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岁抗战老兵忆跨国受降:是我一生最荣耀的日子

　　曹子锜（右）

　　本报记者 方芳 实习生 宗博远

　　老兵档案

　　曹子锜

　　云南红河州蒙自县

　　1918年5月10日

　　国民革命军93军18师第一团第2营营长

　　1938年至1945年保卫滇缅公路，在屏边等地捍卫滇南领土，阻止日军从越南入侵

　　老兵愿望

　　“世界和平，人类和平”

　　曹子锜和老伴住在燕郊，由子女轮流照顾，安享晚年。97岁的曹子锜依然天天收看新闻，关注国家大事。当被问到有何愿望时，老人笑了笑说：“我这个年纪已经没有什么愿望了，世界和平，人类和平。”

　　雄赳赳的中国军队，行进在河内大街上，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骄傲。这是20世纪中国军队首次跨国受降。

　　这一幕，如今定格成黑白影像，挂在墙上。曹子锜站在一米开外，凝望着照片，久久不语。这一米之间，是70个寒暑春秋。70年前，27岁的曹子锜就行进在队伍里，那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他此生最骄傲的时刻。

　　这骄傲，是血肉铸就，是梦想成真，因此，从未遗忘。

　　1935年6月的一天，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门前人头攒动，黄埔军校第五分校第一期录取学员名单张榜公布。一个17岁的男孩挤在人群中，紧锁眉头搜索着榜单，曹子锜——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清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个来自云南红河州蒙自县的少年，家境殷实。兄弟三人，他是长子，从小聪慧伶俐，成绩优异。他本是昆明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学生，但只念了一个学期，就报考了黄埔军校。

　　这一年，已经占领东北的日军继续在华北制造事端。1935年7月6日，《何梅协定》签订，中国军队从华北大部地区撤出，将华北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

　　家族支持了曹子锜的决定，长子尽忠，次子尽孝，国难当头，曹家做出了选择。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80年过去了，曹子锜依然清晰地记得，参军那天他高唱的《满江红》，老人腰板笔挺，头颅高昂，双眸发亮，咬字清晰，颤抖着双手，在膝上打着节拍，“小学老师教的，从不敢忘。”曹子锜铭记的不仅仅是词，还有保家卫国的信念。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97岁的曹子锜高亢地喊着口令，精准地完成每一个动作，沟壑纵横的脸上，闪烁着青年人才有的活力。

　　80年前的7月初，黄埔军校昆明分校第一期（总黄埔11期）正式开学。开学典礼中，穿上军装的曹子锜站在原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他那双只摸过笔的手第一次握紧了枪。

　　曹子锜脚下的这片土地，在云南人心中，地位崇高。开办于1909年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洋讲武堂（天津）和创办于1908年的东北讲武堂（奉天）并称三大讲武堂。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战绩辉煌。“朱德、叶剑英都是这里出去的。”曹子锜掰着指头数着，很是骄傲。

　　在这里，曹子锜接受了最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教他沙盘战术的教官是后来的国民党上将邱清泉，曹子锜学得很用心，被评为优秀学员。在黄埔学到的技能不仅在战场上帮助了他，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还当起了军校的教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响起枪声，日本法西斯全面侵华，全民族抗战就此拉开帷幕。民族存亡之际，黄埔军校昆明分校第一期700余名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战场。

　　这一别，可能就是永诀。

　　曹子锜的同学樊成楦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58军，北上台儿庄，为国捐躯。忆起这位好友，曹子锜依然心如刀绞，垂泪低语：“牺牲了……早就牺牲了。”

　　由于成绩优异，曹子锜担任龙云警卫一团少尉排长，后编入国民革命军93军18师。他的抗日战场与滇缅公路紧紧相连，这是一条用血肉铸就的奇迹之路，被称为抗日战争的生命线。

　　当时，日本侵略者已开始对中国实行国际封锁，东北与东南道路均被切断，阻止国际社会向中国输送物资，中国必须打通一条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1938年，云南缅甸之间出现了一支20万人的队伍，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筑路大军，他们为滇缅公路倾其所有。

　　公路沿线近30个县的青壮年大部分都应征入伍了，因此筑路大军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孩子们带来的各种宠物：猴子、狗、鸡和长尾巴的鹦鹉。

　　筑路大军来自各个民族，他们省吃俭用、东拼西凑，凑出了筑路的费用。他们宁肯自己少吃一口饭，也要为公路多添一筐土，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条公路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些老人、妇女和孩子，在短短8个月里，用血肉双手在中国最坚硬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之间，开凿出了一条埋葬日本占领中国梦想的交通大道。

