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馆用侵略实物还原历史自证其罪(图)

　　□吴志维

　　甲午战争中，日军攻陷旅顺，随即屠城。当时的美国报纸称日本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今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

　　之后的半个世纪，这只怪兽继续肆虐中华。如今，一切仿佛已远去成历史，但留给我们的却不只是“勿忘国耻”。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位于成都大邑县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开了新馆——日本侵华罪行馆。记得抗战胜利甲子之际，抗战系列的中流砥柱馆、国内唯一的正面战场馆、援华美军馆、川军抗战馆和亚洲唯一的不屈战俘馆、世界规模最大的二战题材雕塑群“壮士广场”在这里诞生。如今，又迎来这座堪称国内文物品级最高、规模最大的日本侵华罪行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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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日本侵华罪行馆”，由日本人设计

　　建川博物馆聚落占地500亩，由二十余座独立的博物馆组成，每个馆的建筑都是大师之作。

　　樊建川说：我想建一个能吸引大量日本民众来参观、思考的博物馆，让博物馆成为一个阵地。我特别希望日本普通老百姓、普通知识分子能到建川博物馆来看一看，来看一下日本人是不是犯下了滔天大罪，日本侵略我们几百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被炸得稀烂，到处是尸体。我不是简单地说其罪行和暴行，我会完整、冷静、理性地记述日军行为，完全用日军的文物来还原历史。我让日本设计师来设计这个馆，这最有说服力。我希望日本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来看，促进我们之间的交流，影响政治家的情绪和决策。

　　于是，樊建川邀请了日本最优秀的建筑师矶崎新设计日本侵华罪行馆。他曾设计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场馆、路易斯安那州现代美术馆等大型建筑。

　　为设计这个馆，矶崎新前后来了7次。矶崎新说，日本右翼分子写信威胁他：“你是我们大和民族的骄傲，是我们最好最优秀的设计师，为什么给中国人设计抗战博物馆？”他回答说：“这是为了中日两国友好，为了中日两国的长期和平相处。”

　　矶崎新的父亲也是个左派，当年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矶崎新曾对樊建川说，你不给钱我也做。矶崎新认为：从前，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若要有好的未来需从理解开始。理解来自沟通，博物馆是沉默的沟通使者，他的设计也是沟通。面对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他说，这把岁数不会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他还提醒樊建川，南京大屠杀要讲够，重庆大轰炸也要讲够。

　　矶崎新设计的日本侵华罪行馆，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物采用弧线为主的结构凸显时代感。而所使用的又都是中国西南一些比较原始、能凸显古韵味的建筑材料，“既结合了当代建筑的精神，又兼顾了其历史展示的作用”；气势恢宏，庄严肃穆，是一处以史料、文物、建筑、雕塑、影视等综合手法，全面展示日本侵华罪行的专史陈列馆。

　　文物见证日本侵华之罪

　　步入日本侵华罪行馆，迎面而来的是密密麻麻、列队整齐的1200件日军钢盔，隔着铁栅栏照样让人感觉到压抑和窒息。对面的墙上“1931年日军蜂拥”几个大字，带你瞬间回到了“九一八事变”时的中国。

　　整个日本侵华罪行馆，展陈文物6000余件，按照1931年到1945年的“编年体”形式展开，适时穿插十二个专题：经济掠夺、细菌战、奴化教育、大屠杀、三光政策、化学战、奴役战俘和劳工、大轰炸、奸淫、慰安妇、中国战区大受降、日俘日侨大遣返。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全面展示日本侵华罪行的博物馆。

　　日本侵华罪行馆的众多文物中，有国家一级文物14件：侵华日军占领古北口木雕摆件、《日独战役写真帖》、《青岛近傍图》、侵华日军明信片、侵华日军家书、侵华日机轰炸上海的炸弹碎片、《八·一三日记》、日军暴行挥泪折扇、冯玉祥题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最新实测南京市详图》、《荻岛静夫日记影集》、《日军杀伤山东民众实录》、《台湾省解征日侨遣送名册》、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每日新闻》。

　　“日军暴行挥泪折扇”印制于1925年，一面是“最新大中华民国地图”，另一面是密密匝匝的小楷。扇子的特别之处在于，扇子上赫然写着“此扇用于挥泪！”提起这把扇子，樊建川说：这便是那把令人心碎挥泪的扇子，上面写满了讨日檄文。

　　制扇者写道：“日本口曰东亚和平，心施凶残毒计，近两年来煽动我内乱，助长我军阀，惨杀我同胞。”随后列举了民国十二年到十三年间日本人暴行十余次，“综以上被杀者确有数百人之多，若以十年内计算之，则不知凡几何。”最后疾呼：“我国民若不急起直追，则韩覆辙旋踵即至矣。”而那时候，“九一八事变”尚未爆发。制扇者能详细记录日本人的暴行并对局势有如此远见，令人叹服。

