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发现者之一伯希和：曾抢夺义和团军旗

　　王楠

　　藏经洞与丝绸之路沿线宝藏的发现与研究，若无中国学者的提点和驱动则终难深入，若无伯希和等西方学人发掘和参与则必然缺少国际化的视野，而双方的互助与竞争极大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

　　1933年1月10日晚8时,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者之一、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Pelliot）于北平为其莅京举办的公宴上发表答谢致词，曰：“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久非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这段文辞端雅的讲话不仅体现汉学家伯希和对中国史学的深刻认知，同时也让国人了然于他的汉语水准。演讲全文发表在五日后的《北平晨报》。而伯希和的学识和语言天分正是他能说服欧洲政商学三界，允其率领一支探险队深入中国新疆，而最终得以发现敦煌宝藏的重要条件，也是与中国学界建立紧密联系的基础。

　　如所周知，伯希和并不是发现敦煌藏经洞的第一个外国人，英国考古学者、不谙汉文的奥莱尔·斯坦因（AurelStein）捷足先登，最先携带数量宏富的敦煌藏经洞遗宝回到西方，但伯希和在敦煌学开创性研究上享有更大的国际声誉，并持续激起中外学术界的回响。对此伯希和亦自信地说：“您（指法国亚洲学会会长塞纳，伯希和探险队派遣者）曾冀望我们觅得一处未有涉足的（中亚或者新疆）历史遗迹。我不相信其他探险者甚至是斯坦因会成为我们的阻碍。对我来说，唯有汉学家，才得以别择、利用这无数题写的记录以资研究，因为它们几乎全由汉字书写，这一路下来华风尽染。”

　　结交新疆官员与文士

　　伯希和率领着由一名摄影师查理·努埃特（Charles Nouette）、一名测绘学家兼军医路易·瓦扬（LouisVaillant）以及一队哈萨克护卫组成的探险队进入清代新疆境内，依靠他的外交才华和流利的汉语，一路结交当地官员顺利按计划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追踪古代遗迹。其中三名身份地位不同的中国人与他结交颇深，予他帮助最大：一是皇族载澜，一是新疆大吏王树枏，还有书画收藏家裴景福。

　　伯希和与载澜相识的渊源可追溯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那年年初，伯希和受进驻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派遣首次赴华，目的是精进中文并为学院图书馆添购藏书。一路由香港、上海、烟台至天津，运动爆发时他刚巧在长辛店一带，随后躲藏于东交民巷的法国驻华使馆内。而辅国公载澜正是主张支持义和团反洋的端郡王载漪之弟，亦为光绪帝的堂兄。根据法国出版的伯希和《北京日记1899—1901》以及中法两国的政府档案，他曾经越出使馆围墙抢夺了义和团将军李氏的一面军旗（见上图），又一次他跳过战壕，与敌对首领热烈友好谈判数小时，全身而退且捧回一堆对方赠送的新鲜水果，这种不可思议的大胆之举让他荣获了一枚由俄国皇家授予的圣安娜骑士勋章。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外交议定书判定载澜终身流放新疆。时隔七年，当伯希和于1907年10月到达乌鲁木齐时，无聊寂寞的载澜已然忘记仇恨，数邀伯希和一行见访，并向摄影师努埃尔讨教照相术，还亲手赠以一卷从敦煌道士王圆箓手中流出来的佛经写本。在伯希和准备离开乌鲁木齐之际，载澜尚留恋地对伯希和说：“你们要走了，我却不得不留下来。”伯希和事后忆及此事评价道：“我觉得自己不该对他旧事重提，当时（义和团包围使馆时）我们惟求安全走脱，他（载澜）却牢牢困住我们。”即便如此，伯希和仍一路写信向载澜报告他的探险收获，载澜则在回覆中也一再流露出不舍之情。

