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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唯一女儿曾身陷纳粹集中营 口含像章躲搜身

2015年04月25日 14:41 来源:法制晚报  参与互动()

  朱敏女儿刘丽翻开图册,讲述当年的故事 摄/法制晚报记者 郭谦

  1982年,朱敏在莫斯科与当年集中营的难友合影留念

  战争期间,朱德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不过他并不知道此时女儿已身陷集中营

 

  法制晚报讯(记者 侯懿芸 张秀晨)一枚红色的列宁像章,朱敏保存了数十年。

  而就是这枚她珍爱的像章,差点“害”了她。当年,为了躲过纳粹集中营里军官的搜身,她将这枚精致的像章含在舌下,成功逃过检查;在纳粹集中营的苦难岁月中,她一直贴身保存着。

  朱敏曾因为能有一枚最敬仰和崇拜的列宁的像章感到光荣。而这枚与她相依为命的像章也得以传承到今日,被其家人珍藏着。

  朱敏

  开国元帅朱德的唯一女儿,1926年的4月出生时,朱德已经40岁。但因为战事,只在这个婴儿身边待了一个月的朱德就赶赴前线。相隔14年父女才再次相见。

  1941年1月30日,朱敏赴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因为身体虚弱,哮喘复发转去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夏令营地。当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不宣而战,年仅15岁的朱敏及同伴沦为小囚徒,并被送入德国集中营,饱受多年的摧残。

  2009年朱敏去世,成为“中国唯一一个从德国集中营里活着逃出来,并生活到83岁的人”。

  十年三枚

  卫国战争纪念章

  这些在苏联长大的“红二代”,似乎都烙上了一块不能触碰的伤疤。甚至稍有提及,揭开的就是一生的痛。而开国元帅朱德的女儿朱敏,幼年就是这样生不逢时的命中注定。

  俄罗斯近日在莫斯科郊外开始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彩排。而70年前的今天,正是苏军势如破竹,在苏德战争中完成对柏林包围的一天。作为“中国唯一一个从德国集中营里活着逃出来,并活到83岁的人”,朱敏的命运也是在这个国家发生转折。

  这段扎根于15岁的记忆,她生前尽量避而不提,一旦开口就情不自禁地身体颤栗。

  斯人已逝,《法制晚报》记者采访了朱敏的后人,试图探寻那段跌宕的红色记忆。

  “我深爱爹爹,因为她是亲人,但是我抱怨爹爹,因为他是伟人。”在朱敏身上,集中营的苦难和父亲朱德的影响是两个深深的印记——一个记录了人类的一场灾难,一个见证了这场灾难后的胜利。

  背井离乡

  出生14年才见父亲 化名赤英奔赴苏联

  和其他“红二代”一样,朱敏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就背井离乡。

  “你们也许想象不出,当年一个三军总司令的女儿,却并没有养尊处优的生活,而是坎坷到近乎传奇的人生。”采访的话题从朱敏儿媳高崎女士的感慨开启。

  与别人不同,朱敏有过多个名字。“不同时期用不同的名字,每个名字都见证了一段历史。”高崎说。

  朱敏是朱德唯一的女儿,她出生时,朱德正好40岁,他真是“喜欢的不得了”。还给这个孩子起了个乳名叫“四旬”。只不过,因为当时中国北伐战争正在进行,仅在这个婴儿身边待了一个月的朱德就赶赴前线。

  她不到一岁时便离开母亲寄居姨妈家,那时曾改名“贺飞飞”。而朱德曾照族中排辈给她取大名为“朱敏书”,到延安后又改为“朱敏”。

  朱敏人生的每个阶段似乎都与朱德有关,但父女俩共存的50年岁月里,分离的时间却远远大于团聚。她再见到爹爹时,已经14岁。

  然而,在延安与爹爹一起过了第一个春节后,朱敏又一次面临与爹爹的分别。

  “1940年底,当时八年抗战开始了,朱老总要去山西打仗,根本无暇照顾朱敏。毛主席他们就商量,这些孩子既然照顾不了,那就让他们去苏联学习,培养我们新中国的建设者。”朱敏走时父亲便给她化名叫“赤英”,一是为了隐藏身份,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

