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士曾将水壶炸弹扔检阅台 30位日高级官员身亡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潘光

　　在70多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许多国际友人支持、帮助中国人民，本文从四个方面记述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旅沪外籍人士支援抗日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的外籍友人立即掀起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不但发表声明谈话，而且捐钱捐物，积极救助中国难民。

　　如旅沪韩国侨民各团体组织救护队支援中国抗日部队，其中上海韩人独立运动青年同盟组织的救护队，还奔赴前线救护与日寇血战的十九路军受伤官兵。韩国侨民团也积极募款，购买了救护用品数十箱送往前线。旅沪韩侨爱国妇女会也积极从事反日援华工作，在街头演出革命剧，鼓舞民众的抗日情绪，并在马路上张贴反日标语。波兰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奥地利记者魏璐丝写了多篇谴责日本侵略的报道。加拿大友人莫里斯·科亨(汉名“马坤”)曾任孙中山先生的副官，后成为中国军队的将军，以“双枪科亨”著称。他奔走于世界各地，为中国军队争取外援和采购武器装备。

　　直接投身抗战不惜捐躯

　　不少外国友人还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甚至献出生命。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旅沪朝鲜爱国志士决心与中国军民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4月29日，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亲自指挥下，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将炸弹装进水壶，混进戒备森严的虹口公园。当日本侵沪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等军政要员登上检阅台时，尹奉吉将水壶炸弹扔向检阅台，白川大将等30余位日本高级官员当场身亡。此事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尹奉吉被捕后壮烈就义。1941年11月30日，前文提到的希伯在山东沂南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倒下时手中还紧握钢枪。

　　秘密战线上的“国宝”

　　在这些投身抗战事业的国际友人中，还有一批战斗在反法西斯秘密战线上的情报人士，被周恩来称为“国宝”。著名的前苏联英雄里夏德·佐尔格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领导秘密情报工作，他的情报小组里有中、俄、日、德、英、美等各国人士，如史沫特莱、张文秋、陈翰笙、刘思慕等。周恩来曾亲自会见佐尔格，并调派一批中共党员参加佐尔格的情报工作。佐尔格情报组为苏联和中共获取了大量日本高层及军方的机密情报，包括日本进攻中国的计划和部署、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等，为打击德日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佐尔格情报组的一个重要成员是前苏联侦察员路得·维尔纳，代号“索妮娅”。作为情报组的联络员，她在家中与中外隐蔽战线上的人物进行了无数次的联络和交谈，佐尔格的备用电台就在她家，许多中国左翼人士在此躲过了追捕。由于她在情报战线屡建奇功，后来两次获得红旗勋章。情报组另一个重要成员是日本共产党员尾崎秀实，曾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特派员，是中国问题专家，进而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他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日军统帅部的许多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作战部署、日本和汪精卫勾结情况以至军用作战地图等情报。尾崎通过在上海的中西功将情报发往延安。中西功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佐尔格小组和潘汉年情报系统工作，最大的贡献是准确预报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

　　1940年，日本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两国继续保持非战关系，一些居住在中国并持有苏联护照的俄侨便利用其合法地位为苏联和其他盟国做情报工作。如前白俄将军莫洛契科夫斯基，就一直为中国某机关工作，提供许多重要情报。1941年10月26日，日本宪兵队侦查到他在上海法租界的秘密电台，突袭其寓所，莫洛契科夫斯基开枪自杀，年仅45岁。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注的问题。尾崎秀实在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的情报后，通过佐尔格及时告知莫斯科，使斯大林决心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去莫斯科前线，在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正是为了获取这一重要情报，佐尔格的真实身份败露，与尾崎秀实等人一起被捕，于1944年11月英勇就义。

　　难民天堂：“饶家驹区”

　　在上海的抗战历史中，法籍天主教神父、震旦大学教授饶家驹这个名字将载入史册，他为救助上海难民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日军对上海持续进行狂轰滥炸，并由海陆各方向对上海大举进攻，随即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日军尚不敢侵犯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面对骤然出现的汹涌难民潮，救助难民成为当务之急。上海国际救济会由饶家驹等发起，于1937年8月13日成立后，即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震旦大学校园内建立了三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6000余人。之后，第四、第五、第六难民收容所也相继设立。

　　然而，租界内毕竟地域狭小，容不下太多难民，大批难民在租界外处境困难。到1937年秋，眼看中国军队即将撤离上海，饶家驹预见到难民问题将更趋严峻，遂提出在租界外的南市设立保护难民安全区的设想，并为此四处奔走。由于各方在安全区性质和主权等问题上争执不下，饶家驹以高超的斡旋技巧提出了一个用自己名字命名的特定区域“饶家驹区”(也称“饶家驹安全区”)，终获各方认可。于是，由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市政府和日军当局于11月5日达成协议，成立由饶家驹为主席的机构负责此事，从11月9日中午12时开始实行。这样，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饶家驹区”在上海诞生了。至11月中旬，南市已安置难民十几万人。据估计，南市安全区即“饶家驹区”共收容约30万难民。

　　“饶家驹安全区”开创了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而且要保护战区平民。德国人约翰·拉贝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正是根据“饶家驹安全区”模式设立，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此后，在抗战期间的武汉、杭州、广州、福州等地，“饶家驹安全区”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复制。

　　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1949年，63国代表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及附件，第四公约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其中第15条附件的评注写道：“1937年中日战争期间，一个中立区也在上海建立起来……它被称为饶家驹区，是为了纪念成立这个区的人。”今日，在乌克兰、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地，所有平民保护行动的国际法依据均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