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悦然：80后失去了最初尖锐的东西 变得温和

杨庆祥、阎连科、张悦然（从左至右）在与读者进行交流。

　　多年前，“80后”这个标签开始火起来的时候，所指的是横空出世般扮演社会叛逆者的一代。如今，他们毕业、成家、为人父母，并且渐渐成为各行业的重要力量。然而，生存和精神上的困境与迷茫，是否让他们变成懦弱的一代？近日，青年评论家、同样是“80后”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携手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一部提出问题的新书——《80后，怎么办？》，分析80后青年的精神动向。在日前于单向街书店举办的该书读者交流会上，大批青年读者前来，著名作家阎连科、张悦然也对这一话题展开思考，探讨从尖锐到妥协，从反叛到懦弱的这代人。

　　80后

　　姿态

　　从横空出世到温和妥协

　　在《80后，怎么办？》一书中，既有作者杨庆祥近年来有关80后一代人的文学评论，也有他与同代人之间文学思想上的对话。80后作为代际意识，在这本书里得到了集中的叙述与思考。作为80后知名作家，张悦然说道，十几年前在“80后”出来的时候，好像是一种特别横空出世的那样一种姿态。所以，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代人会特别的不同。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这代人没有表达出不同于之前几代人的一些新思想，在文学领域也没有呈现出真正的有别于之前几代人的出色的作品，或者是能够代表这一代人的优秀作品。80后失去了最初的那种可能尖锐的东西，变成了现在温和的，并且妥协的一代人。这个群体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使他们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杨庆祥则在书中，通过一些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其与更广泛80后劳动者的交往，写出80后切切实实面临的生活问题。比如，杨庆祥说道：“大概是在2011年2月份，当时我就住在人民大学旁边，突然被房东赶走，说不再租房子给你住了。我是一个焦虑性的人格，因为当时放寒假了，我特别抓狂，在火车上就不停地打电话给很多人，给很多中介公司，要不然没地方住。与此同时我就在想，我当时还自诩自己是很努力的奋斗，读博士，留在人民大学任教，还落得如此下场。我就想，肯定有很多人比我的处境更困难。后来我这个书里面扩大了范畴，比如80后的农民工，这个庞大、沉默的群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对世界有什么想法。”

　　80后

　　精神

　　曾经的反叛也或是误判

　　对于80后一代人，作家阎连科则说道：“我这一代人，或者说很多人对80后有一个误判。比如我们在10年前、15年前，说这一代人非常反叛，我那时候也觉得，好像反叛成为这代人的标志。到今天想，这代人几乎没有反叛的地方。1930年代，鲁迅、郭沫若、巴金这一代人那是真正反叛的一代人。后来再想80后的父亲这一代人，不管是真正的反叛还是假的反叛，他也反叛，可以把父亲、母亲揭发出来，青年上山下乡，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他们扒着火车就到乡村去了。80后这样一个反叛完全是一个误判，现在几乎找不到这个反叛在哪个地方。”但是，之所以之前人们对80后寄予希望，是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其实靠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反叛进步的。”

　　阎连科同时表示，人们常说的80后自我为中心，这种自我为中心更多是停留在物质上的，几乎在这一代人身上找不到在精神上以自我为中心。相对他们的父亲、爷爷那会儿，80后的这代人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们今天面对现实的时候，找不到一种80后的声音。

　　■延伸阅读

　　80后

　　不能只有鸡汤

　　著名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表示，《80后，怎么办？》主要是一本提问的书，但书中隐约谈到了出路的问题，比如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异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要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

　　作者杨庆祥则表示：“如果一个时代处在最前面的思考者都如此简单地认同于这个世界的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就完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作为一个愿意思考的人，不愿意服从简单规则的人，这一点上要特别的反思我们这一代，我们怎样从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方面能够提供一些抵抗式的东西。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直困扰我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此，张悦然说：“曾经的青春文学，残酷青春是一种叛逆的、尖锐的状态。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鸡汤文学。为什么出版商会出那么多的鸡汤文学，是因为读者需要。需要的东西是安抚心灵，像甜食能够一点点的安抚心灵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写作上来看，如果我作为写作者，如果我能够认清我的处境，我不向这样的环境妥协，我能够沿着自己的道路去走，能够发出我自己的声音，停下来，看到自己的处境，先认清这个环境，再找到自己的初心，坚持去走自己的路。”

　　北京晨报记者 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