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忆汪国真:他被大名这个利器所伤 透支了生命

　　摄影师王小宁1990年11月为汪国真拍摄的这张肖像，被印在汪国真的多本诗集上，成为许多人的影像记忆。

　　《北京日报》1989年12月26日的广场版

　　造化弄人，造化更弄诗人，造化最弄诗人汪国真。

　　我是最先知道汪国真患病住院的媒体人，而且知道他——一个知名的公众人物病入膏肓，危在旦夕。这是非常重要、值得爆料的新闻，但是我仍然选择与自己职业不符的缄默，闭口不言，只想尽一份朋友的责任。

　　汪国真和我是朋友吗？——这我得思索一下。首先，这得先征得汪国真本人的同意，而我相信他会同意的。他曾亲口对别人说：“彭俐是第一个为我写文章的，第一个为我作序，第一个为我立传……”为此，不少人问我：“你吹汪国真干嘛？”

　　自从汪国真的名头越来越大，我就渐渐和他疏远了，十年、二十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那么，谁是汪国真最好的朋友呢，我不是，我不够朋友。当诗坛许多人谩骂、诋毁他时，我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话。尽管我曾是他家常客，品尝过他父亲的厨艺，曾和他促膝长谈、对弈……他最好、最忠实的朋友，是他的读者，百万、千万，整整一代年轻人。

　　敲出这篇文章题目，忽然发现这就是我写的一本书的名字《汪国真其人其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7月第一版）。在其中的传记中，我用了“诗坛王子汪国真”这个称呼，于是类似的溢美名号层出不穷，不知招致多少同辈文人骚客的嫉妒。我曾在1989年岁末送给汪国真“一支红蔷薇”；又在2015年初春手捧一簇红玫瑰去医院看望他……

　　1 《北京日报》最早报道，“一支红蔷薇”建立友谊

　　2015年4月26日，再平常不过的星期天。我醒来很迟，习惯性地先看手机微信。“诗人汪国真于今晨2点10分病逝，享年59岁”的消息，惊得我猛然从床上蹦下来。职业敏感让我立即给“人物版”编辑打电话：“我要写汪国真！”

　　记得那是1989年的秋天。

　　与诗人汪国真第一次见面，是在舞蹈家杨丽萍的家中。他戴一副眼镜，温文尔雅，说话不紧不慢，声调不高。不知为什么，几位记者相约的采访会有汪国真在场，他不是记者，而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年轻新锐。当时的汪国真还没有出版诗集，小有名气，但是他目光犀利，谈吐自信，一副笃定的样子。回家途中，我们骑着自行车，谈起各自的爱好，都喜欢写诗，也都发表过一些作品，于是很有共同语言。他年长我一岁（当时33岁），又使我们的距离拉近。交谈中发现，至少我们有两个共同点：都爱古典诗词，都爱普希金。爱前者的多，爱后者的少，两者都爱的更少。再加上一个迪金森就少之又少。

　　大约一两个星期过后，我有些意外地接到汪国真的来信。他寄来一沓他发表过的诗作，附带一纸信函。他的诗，的确让我感到一种轻松和愉快，诗句不长，也不晦涩，不像当时和现在许多暗语、经咒、密码式的诗歌写作，需要费神费力又不讨好地猜测，最终沮丧地怀疑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而他的附信措辞非常得体，请我为他的诗歌写一篇评论。我怎么能够拒绝呢，同是年轻的诗作者。

　　空口无凭，我必须先找到那篇评论——“一支红蔷薇”。我翻遍了几十年来的存报、剪报，一无所获。只好致电东城区图书馆馆长肖佐刚，他转求首都图书馆副馆长陈坚、主任李诚，这才让书刊管理员张田破例从平常封闭的库中，提取出厚厚一摞20多年前的《北京日报》装订本。我大汗淋漓地翻阅两小时，终于找到1989年12月26日“广场”副刊样报，复印了我的署名文章——《一支红蔷薇——读汪国真的诗》。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北京日报》虽属大报，却只有4个版，可谓寸土寸金。当时的“广场”副刊（一周仅有两期）都刊登哪些作家、评论哪些作家的文章呢，作家有刘白羽、管桦、刘绍棠、草明、韩少华、启功、童道明、张同吾、徐城北……被评论的作家有艾青（《读艾青……》）、浩然（《浩然在三河》）、刘恒（《刘恒其人其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作者汪国真，不惜版面地给予隆重“推出”，应该说是非常有魄力，有眼光，也是非常难得的。

