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将继续编敦煌考古报告

　　大漠深处，鲜花盛开。在敦煌的春天里，我们见到了江南女子樊锦诗。 李天扬　摄

　　“敦煌女儿” 上月退休

　　“你们不要写我，多写写敦煌。我已经退了。”一落座，樊锦诗就这么说。这位77岁的上海人，被誉为“敦煌的女儿”，也是上海的骄傲。上个月，她正式卸下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重担，担任名誉院长。

　　樊锦诗的上任和卸任，都很特别。60岁，她从段文杰先生手里接过院长重任，这一干就是17年。77岁退休，也很特别。这样一份特别，因为是敦煌，也因为是樊锦诗。

　　说起退休，樊锦诗显得十分平静。“这是我一再提出来的，其实几个月前就定了，只是上个月才正式宣布。像我这么大年纪，还在位子上的，大概没有了吧？”77岁了，是该享受天伦之乐了。大家都这么说。“那还没挨着！”樊锦诗却这么答。“挨不着，是因为还有欠下的事要做。”

　　《考古报告》 要编百卷

　　樊锦诗那“欠下的事”，是指《莫高窟考古报告》。樊锦诗毕业于北大考古系，她觉得，组织上把她分配到敦煌，就是让她干这事儿。可惜的是，自她参加工作以后，就一直运动不断，着手做这件事，已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

　　什么叫考古报告？樊锦诗打了个比方：就好像警察破案，要有照片、实物作为证据。考古报告就是把所有的考古遗迹全部记载下来，作为研究的依据。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上世纪50年代，郑振铎先生牵头编过“敦煌文物报告”，那其实只是一套图录。考古报告要复杂得多，除记录下壁画和塑像的美术信息外，还要研究塑像用的泥是什么成分，里面有没有添草，壁画的颜料用的是什么矿物，这就需要多学科的融入。这件工作真正展开，已迟至21世纪了。2006年，樊锦诗带着第一份“报告”，到北京向恩师宿白先生汇报，宿先生摇头说：“这个活儿不行。”于是，推倒重来。

　　为让报告精准，樊锦诗尽可能运用国内外最新科学技术，如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敦煌洞窟的形体是不规则的，光靠目测，显然不可能准确。就这样，又经过多年努力，樊锦诗率领的团队终于拿出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这下宿先生该满意了吧？”我们问。樊锦诗笑答：“先生从来不表扬学生的。”

　　这份沉甸甸的成果一出版，便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赞扬。浙江大学教授刘进宝誉之为“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他说：“它是敦煌石窟发现后的第一次全面记录,既保存了石窟档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本。”敦煌考古报告要编多少卷？樊锦诗答：100卷。这将是她退休后最主要的工作。她说，虽然不可能率队完成所有的工作了，但是希望再编几卷作为范例，后人接手，将会顺利得多。

　　“数字中心” 任上完成

　　有一项工作，几乎跟编撰石窟考古报告一样艰难，樊锦诗在任上完成了，那就是建成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去年，中心落成，樊锦诗十分开心。现在，游客们先在中心观看高清电影《千年莫高窟》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既能了解敦煌千年历史，又可清晰领略洞窟内景，然后再去洞窟参观。这样一来，游客在莫高窟的停留时间就由之前的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由此大大减轻了文物的压力。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是一对矛盾。樊锦诗说：“对政府部门来说，保护就是‘要钱要钱要钱’，旅游就是‘来钱来钱来钱’，于是，有个别人就会重旅游轻保护。我认为，要做‘负责任的旅游’，既要让游客玩好，也要保护好文物。但是，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樊锦诗一挥拳，瘦小的身躯显得异常有力。

　　老来回首 “摸摸青春”

　　几年前，樊锦诗说过，她退休了，就回到上海生活。“我在敦煌会想念上海。但在上海呆几天，就急着回来。回到敦煌，就踏实了。”去年，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敦煌研究院的院子里，有一尊雕像，名为“青春”。1963年，北大毕业的樊锦诗背着铺盖来敦煌报到。雕塑家孙纪元用她的形象为蓝本，创作了这尊雕像。我们请樊锦诗跟雕像合影，满头华发的她把手搭在雕像上说：“让我摸摸我的青春。”（见左上图）樊锦诗笑得很甜，灿若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