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簋街餐饮被评改变胡同生态(图)

　　本报记者 赵喜斌

　　早上8时，石雀胡同在雨水过后，湿漉漉的路面显得很干净。胡同口一辆三轮车上，煎饼果子的平底锅冒着热气，几个年轻人围在周围，目光盯着摊主手中的小铲。

　　石雀胡同与簋街只有几十米之距，伴随着簋街的发展，与石雀胡同一样，许多簋街周边的胡同也在发生着变化。

　　密集的胡同，如同毛细血管一般分布在北京，也维系着北京人的生活。

　　61岁的葛女士住在石雀胡同35年，在她眼中，胡同中的变化已经从外观、人员结构逐渐过渡到一种文化上的改变。胡同中的人见面打招呼，进入耳朵的第一句话不再是“吃了吗”，而听到最多的则是“休息吗”。

　　先是麻小再是烤鱼现在流行火锅

　　簋街东起二环路东直门立交桥西端，西到交道口东大街东端。两侧不同档次的饭馆密布，车辆放慢速度，沿街寻找能够容身的地方。路牌上的名字则为东直门内大街，作为北京最早火起来的餐饮街，成为许多“夜猫子”的栖息地。

　　簋街的由来有很多版本，并未有官方考证的说法。年近80岁的许大爷住在石雀胡同已经50多年，对于簋街的来历，许大爷有着自己的说法，“我也是听老辈儿说，东直门内大街以前是个自发倒卖文物的地方，都是利用夜里这段时间进行买卖，躲政府检查的人，鬼鬼祟祟地暗中交易，就这么叫‘鬼街’。”

　　一家餐馆的经理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东内大街进行市容改造，引进了一批餐饮商户，打造成餐饮一条街，但称为“东内餐饮一条街”却十分平淡。“有人找到了‘簋’字，这个字的意思正好是放食物的器皿，也与鬼谐音，‘簋街’就叫开了。”

　　簋街开始火了，“临街的平房就开始有人看上了，有的人自己开店，更多的人是把房子租给别人，自己拿了租金走人了。”许大爷说，当时听到最多的就是谁家的房子被看上了，拿着租金的钱住上楼房了。“眼气，能不眼气吗？就挨着这么近，人家都成富翁了，我们还在这窝着呢。”

　　据统计，簋街沿街共有餐饮服务业近200家。一家饭店经理说，簋街商户也在时间推移中进行着改变，先是卤煮火烧、爆肚、羊蝎子等北京小吃，此后被麻辣小龙虾为特色的饮食链所取代，之后便是兴起的馋嘴蛙和重庆烤鱼，而现在火锅渐渐成为簋街的主角。

　　一个大杂院只有一户本地人

　　64岁的老刘端着茶壶坐在胡同旁，不时有年轻人从身旁经过。这是他住在大菊胡同的第53年，每天早早地起床，去菜市街转上一圈，回到家里看看电视。午睡之后，他就坐在家门口喝着茶水，看来来往往的行人。“现在在胡同里来来往往的人中，大多数都是外来人了。”

　　老刘家对面，是一个十几家在一起的大杂院，狭窄的通道连接着十几个家庭。一家开着门的家庭，正在准备沿街贩卖的肉夹馍，“我们是陕西的，在这住了有两年多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月租金为1200元。

　　正值午后，其他的屋子几乎都紧闭房门。“这些邻居几乎都是饭店的服务员，现在都上着班呢。”在胡同口，常能见到中介张贴的出租信息。一名中介说：“这地方卖房子有点费劲，但租房生意倒很火。”

　　簋街一家饭店经理说，簋街中大一些的餐馆有超过200多名服务人员，小一些的餐馆也有十多名服务人员。大致估算，超过万名服务员。租住在饭店周围成为许多服务员的第一选择。“十几户居民中，只有一家是北京人。剩下都是饭店的服务员。”老刘对面的大杂院中，一到深夜便能听到周围的年轻人说笑着回到房间。