　　如果说《北京日报》最早发现、报道了后来轰动诗坛的诗人汪国真，而且最早给他的诗歌以及艺术风格颁发了褒奖的“证书”，并且有详细论证、一锤定音的深远效果（即便今天看来也一点儿不过时）的话，那么，这里确有跨世纪的文字为证：

　　“汪国真的诗从不虚张声势，最多不过二十几行，如山间小溪蜿蜒流淌，清冽甘甜，款款注入心扉。

　　“读罢汪国真那一篇篇短小凝练，却意味深长的作品，不禁感慨系之。既为青年诗人执著的艺术追求所感动，同时也为诗坛吹来一股清新年轻的风而庆幸。

　　“汪国真的组诗《年轻的风》，集中体现了诗人笔耕的特色。在《美好的情感》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总是从最普通的人们那里，我们得到了最美好的情感。风把飘落的日子吹远，只留下记忆在梦中轻眠……’从中不难看出他锤炼字句的非凡功力和古典诗词的深厚修养。

　　“……汪国真受家庭熏陶，从小就迷恋朗朗上口、气度从容的唐诗，许多名篇佳作已经倒背如流。在暨南大学语言文学系读书时，他能每天将《唐诗三百首》中的十首背诵下来。汪国真偏爱李白、李商隐的作品，受其影响，他的诗篇清丽潇洒，同时又不乏警句。汪国真凭借他天赋的聪颖内秀和后天的勤奋努力，追求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境界。

　　“佳句妙语如珍珠玛瑙，在汪国真所营造的琼楼玉宇般的诗作中俯拾即是。《热爱生命》中有‘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中’ ……《失恋使我们深刻》中有‘……眼睛能够储存泪水，更能够熠熠闪烁’；《山高路远》中有‘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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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小、凝重、清丽、隽永，这或许是汪国真作品的艺术风格吧。但是，诗人为什么会做到惜墨如金呢？让我们用他自己的诗句来回答吧：‘过于慷慨，有时，倒不如，过于吝啬，一支红蔷薇，要比一簇红蔷薇，更富有魅力’。”

　　正是因为这样“一支红蔷薇”，汪国真和我慢慢从陌生到熟悉。

　　2 从策划个人传记到合作出版诗集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是深夜1点。我到单位食堂吃夜宵，要了两听啤酒。于是想起当年，我们都是30岁出头时，在汪国真住的西单教育部宿舍的家，一起吃他老爸做的福建集美风味的菜肴，一起喝冰镇啤酒，畅谈诗文，恍如昨日。当时汪国真除了写诗，没有更多的嗜好，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属于不喝正好、一喝就高的那种。他陪我喝酒是没办法，不一会儿，就变成我自斟自饮。我信奉“李白斗酒诗百篇”式的诗人豪气，但汪国真偏偏是文弱书生，不胜酒力。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几年间，正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只要一有诗集出版，就会约我庆贺一番。从1990年4月出版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开始，一发不可收，《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一本比一本畅销，动辄十几万或几十万册。于是我们的话题一边倒地谈论他的成功。他兴奋地讲述社会各界读者的反响，不住地念叨诗集天文数字的发行量以及盗版量，慨然有南面之意，我也不便打断他。这倒不能怪他，谁让事情那么邪性呢——“汪国真热”席卷全中国。应该说，媒体是他的第一推手，当时《中国青年》《辽宁青年》《女友》等热门杂志都有他的专栏，而《青年文摘》《青年博览》又常是他的转载阵地。他喜欢出名，想尽一切办法出名，也十分享受出名后——拥趸无数、读者信件雪片纷飞的那种风光与乐趣。“试想，一万封读者来信把你埋起来是怎样一种感觉？”——这时候，我是他宣布战绩时的忠实听众，也分享他在图书市场上犹如常胜将军的快乐。甚至还想帮他出更大的名，为他策划：“你光出自己的诗集不成，还要有人多为你的作品写评论文章，多写些人物报道，多造舆论。‘汪国真热’要持续，就得出版一本你的个人传记。这叫趁‘热’打铁，人们一定很想知道诗人诗歌以外的事情。”