　　一语成谶，随后的历史轨迹确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料。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抗战爆发后，英国著名记者田伯烈收集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编著而成，1938年6月在英国出版，是世界上最有影响、最早全面揭露日军暴行的图书。封面有冯玉祥将军题写的“纪法细读”，时间是1939年7月15日。

　　《八·一三日记》，起记于1937年8月12日，止记于9月11日，共31天，作者是当时就职于上海长城唱片公司的职员张德治。张德治原是浙江余姚的一位热血青年，因家境败落辍学，为谋生只得到上海投奔舅舅。经由舅舅帮忙，他刚刚在上海长城唱片公司谋得一职，却不料战事爆发。张德治目睹形势，自忖大战迫眉，自己体弱多病，尚不能亲上战场，便想到自己有责任记录这一切，为后人留下史料，也留下日军侵华的证词。在31天的日记中，他饱蘸血泪之笔，记录了日军的侵华暴行，记录了中华民族如何渴望和平，如何爱国爱家，特别是由于日本军队的野蛮入侵如何迫使中国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荻岛静夫日记影集》几乎就是一部鲜活的侵略史。日记的作者叫荻岛静夫，曾是名“火葬兵”，专门负责焚化战死的日本士兵尸体。仅仅在淞沪会战一役中，他就焚化了近千具尸体，足见当时战况的惨烈。之后他当过传令兵、武器发放兵。他从自己的视角记录的淞沪会战等重大战役，虽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历史，但许多历史细节，对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有着十分珍贵的价值。

　　从1937年8月参加侵华战争，到1940年3月回国，日记几乎没有中断。日记中，日军扫荡、烧房、杀人、抢劫、强奸的内容比比皆是。他们杀中国的俘虏，不需要任何手续，不需要任何报批，对中国战俘是非常残暴的。像这样的文物，是日本人自己写的，是铁的证据。

　　这座“日本侵华罪行馆”，最初的定名是“侵华日军馆”。逐渐地，樊建川意识到侵华的罪行，已远远超出了一支军队的所为。

　　在日本侵华罪行馆中，经济掠夺、奴化教育、奴役战俘和劳工、奸淫、强征慰安妇等罪行，都放在了显要位置，用大量的文物和文献加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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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复原再现战争灾难

　　日本侵华罪行馆的陈列，大量使用了场景复原技术，内容包括卢沟桥事变战场、大轰炸、执行“三光政策”、细菌战和活体解剖实验等。

　　在“大轰炸”专题展厅，一个熟悉的场景被复原得让人顿感身临其境。这个场景，取材于一幅著名的新闻照片。

　　1937年8月28日下午，日本飞机轰炸了上海火车站，当时车站里有1800 多名平民在候车，轰炸后生还的不到300人。摄影师王小亭赶到现场，发现有个母亲已经被炸死在铁轨上，而浑身沾满鲜血的孩子正呼叫着妈妈，放声痛哭，极度恐惧和悲伤。他立即拍下了孩子号啕大哭的情景。

　　两星期后，照片以《日机空袭下的上海南站儿童》为题，刊登在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上，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据估计，当时全世界有1.36亿人看到了这张照片。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大部分城乡不分军事设施还是民房，战区还是后方，均实施了大规模、长时期、无差别的空袭轰炸。全国各城乡因空袭伤亡人数达20余万人。

　　另一个令人发指的场景在“三光政策”专题展厅。一队日本兵冲进村庄，有的在前面射杀中国人，有的在用火把纵火烧毁房屋，有的在抢夺牲口粮食。

　　日本侵华罪行馆对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进行了翔实阐释。“三光”是对日军“烬灭作战”中制造的“杀光、烧光、抢光”暴行的简称。从1939年秋开始，侵华日军针对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杀戮当地居民、对粮秣房舍等物资进行抢劫、焚烧和破坏为目标的“三光”军事行动。

　　在日军的细菌战这个单元，一组复原日军活体解剖实验的蜡像让人触目惊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城郊的平房和长春孟家屯设立了731和100两个细菌实验秘密部队，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是唯一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侵华期间，日本在中国先后组建了5支细菌作战部队，发动的细菌作战攻击数达161次，攻击县市190余个，细菌战造成疫病蔓延中国20余省、298个县市，活人细菌实验杀害2万人以上，使用细菌残害中国民众约120万人，直接死亡人数74.8万余人，总计受害病患者约700万人，造成死亡约200余万人。