  红色英雄,也是朱德对女儿的期望。

  恐怖年代

  法西斯不宣而战 20多个孩子成囚徒

  前些年,一部名为《红樱桃》的电影在热播。影片讲述了中国女孩楚楚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悲惨遭遇,将人们的视线带回法西斯制造的恐怖年代。而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原型便是朱敏。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朱敏这段非比寻常的人生经历中,有一个日子非常奇特,几次成为她命运的转折,那便是1月30日。

  1941年1月30日,仅跟爹爹相聚一个月的朱敏,赴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

  “去儿童院四个月后,母亲的学习有所进步,但由于她从小患有哮喘病,身体虚弱,常常整夜咳嗽,儿童院便决定送她去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地。”高崎说,6月22日凌晨,仅仅一夜时间,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正在夏令营地的朱敏和其他20个来自各国的孩子沦为了德国法西斯的小囚徒。

  机智避难

  白桦树下埋红领巾 编造身世对付鬼子

  朱敏被俘后,马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红领巾放在瓶子里,埋在了白桦林树下。二是把自己的假身世背熟,以备对付德国鬼子。

  无论德国鬼子怎么问她,她总是千篇一律地说自己名叫赤英,是中国人,爹爹是中国的老中医,送自己来苏联。说到此,高崎和朱敏的女儿刘丽目光交汇后吐露了一个守在心中的愿望—— 尽管希望渺茫,但有生之年想去一次夏令营地的白桦林,找到妈妈留下的红领巾以及属于这个家族的记忆。

  接下来的日子是朱敏毕生都不愿意再回忆的经历。有一天,德国人像往常一样来到夏令营地审查登记。突然,他们从人群中拉出两个犹太孩子,每人给了一个铁锹挖了两个坑。然后就枪毙了他们,一脚踹进坑里埋了。

  其实,朱敏并不太愿意回忆那段在德国集中营的经历,她从不主动提起,家人也尽力回避。甚至电视里播放战争片子,刘丽的父亲也可能会换台。

  “有一次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的两个学生来拜访她,希望拍一部电影。再回忆起这段日子,她还会不自主地哆嗦,甚至流下了眼泪。”高崎说,那时候法西斯的残暴行为对十几岁孩子的震撼,是现在很难想象到的,那是母亲的伤疤。

  九死一生

  集中营中严守身份 长期沉默致失语

  刘丽记得,母亲被俘后几次死里逃生,是求生的坚强意志让她活了下来。“那是爷爷骨子里留给母亲的品质。”

  朱敏身体本就不好,后来不仅哮喘病犯了,不久又患了疟疾,高烧不退。相依为命的伙伴心急如焚,夜里偷了一篮子水果给朱敏吃,才总算保住了性命。在当地囚禁两年后,1943年,朱敏和另外5个年满14周岁的小姐妹被德军押上闷罐火车,送往德国境内的集中营。

  “在闷罐车上,母亲又发起了烧,但如果让德国鬼子知道了就活不成了,他们准会把她扔下闷罐车,她很可能就死掉了。迷迷糊糊中,一名苏联红军给她吃了半片阿司匹林,她又奇迹般地康复了。”高崎说,整个过程中母亲都在拼命求生。

  亲眼目睹了法西斯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她的心一次次被人间惨景所强烈震撼。保护自己最重要手段便是对自己的真实身份讳莫如深。高崎说,在集中营母亲从不说一句和中国八路军有关的话。几年集中营生活过去,而与其他人又语言不通,长期沉默使她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离开集中营时母亲已经失语了。

  战争印记

  嘴里藏列宁像章 “舌头都被扎破了”

  按照德国人的规定,进入集中营前必须洗澡,然后换上统一的服装。朱敏站在浴室门口犹豫着,她有一枚心爱的列宁像章一直缝在内衣上。为了保存这枚精致的纪念章,她偷偷地将它放进嘴里,压在舌头底下,躲过了德军的检查。