　　汪国真不仅能够伏案写作，而且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只要有了好的想法就去做，并且很有社会交际能力，能真正把一件事情做成。可以说，他身上有着许多诗人所不具备的素质方面的良好配制，这也是他在媒体、出版界、市场、政府部门、包括社区和校园都能如鱼得水的原因——一个人的成功总是有原因的。没几天，他就联系好了愿意出版他个人传记的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而书名就按照我起的——叫做《汪国真其人其诗》。他也会派活儿，到头来，我不仅是这书的策划者，还是写作者。这是我第一次写人物传记，几万字，用圆珠笔在方格稿纸上写，写了好几天，一气呵成。书的《序》也是我作的，是用诗作序，可今天一读，却成了一首哀悼的诗——

　　你就是一缕清风

　　来自天外

　　不知不觉

　　多少心灵的窗扇

　　已向你洞开

　　你为我们送来

　　阳光般的慰藉

　　云霞般的期待

　　有信念的山

　　也有智慧的海

　　你就是一缕清风

　　来自大海

　　不知不觉

　　多少心灵的花朵

　　已悄然盛开

　　告别了寒冷的冬季

　　迎接那春天的风采

　　我为什么还要歌吟呢

　　既然有你——

　　空灵的诗篇存在

　　“汪国真传记”分为这样几部分——《无人知晓的侨眷》《博闻强记的儒生》《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刻骨铭心的诗篇》《应运而生的诗人》《大学生们的宠儿》……开始是这样写的：

　　“说起来，汪国真和舒婷是老乡。汪国真的父亲汪振世，母亲李桂英，原籍都是福建省厦门市。这是一个平静、和睦、温馨的四口之家。爸爸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汪国真童年时，其父就教他背诵诗词，促成他后来对诗歌的爱好。妈妈是位工人，典型的贤妻良母，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家乡的薄饼卷青菜，鲜蘑炖肉和清蒸鱼，味道好极。汪国真有一个妹妹，名叫汪玉华，只比他小两岁，文绉绉，却显得比哥哥活泼好动。妹妹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当老师，是汪国真诗歌的第一位读者，也是难以对付的挑剔者。她在哥哥成名后颇感骄傲，但只是默默地享受这一快乐。当同事或学生和她谈起汪国真的诗时，她便说：‘哦，汪国真，他的诗我读过一些。’就此打住，从不暴露妹妹的身份……”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在今天也适用吗？

　　——那要看交往的两个人，是不是都能恬淡如水。假如一方是污水，那么交往双方会变成浑水。

　　1993年，汪国真和我共同出版过一本诗集《汪国真彭俐诗选》，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收入80余首诗作，没有区分你的我的，没有注明作者，读者读着喜欢就是了。喜欢是两位作者的成功，不喜欢是两位作者的失败。汪国真是在乎名的，可他也有“什么名不名的”时候。至于稿费，他说“你哪天去取吧”，我知道他是想全都给我，我呢，至今也没有到出版社去取……

　　3 “我汪国真怎么也得开辆奥迪才匹配呀”

　　当一个人暴得大名，就很难再甘于寂寞。

　　汪国真显然是透支了生命，他被大名这个利器所损伤。因诗出名的他不得不到处签字，而将书法练好得投入多少心力？书法练好又显单薄，国画配书法才是道理。当他书画都像那么回事时，需要花费多少心血？书画可以登堂入室，雅乐怎可欠缺。于是苦心孤诣终能谱曲。那作曲又是多么消耗精气神呢？不仅如此，他还在南北各省市——上海、河南、山东、福建等，已建、筹建、待建“汪国真艺术中心”和“汪国真艺术工作室”，多达近10家。说起自己在各地的“艺术工作室”，汪国真很是惬意：“我根本不用买房，有这些工作室就够了。老了，可以这儿走走，那儿转转。”他经常在天空飞来飞去，满心欢喜地巡视他的领地，却也难免长途旅行的颠簸之苦，应酬交往的劳心费力，年近花甲，人何以堪？