　　一张《七三一部队细菌实验主要类型一览表》，视之令人不寒而栗。诺门罕细菌战、华中细菌战、浙赣细菌战无一不是令人发指的罪行。

　　哈尔滨“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证陈列馆”捐赠的日军细菌弹壳生产车间的墙砖、日军细菌实验的各种仪器设备，都是侵华日军罪行的铁证。

　　同时，展厅的实物与文献向世人展示：

　　日军在中国大量研制化学武器，先后在山西、武汉、南昌、长沙等战役中大规模投入使用。

　　日军在强占中国领土的同时，面对反抗的中国军民，惨无人道地举起屠刀，大肆屠戮，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惨案。

　　日军在“武士道”精神和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熏染下，丧失道德良知，大肆杀戮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有计划屠杀中国平民一次达1000人以上的惨案有200余起，屠杀中国军民2000余万人，杀人的野蛮方式达250余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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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建川的“反扫荡”，用日本文物讲述侵略历史

　　日本侵华罪行馆的文物都来自樊建川多年来个人的悉心收藏。

　　拍卖会上的文物，品级高，但是价格昂贵。国家一级文物《台湾省解征日侨遣送名册》，是日本投降后，台湾地方政府给国民政府的一份公文，请示一千多名日本中高级的公务员，如银行行长、海关关长等如何处置和遣返。这三本花名册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摧毁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珍贵物证。拍卖会上，有疑似日本背景的机构参与竞拍。樊建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和不菲的代价才最终得以收藏。国家一级文物《八·一三日记》也来自拍卖会。

　　国内的文物市场网络是樊建川收藏的主要渠道。日本侵华罪行馆的部分文物，包括国家一级文物日军暴行挥泪折扇、冯玉祥题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最新实测南京市详图》、《荻岛静夫日记影集》、《日军杀伤山东民众实录》皆来源于此。

　　在众多的日本侵华文物中，有若干件是一位叫盐谷保芳的日本老兵捐赠的。盐谷保芳，原侵华日军第59师团伍长。战争结束后，他一直享受日本政府的供养，后来开了一家家庭旅馆。他用个人积蓄在日本四处购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日本侵华相关的文物，定期带到中国谢罪，并把文物捐赠给建川博物馆，至今有六七次之多。行李箱打开，里面都是日本军服、战刀、弹壳、地图、画报……有次，他对樊建川说：在抗战壮士群雕对面，给我塑个跪像，让我永远跪着谢罪。他还拿出其画的草图，具体指明跪像地点，并且表示塑像的钱由他支出。

　　如今，盐谷保芳93岁了，已卧床不起，难以再来中国谢罪。前不久，樊建川亲往日本探望，给盐谷保芳带去了日本侵华罪行馆即将开馆的消息。樊建川还告诉他，为了这个馆的陈列布展，建川博物馆还发起了一个“众筹成馆”活动，预售门票，获得广泛关注和支持。他还将一张“众筹成馆”活动的纪念状赠给盐谷保芳。盐谷保芳说：反省战争，永远和平。他又说：我动不了，樊先生，多努力。

　　这座日本侵华罪行馆，一个独特之处是大量文物来源于日本，都是当年侵华日军带回到日本的实物。樊建川说，就是要用日本人自己的建筑、自己的文物来见证他们侵略中国的历史。

　　在国内收藏中，特别是在拍卖场中，樊建川曾有几次失手，后来他发现，是日本的收藏家和他争夺这些文物。于是，樊建川想，你能到中国来买东西，我也能到日本去买。套用当年战争时期的说法，你可以“扫荡”，我也可以“反扫荡”。

　　1996年，樊建川到了日本，在京都、奈良等地逛街时，发现当地的文物店铺里和地摊上竟有大量的日本“二战”时期的杂志、画报等物，其中有不少与中国有关。他见到就买，仅购买、翻拍的图片数量就超过三十万张。

　　樊建川的“反扫荡”进行得非常彻底，经常是一次性“买绝”一个门类。比如说当时的画报，他一次买了一千余本，《历史写真》、《支那事变写真》、《日支事变画册》、《北支事变画报》、《国际情报写真》、《跃进之日本画报》等，还有上千张日军的明信片、作战地图，日军的信件、钢盔、望远镜、指挥刀、绑腿、指北针……

　　除此之外，中国的留学生、日本开文化商店的华侨等，构成了樊建川收集日本侵华文物的网络，良好运转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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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忘的，不仅是国耻

　　7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今天，建川博物馆收藏日军罪行实物，建立侵华日军罪行馆，是为警醒国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我们铭记历史，不是记住仇恨，而是吸取历史教训，并呼吁中日两国人民珍惜和平，一起为人类美好世界共同努力。

　　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徐永昌曾留下反思之语：自固吾圉，改良政治。这大概也是我们面对那段历史最应当谨记并思考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文作者及建川博物馆提供)

　　吴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