  “当时母亲的舌头都被扎破了,但是这枚像章一直被保留了下来。”高崎和刘丽说着,打开相册,翻出这枚不大的“胜利勋章”的留影。

  不过,这其中的惊险并非三言两语这么简单。

  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朱敏曾这样描述:“我紧紧闭着嘴走进脱衣服的房间,无论谁和我说话,我只是点点头,绝不出一声。一进浴室,一个高大的女看守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我以为被发现了,心好像跳出来一般,浑身颤抖起来……这个女看守发现了我头发上的发夹,就恶狠狠地往下撸……我忍着钻心的疼痛,拼命不让自己叫出声,生怕纪念章滑出嘴来”。

  这枚纪念章直到朱敏生命尽头,都一直在她身边。照片中,纪念章有些发旧,周围金属圈出现斑点,红色底也愈发黯淡。不过,刘丽和高崎说,这枚像章至今还保存在父亲那里,并一直被这个家庭珍藏。

  永久疤痕

  颈部长肿块化脓 医生一剪刀割下去

  在集中营里,朱敏从来不敢奢求吃饱。“母亲告诉我们,她整天面对的都是发霉长毛的黑面包,粥都是带石头子儿的。每日她还要和其他小伙伴半夜到德国兵吃剩的泔水桶里去淘吃的。”高崎说,由于在集中营中长期营养不良,朱敏的头发脱落了许多,在集中营的时间里竟然一厘米也没有长高过。

  正是这样的经历,高崎的孩子小时候在奶奶家吃饭,桌子上掉了米粒,奶奶会让孙女从桌子上捡起来吃了。

  刘丽回忆,母亲晚年时期脖子上依然可以看到疤痕,这是集中营在她身体上留下的“永久纪念”。

  在集中营里,朱敏患了颈部淋巴结核,发低烧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担心被隔离,就一天天忍着,脖子上的肿块破了,脓血糊满了衣领,也不敢让人发现,依然去做工。直到一天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

  等她醒来时已经躺在了手术台上,集中营医务室的医生压住朱敏的头,没有消毒,没有麻醉,在她的溃疡处一剪刀割下去,生生把脓血硬挤了出来。

  朱敏曾描述,任凭她怎么哭喊,都没法从“法西斯的大手”下逃脱。她只有“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流,直到疼得昏死过去”。

  她后来说,自己有一段时间“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个屠夫用刀宰割羔羊的恐怖画面”。

  制造哑弹

  往子弹盒里吐口水 下工时已说不出话

  朱敏家里珍藏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主人公是3个稚气未脱、身着连衣裙的小女孩,而站在中间的中国女孩便是朱敏,她们胸口上都别着一块小牌子。“每当看到这张老照片,母亲都会百感交集,因为这张小照片记录着德国法西斯的残忍本性。”刘丽说。

  1944年1月30日,朱敏和米拉姐妹正在放风,一个德国看守拿着照相机走了过来,面容和善地表示要替朱敏她们照相。几个小女孩被看守表面的和善骗过了,她们在镜头前露出笑容。

  突然,德国看守脸色一变,说姑娘们是在嘲笑他,举起鞭子便向朱敏她们狠狠抽了下去,也将瞬间的美好抽得粉碎。几天后,这个德国人把洗好的照片送给朱敏她们。这次,朱敏她们谁也不敢说话,满心只有恐惧。

  在集中营,朱敏和伙伴们如同德国法西斯厨案上待宰的羔羊。即使这样,朱敏还与伙伴们巧妙地与德国法西斯“作战”。

  战争进行到1944年,反攻中的苏联红军势如破竹,德国法西斯节节败退,也更加疯狂地需要枪炮弹药。集中营的工厂变成了军需工厂,朱敏和伙伴们也在工厂里劳动。

  听说子弹受潮会失效,变成哑弹,但工厂里绝对找不到水,朱敏和伙伴们想出一个妙招——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只要监工不注意,她们便拼命吐口水,下工时口干舌燥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但大家咧开干裂的嘴,会意地笑着。

  后来,前线果然退下来不少不合格的子弹。

  父亲来信

  朱德寄信鼓励女儿 却不知其已身陷集中营

  “朱敏女儿,我们身体都好……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作些建国事业为是。”1943年朱德曾在给朱敏写的信中鼓励女儿好好学习,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朱敏已经身陷集中营。