　　除了工作、事业上的身体透支以外，家庭生活的磕磕绊绊也让诗人劳神。离异对于艺术家来说并不奇特，但是男人的单身生活势必粗糙一些。况且汪国真的动手能力极差，电器一概玩不转。曾被邀约一同办画展的画家田迎人对这位诗人朋友很无奈：“他的计算机操作都是我教的，我让他把一个个步骤都写在纸上。等到学会了以后，他兴奋得像个孩子。他原来开着一辆别克车，去年换了辆奥迪A6。他说：‘我汪国真怎么也得开辆奥迪才匹配呀。’可是，新车的GPS等一切功能全都不会操作，他自我调侃：‘我就只会往前、往后开，其余就免了。’又因总是出差，奥迪总被停在车库里，一个月都难得开一次。也是去年，他第一次出国，去的是美国，到底特律等城市看了看，观感是‘只要有钱，出国去哪儿都好。美国经济发达，也不过如此’。至于婚姻，诗人的观点更加有趣：‘我才不轻易让什么人当汪国真太太呢。’”

　　前年，汪国真的父亲因病去世了。这给做儿子的诗人很大打击，几近崩溃。恐怕这也消耗了他的生命活力。

　　今年，汪国真原本要欢欢喜喜地举办一场“汪国真音乐作品晚会”，预计的合作者是中国电影交响乐团。

　　4 到了对他盖棺论定的时候，但争议还会存在

　　汪国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很想让人知道他，却不想让人靠近他——这恐怕是所有略带矜持、腼腆，或是内向性格的人的一大特征。

　　诗人离去，而人们对他的争议仍在继续。这使我想起普希金的诗句：“赞美和诽谤都平心静气地容忍，也不要和愚妄的人空作争论。”

　　其实，从“汪国真热”到“汪国真现象”再到“汪国真大讨论”，本身就足以说明汪国真存在的毋庸置疑和不可替代。

　　汪国真是有争议的人物不假，而如今有人还肯为你争议，就表明你不是无足轻重。

　　交响乐是音乐，小夜曲也是音乐。汪国真的作品，是诗歌中的小夜曲，轻快，委婉，不失典雅，不妨一听。

　　“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汪国真的诗，有点儿宋词现代版的味道，很像晏几道。他在中国现代诗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格，玲珑一塔，清溪一脉，从不故作高深，亦不玩弄技巧，更不拒人千里地释放烟雾，而是把彩虹的鲜明绚丽捧给读者，那是雨中人苦苦等待的结果。

　　如果像有些人所说的——汪国真的诗浅，那么我比汪国真的诗还要浅，因为我竟然被“浮浅”所感动；如果像有些人所说的——汪国真的诗假，那么我比汪国真的诗还要假，因为我竟然为“虚假”而心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说过任何一位诗人坏话，但是却有那么多的诗人对他咬牙切齿，恶语相加。我曾因胆怯而没能在他生时站出来，为他说话，如今面对死者、已经无力反驳的逝者，我不想再沉默。我们文明社会的人，不该对一个满怀善意的人施以污言秽语，也不该对一个给予我们美好祝福的人投掷恶劣的砖石，我们不该这样！

　　前面说过，我在诗人汪国真发病住院治疗时，便得知他的病情严重。至今，画家田迎人还保存着汪国真一两月前的两段电话录音。这录音已经成为诗人珍贵的遗音。他希望画家去医院看看他，并且告知所住的医院——北大医院。我跑到花店扎了一大束鲜花——玫瑰花、康乃馨、百合……那是恰好一个月前——3月26日晚，我和画家一起赶往西什库大街的北大医院，听说汪国真住在车辇店胡同住院部，而该住院部的护士说：“怎么才来呢，他是肝癌，晚期扩散了，转到302医院了……”这迟到的花，也就独自枯萎了……  本报记者 彭 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