　　“那是血汗！是我们云南老百姓的血汗！”提起这条公路，曹子锜的双手握成了拳头，不住颤抖。

　　当年，负责保护这条“血汗路”的曹子锜也是如此激动，他知道，自己义不容辞。

　　滇缅公路的出现，使原本是大后方的云南一下子变成了前线，日军以越南为基地，轰炸滇缅公路全线，妄图切断这条中国抗日的生命线，断绝物资供应，迫使国民政府投降。1940年10月起，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公路上的桥梁。

　　没有制空权的中国军队，用鲜血和生命护卫着滇缅公路。“我的传令兵就在那里牺牲了，李英凯，他叫李英凯。”说到这儿，曹子锜的嘴角轻轻抽搐。

　　那天，曹子锜和李英凯开车行驶到当地火车站附近，遭遇日军空袭，二人下车，举枪射击。轰炸机低空掠过，丢下炸弹，一声巨响后，李英凯就在曹子锜的眼前倒下了。曹子锜双眼充血，仰天长啸。“我要保卫家乡，我要保卫国家！”这不仅是曹子锜心中的呐喊，更是那些牺牲战友未尽的愿望。

　　云南省红河州东南部的屏边县与被日本占领的越南只有一河之隔，曹子锜在这里与日军长期对峙，已是营长的曹子锜亲自担任哨兵。他们在山坡的一棵树上搭了树棚，曹子锜每晚就住在那里，紧盯着河对岸的日军。

　　对峙、轰炸、枪林弹雨，年复一年。曹子锜终于等到了最后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战区被划分为16个受降区，越南北部受降区是中国战区中惟一一个境外受降区，因此入越受降又被称为“跨国受降”。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以战争胜利者的身份去异国首都举行受降仪式。这份骄傲，是英勇的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945年9月8日晚，以滇军将士为主力的20万中国大军，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20万军队浩浩荡荡出滇，街上到处是‘抗战必胜’的标语。”回忆到这里，老人的脸上满是幸福与骄傲。

　　曹子锜随滇军将士日夜兼程，挺进河内。进入越南后，为了缩短路程，他们横跨渺无人烟的越北原始森林。

　　曹子锜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45年9月28日，受降日。那天，总督府门前广场上悬挂中、美、苏、英四国国旗，总督府内官席左边为盟军代表席，右边为高级将领，后面设来宾席。

　　上午9时30分，中方代表、第三十军军团司令卢汉进入受降大厅。上午10时整，日军第38军团指挥官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等6人解除随身一切武器，曾经张牙舞爪的侵略者，此时低垂着头，面北站立，向卢汉行军礼，礼毕后聆听卢汉宣读根据日军在南京所签投降书内容所写的条文。宣读完毕后，卢汉将条文交给土桥勇逸签字，大厅内顿时欢声雷动。

　　曹子锜所部在越南总督府周围各街口戒严，他一脸严肃，但心一直在狂跳。当土桥勇逸等日本代表走出受降大厅时，河内万人空巷，大家都聚集到总督府周围，想要看一看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将领投降后的狼狈。

　　受降仪式后，曹子锜负责将8万投降日军及家属遣返，将缴获的物资弹药运送回中国。之后的半年，他一直在河内奔忙。“那半年，是我一生中最荣耀、最幸福的日子，我们是胜利者，我们胜利了！”老人说着，眼中有泪光闪动。

　　完成河内的受降任务之后，曹子锜受命乘坐美国的轮船，历经8天8夜前往东北葫芦岛，遣送残留的日军亲属和日本侨民。抗战胜利后的30年里，曹子锜一直在四处奔忙，难以归家，父母离世前都没能再看一眼他们这个为国尽忠的长子。

　　这30年间也有甜蜜。曹子锜在葫芦岛结识了一位知书达礼的东北姑娘，两人喜结连理，生下一子两女。如今，耄耋夫妻白头偕老，伉俪和谐。这份宁静的美好，也许就是当年那个17岁男孩拿起枪想要捍卫的和平幸福。

　　老伴翻出了一件大衣，胸前和后背都印着“抗战老兵”四个大字，这是志愿者送给曹子锜的，是老人最珍爱的一份礼物。老伴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上，扣好。曹子锜拄着拐杖起身，慢慢踱到屋中空地，举起拐杖做了个端枪的姿势。

　　年近百岁的曹子锜怕是已经端不起真正的钢枪了，但在老人心中，枪，还在那里。本报记者 方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