  “母亲失踪以后,爷爷十分惦念她的情况,不知道她的生死。直到毛岸英打算回国时,发现红十字会有一封信,一个名叫赤英的女孩在寻找她的中国爸爸,他将这件事告诉毛主席,才得知赤英是朱德的女儿。”高崎回忆,朱德正是看到这封信才得知女儿还活着。

  斯大林得知后,便下令“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一定要找到朱敏”。

  据《在苏联长大的红军后代》一书记载,随着1945年新年钟声的敲响,集中营里已开始听得见时断时续的枪炮声,朱敏她们天天盼望苏联红军快一点打过来,救她们脱离苦海。有几次,枪炮声好像就在集中营附近炸响,可又渐渐远去了,大家紧绷的神经快要被扯断了。

  命运又是偶然地在1月30日发生转折。清晨,朱敏和难友们发现集中营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四周宁静得有些可怕。一会儿,她们意识到德国人逃跑了,苦难结束了。由于害怕德国人回来加害,朱敏和小伙伴们商量往苏联方向跑,但她却与米拉姐妹跑散了。“这一散就是40年,直到1982年她们才再次相聚。”刘丽说。

  后来,一个曾为德军做俄语翻译的苏联男人发现了长着东方面孔的朱敏,他把朱敏当作与苏联红军谈条件的人质带到家中。几天后,朱敏被送到了苏联难民收容站。

  不久,斯大林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远在国内的朱德得知了女儿的音讯,很快寄来家信。

  辗转收到离别4年后爹爹的第一封来信,朱敏哭了,尤其是爹爹在信中解释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没有打搅苏联政府,所以没有及时找到女儿的下落,让女儿受了许多苦,希望女儿原谅……信看完后,信纸也湿透了。

  留俄深造

  不愿回忆那段经历

  但坚决反对法西斯

  “当时爷爷希望母亲能够回国养养身体,但是母亲不愿回来,她决定留下来开始自己迟到的学习生活。”高崎说。

  后来,朱敏决心学习教育专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献身祖国教育事业。高崎说:虽然母亲并未说过自己想成为教师的初衷,但与她那段动荡生活,几经失学,特别是当她亲眼看到在卫国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流落街头,希望其他孩子能够得到教育的心态可能有很大关系。1949年,23岁的朱敏考入列宁教育学院学习。

  1950年,上大学的朱敏趁暑假回国探望爹爹,而这距上一次离别爹爹已有10年之遥。

  “虽然母亲并不愿回忆在集中营的那段经历,我们和父亲也很少去揭她的伤疤,但是母亲是坚决反对法西斯的,而且那段经历对她后来的人生包括我们整个家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高崎说。

  家风传承

  退休不忘教育工作

  两后辈在北师大做教师

  1953年毕业回国后,朱敏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直到1986年退休。“她是开国元帅的独生女儿,却从不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任何特殊要求。”高崎说,不仅是母亲,后代中也有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并秉承“朱德家风”。

  在女儿刘丽的记忆里,母亲跟爷爷一样,吃穿非常朴素,总是穿一件迪卡的外衣,盖着俄罗斯带回来的大粗毛线毯子,一生都是把这些东西缝补着用。

  后来,苏联和白俄罗斯给朱敏颁过很多国际勋章,称她是国际主义战士。“她那种爱国的心和爱俄罗斯人民的心是不会改变的。”刘丽说,母亲退休后一直关心教育,她创建了一所为部队战士和基层干部服务的成人高等院校——中国军地两用人才大学,并去少管所看望那些失足的孩子。

  高崎说,自己的女儿现在也像她奶奶当年一样从事教师工作,二嫂曾是北师大的助教,刘丽也在北师大做过教师。她觉得,教育的一个目的是让一代一代的人懂得历史,也记得历史的传承与弘扬者。而这第一步靠父母,第二则是老师的传道授业。

  “妈妈一生为此付出,相信女儿也是因为看到她奶奶从事教书育人的朴素事业,而受到了感染。”在高崎心里,让孩子们知道前辈走过了什么道路,了解新中国怎么走向今天,也是需要传承的一个教育意义。

  文/记者 侯懿芸 张秀晨

【编辑:宋宇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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