知的。27日晚上，我已经上床睡觉了，便不断地收到电报，这些电报是通过电话告知我的。每次电话铃声把我唤醒，我便光着脚，在黑暗中跑向电话机，冷得发抖。然后刚刚睡着，电话铃声再又响起。这是平生第一次我自己的荣誉不让我好好睡觉。第二天，我把拖鞋和睡衣放到床边，但电报不来了。在电报中说的都是谢幕的盛况和巨大的成功，但我从电报的字里行间可以觉察到你们的情绪其实并不十分高涨，报纸上的报道能证明我的猜测。是啊，你们这些艺术剧院的演员已经不满足一般性的成功，你们需要爆炸性的成功。你们被宠坏了，你们被不间断的关于成功、关于满座与不满座等的言谈弄得晕头转向，你们被这些迷魂汤毒害了，再过两三年你们会吃点苦头！你们瞧着吧！

　　您生活得怎样？自我感觉如何？我一切照旧，写作，植树。但客人来了，无法写了。客人已经坐了一个多小时，还提出要喝茶。得去烧上茶炊。噢，多么无聊！

　　请别忘记我，不要让您的友谊之火熄灭，我们夏天还得结伴去旅游。如果你们艺术剧院的人能在春天到雅尔塔来，在这里一边休养一边演戏，就太艺术了。

　　摘自《可爱的契诃夫》童道明 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