　　石雀胡同、大菊胡同、小菊胡同、新太仓一巷、新太仓二巷……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已成为以餐饮业发达为特色的胡同里的主角。在许大爷眼中，眼前的胡同虽然没有太多变化，但是让他越来越陌生，“老人越来越少，搬进来的年轻人和外地人越来越多了，能占六七成。”

　　打招呼从“吃了吗”变“休息吗”

　　胡同连着院子，院子又多是大杂院，大杂院与四合院又不同。老刘说，现在也是，一套四合院值几千万。住在杂院里的老北京，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陆陆续续搬进来的。“虽然住在这里的人对于房子没有产权，只有使用权，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住户是这里的主人。”

　　外来人口的租住，不仅改变了胡同的人员构成，也在一点点改变着胡同中的文化生态。

　　一家住户门前挂着两只鸟笼，这在老刘看来是胡同人生活的一种写照。“遛遛鸟、下下棋、侃侃大山，这种生活多惬意。”但是随着老街坊的搬离，老刘开始觉得有些孤独。仍旧每天都坐在房前，但是跟他打招呼的人却越来越少。“现在多数的时候就是看着，很少言语，都不认识能说什么？”

　　61岁的葛女士戴着安全志愿者的红袖箍，坐在胡同里打着毛衣，不时抬头看看来往的路人。35年前嫁到了石雀胡同，便一直生活在这里。她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外来租房人的涌入或多或少打破了胡同里北京人的生活状态。“以前老街坊见了面，‘吃了吗’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在胡同里天天能听到，现在听到次数却少多了。”

　　时常作为安全志愿者坐在胡同中的葛女士，默不作声地听着两名年轻人打着招呼。一名穿着工服的女服务员问：“今天你休息吗？”穿着便装的女孩笑着点着头。几句寒暄后，女服务员羡慕地看着对方离开。“现在，胡同打招呼变成这个了。”

　　变化的还有胡同的生物钟。餐馆的作息与节奏，逐渐主导了这一片胡同的作息。

　　大树下哄孩子的时光一去不返

　　指向不远处的一棵大树，葛女士说，孩子出生后，她经常推着车在树下哄孩子，“胡同里特别安静，盖个小被子就睡着了，静得像在屋子里一样。这样的时光不会再出现了，再也没法回归到那胡同的温馨了。”

　　葛女士家周围，已经被开发成沿街小店，不远处的一家小吃店正散着油烟味。“这家小吃店的主要群体不是胡同里的本地人，更多的是租住的年轻人。房子的主人住在后院，把前院租出去当饭店了。”

　　“当年胡同里的关系特别融洽，到了晚上胡同里的孩子们都在一起玩，指不定就跑到谁家吃晚饭去了。”葛女士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也是胡同里的一些老人不愿意挪窝儿的原因。“对于拆迁，年轻人肯定欢迎，但是一些老人却不那么盼着拆，这样的心态，没住过大杂院的人很难理解。”

　　葛女士、老刘几乎与租住的年轻人没有交流，只是偶尔有年轻人来借一下钳子等工具时才能说上两句话。“过去住在胡同里，人们都互相认识，你今天需要一根葱，敲门跟邻居说一下就能拿到。家里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有邻居来看看，不会感觉到孤独。”如今的胡同，在葛女士看来，与以往大不一样。

　　“这就是胡同文化的一种变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可能很多人没有发现，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葛女士说，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大都成家立业，已经不在胡同里住了，“等老人没了之后，这胡同里的东西可能就随着没了。”

　　胡同中，一名中介将一张巴掌大的租房信息拍在墙上。在他身后，几名穿着工服的服务员说笑着经过，并未在意那张信息。老刘坐在椅子上喝了一口茶，阳光照到他半边脸，他面前曾经放棋盘的桌上，已经空了很长时间。J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