　　王树枏（1851—1936），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时任新疆布政使，主编《新疆图志》，身兼官员与学者，是思想开通且有世界眼光的封疆大吏，曾在乌鲁木齐热情款待伯希和探险队，意图与伯希和所代表的西方人作深度交流。例如王树枏向测绘专家路易·瓦扬请教新式测量法，以便在《新疆图志》中使用更精确的测绘数据，又赠送自己撰写的《希腊学史》《欧洲族类源流略》《彼得兴俄记》等世界史著作给伯希和过目。伯希和返法后的巡回讲演中也常常提起新疆官员、文士如何就欧洲法律、国家财政和欧洲各国学术以及教育状况等方面向他请教。伯希和说：“从此时开始（指王氏为其举办的公宴），人们就向我连珠炮式地提出一大堆问题，征询各种情况。其中一人希望我用几页篇幅简述近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发展情况；另一位则向我索要一篇论文，要求我向他具体介绍欧洲信贷条件。”路易·瓦扬也提到：“（新疆的）文人们事实上对笛卡尔、培根、莱布尼茨和康德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向伯希和咨询许多涉及我们的政治、议会制、风俗习惯诸方面的问题。”至为有趣的是在伯希和档案中留存一页草稿，上面手写八位西方著名哲学大师，前一列为其中文译名，后列法文原名。最让伯希和赞不绝口的是王树枏强迫即将上任的知州和知县掌握喀什突厥语，以及聘请欧洲学者共同修撰“新疆通志”的想法。

　　如果说结交封疆大吏和各地官绅使伯希和考察之行安全顺畅，那与裴景福（1854—1926）的交往则让伯希和藏经洞的发现与初步研究直接获益。裴氏是因贪腐案被流放新疆的文士，与王树枏是同年进士，因而成了王氏的幕中宾、座上客。同时他文物收藏宏富且精通书画鉴赏，甚至藏有一件自清宫流散出来的拓本。裴氏是最有资格向尚未到达敦煌的伯希和描述藏经洞中写卷及绘画情状之人，因为他曾在旧友叶昌炽家中亲眼见过且鉴定过几幅外流的真品。一旦伯希和得以进入藏经洞中，开始翻阅挑选其中的精美藏品时，便不断回忆起与裴氏早先对他讲述所见叶氏收藏的写本绘画时那些推断和初步论证，甚至情不自禁地拿裴氏的观点与手中的真迹相互印证，我们能在伯希和写给法方负责人（法国亚洲学会会长塞纳）的信中觉察到他这种不经意的流露。裴氏猜想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为伊斯兰教势力到达敦煌，佛教经典遭到弃掷，约为宋代初年；而伯氏则称因宋初西夏国入侵敦煌，当地僧侣为使佛教圣典免遭兵燹而把经卷移至千佛洞封存。两者时间大体相类。裴氏观点均发表在他的旅行日记《河海昆仑录》中，而伯希和在乌鲁木齐时曾亲手抄写其中的论断，并夹在日记本中带回法国留存至今，这点毋庸置疑。迄今，敦煌研究迅速发展，裴氏的论点无人知晓，或因过时而被淡忘，此时挖掘出来，不过是为了说明哪怕在敦煌文书外流等种种不利的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学术作出的贡献亦从未缺失。

　　与中国学术界结盟

　　伯希和与新疆人士的交往仅限于官员和文人，然则通过向两江总督端方展示随身携带的敦煌文献精品十六件，伯希和瞬间引爆学术界，敦煌发现中国六朝唐宋典籍和写经的消息让北京泰斗级的学者为之疯狂。他们立刻登门造访这位法国青年学者在京寓所，要求传看甚至复制这十余件敦煌文献。这群人中最突出的应属罗振玉和王国维。罗王二人为清末民国时期新史学派鼻祖，在取得伯希和的同意后，开始了对敦煌文献的复制和研究工作。在与伯希和为首的西方学者的学术互动中，罗王逐渐建立并完善了“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治学理念。有意思的是，当伯希和回到法国，随之获得英雄般的赞美；但其后为了防止这宗宝藏有任何的闪失，伯希和紧锁藏品，不愿与记者或者非专业学者共享，学术界新闻界转而怀疑他的所谓大发现其实是作伪，甚至殃及他导师的学术声誉。此时面对记者的伯希和，向采访者拿出罗振玉在北京誊录出版并寄至巴黎的《敦煌遗书》，用他在中国获得的学术认可自证。伯希和随后担当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及欧洲重要汉学学刊《通报》的主编，数度访华，与中国三代学人进行更具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以及与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等中国学术机构更实质性的学术交往。

　　藏经洞与丝绸之路沿线宝藏的发现与研究，若无中国学者的提点和驱动则终难深入，若无伯希和等西方学人发掘和参与则必然缺少国际化的视野，而双方的互助与竞争极大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