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邦:曾绘全本"红楼" 称至今对"红楼"一知半解

　　右眼失明的戴敦邦仍坚持作画。

　　戴敦邦作品选。

　　【编前】

　　“开讲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曹雪芹的《红楼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一些衍生品也成为经典。《红楼梦》连环画曾是我们童年记忆中美好的一页。提到《红楼梦》连环画，不得不提到戴敦邦，他是画《红楼梦》最多的画家，相信有不少人捧着戴敦邦手绘的《红楼梦》、《水浒》连环画长大，而戴老几十年画《红楼梦》的故事，也早已成了厚厚一部书。6月26日，华西都市报上海特约记者走进了戴敦邦的家。

　　戴敦邦说，自己这40多年的生活总是和《红楼梦》绕在一起——从1977年底受外文局（现北京外文出版社）之托为杨宪益夫妇翻译的英文版《红楼梦》配插图，到上世纪90年代创作《红楼梦的故事》连环画，再到2000年出版《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以及近年与他人合作《红楼梦》相关的3套画作，直至如今仍在为中国邮政设计绘制《红楼梦》特种邮票。

　　戴敦邦坦言，由于表现形式不同，他每次创作要考虑的内容都不一样，但唯一不变的宗旨是“忠于原作”。“对名著的理解不完全是个人化的，它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戴敦邦说。

　　初画红楼

　　求“智囊团”相帮

　　戴敦邦到现在也说不清，当年到底是谁举荐他为1978年的外文版《红楼梦》配图。戴敦邦说，他没有系统地拜师学过画，只是在师范中专“比别人多上了几节美术课”，“当时，我就是在社会上‘混’的，名不见经传”。后来他猜想，大概因为那个时代比较特殊，如果请的是名人，还得让他们交代很多问题，“结果倒是给了资历尚浅的我一个大机会”。

　　戴敦邦至今记得，当时对他的要求是“画出来的画要让外国人看得懂”，所以画作必须强调服装、头饰等细节，还得尽可能表现过去真实的贵族生活。戴敦邦有些为难，虽然曹雪芹在书里的描写挺细腻，但那些物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富家子弟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贫苦出身的他并没有概念。

　　于是，戴敦邦跑去请教阿英、启功、周汝昌、端木蕻良、吴恩裕等当时最顶尖的红学专家们。他记得最早找的是“研究红学资格最老”的阿英，那时老先生已经病入膏肓，躺在病床上帮戴敦邦分析。“最后他对我说，人物造型以明代为主，不排除清代，这成了我创作《红楼梦》形象的基准”。

　　为了让戴敦邦画出华丽的旗人服装，故宫博物院还特地为他找出了雍正十三妃的原作，让他仔仔细细地研究服饰细节。“很多都用到画作里去了，所以这个版本里的服饰，是画得最繁琐的。”

　　1978年，36幅《红楼梦》插图面世，戴敦邦声名大噪。从那以后就有了连锁反应，甚至“一想到画《红楼梦》，就想到找戴敦邦”。

　　绘制全本

　　“弥补”20年的遗憾

　　说起让自己一举成名的78版《红楼梦》插图，戴敦邦却用“遗憾”两个字来总结。

　　戴敦邦说，1978年，特殊年代刚结束，反映到插图里就成了“丫头都是可怜的，主子都在作威作福”。这使得他在主题表达上多有局限，待到一百二十回36幅图全画完了才发现，“没必要画的画了，有必要画的倒没画，很多重要情节都没有”。待他把原著前前后后又读了好几遍，感到曹雪芹虽然也同情底层民众，但这不是《红楼梦》的全部，小说里人们之间天真、美好的情感都没在那一版展现。“总觉得这么选材这么画，对不起曹雪芹先生。”

　　上世纪90年代，又有人请他画《红楼梦的故事》连环画，虽然思想上的束缚没有了，但那次只要画五个故事，他感觉还是不过瘾，依然耿耿于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请戴敦邦出山画红楼全本，给了他一次“弥补”的机会。戴敦邦说，那次给他的创作余地很大，他基本上根据每个章回的标题对应绘制2幅作品，全书共作240幅画，不仅重要情节全部囊括，而且没有了种种限制，画风也更随性。

　　“《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算是我最满意的红楼梦题材创作了。”戴敦邦说。

　　读《红楼梦》

　　至今仍一知半解

　　最近，戴敦邦正在创作他的红楼系列“关门作品”——特种邮票，预计明年发行。在他看来，邮票的画法又与连环画、插图不同，是更为浓缩的创作。他告诉记者，手头快完成的是“元妃省亲”主题邮票，就是在方寸之间展现五个场景，把元妃一天的生活都画了进去。戴敦邦坦言，现在画邮票的进程很慢，一来是以77岁高龄构思画面的过程更长，二来是在四年前，他的右眼已经失明，“一天最多能画1.5小时，尤其不能做小画”。

　　画了这么多《红楼梦》作品，戴敦邦感到最难的还是“怎么通过画来区分十二金钗”。在他看来，曹雪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笔下的人物写得性格分明”，但要用一个个静态的画面表现人物性格却不容易。

　　比如，在表现王熙凤的泼辣、能干时，戴敦邦就尽量夸张她的肢体动作。再如，薛宝钗和林黛玉的判词是一样的，那就只能把林黛玉画得比其他女孩子再瘦些，薛宝钗则画得疏朗些。而直爽的史湘云则画得像“假小子”。“一般来说，画好了四钗，读者就认了。”戴敦邦开玩笑道，“最怕把十二个人都画得一样，那就完了！”

　　戴敦邦记得，自己第一次读《红楼梦》原著是在初二的时候，当时就读得“一知半解”。“文革”期间，《红楼梦》没有被禁，倒也翻过几翻。待到1978年后，不断画红楼，也敦促他不断看红楼。“曹雪芹真是把《红楼梦》写得太伟大了，看了那么多年、那么多遍，还是一知半解。”戴敦邦说，画不达意似乎在所难免，“但我还是想尽量忠于原著。”华西都市报特约记者单颖文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