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提供了中国当下"严肃小说"所不能提供的东西

　　◎唐山

　　不出所料，刘慈欣拿到了有“科幻界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雨果奖”，令人惊讶的是：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引发激烈争议的情况截然相反，搜索网络意见，一片赞美、祝福之声。

　　同是获奖，反差为何如此之大？

　　一方面，在科幻小说创作领域，刘慈欣是国内目前唯一能达到国际水准的作家，他获奖堪称众望所归；另一方面，《三体》虽为类型小说，却提供了中国当下“严肃小说”所不能提供的东西，阅读它的快感与收获，远超许多“纯文学”之作。

　　具体而言，《三体》包含了小说艺术中最诱人的两个因素，即：崇高之美与营造新世界。

　　先说崇高之美

　　人类热爱小说，因为它磨砺着我们的道德敏感。

　　从《简·爱》中，我们读懂了男女人格平等；从《汤姆大伯的小屋中》，我们读懂了种族不应成为人性的藩篱；从《九三年》中，我们读懂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从《安娜·卡列尼娜》中，我们读懂了爱的苦难与尊严……站在小说之上，我们可以更充分地去检讨生活。

　　《三体》的魅力，就在于它提供了类似的高度。

　　所有作家都想写崇高，但能写成功的却很少，因为崇高需要巨大的矛盾冲突，要通过悲伤、苦痛来传达，只有展现人性的局限，直面世界的复杂，并对永恒怀有深深的敬畏，才能真正震撼读者的心灵。

　　在《三体》中，叶文洁因理想而疯狂，但最终“三体世界已经让我厌倦了。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中除了为生存而战就没有其他东西了”，为了建设新秩序，伤害这世界的丰富性，以建造天堂的名义，人类收获了枷锁。

　　因信仰而自戕，生而为人，我们可能逃脱这个宿命吗？而当噩运降临时，除了信仰的力量，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在最根本处，人人都是命定的失败者，可为了整体的生存，又必须犹犹豫豫地站出来，带着“无法拯救”的焦虑去拯救。

　　面对无限浩瀚的宇宙，刘慈欣始终没有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宁可为此自我放逐、忍受孤独。不论是程丽华由善良温存转向虚伪凶狠，还是叶文洁因不断拷问良知而变得冰冷坚硬，都展现出作者对人性的深刻反思与无奈。在刘慈欣笔下，带有浓烈的宗教情感，在坚信技术至上论的同时，有一份冷静的无奈。

　　总有一种苦难，会彻底击垮我们，但我们只能继续前行，正是这种献祭式的悲情与执著，成就了《三体》的崇高之美。

　　再说营造新世界

　　小说的义务就在于营造出一个虚拟的新世界，读一本小说，犹如经历一次人生，只有小说，才能以最快捷的方式，不断刷新读者的生命体验。

　　常说刘慈欣小说“宏大”，因为他致力于营造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异常完整，有自己的规则与逻辑。单从想象看，《三体》未必独特，几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宇宙模型，但能否让它合乎逻辑、栩栩如生，并能将情感带入其中，则是另外一回事。

　　在当下中国小说中，许多“新世界”只是一个个孤岛，如某村、某街道、某单位、某行业之类，其独特的运行规则源于它与外部世界相互隔离，只有在封闭没被打破之前，其存在才有合理性，可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封闭的“新世界”究竟有多大启迪价值？除了让作家沉浸于小情趣中自我麻醉，能揭示多少存在的真相？

　　“新世界”的单调匮乏，给了《三体》以机会。

　　《三体》的思考是大尺度的，不论是“反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反乌托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均有较大落差，执著于传统的细节描写，只能自缚手脚。

　　其实，《三体》世界的合理性源于科学的合理性，而不是经验的合理性，像相对论、量子理论、超弦理论等，远超普通人的常识，但刘慈欣引入这些理论不是为了科普，而是为了让读者看到世界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在刘慈欣笔下，曾被牢牢掌握的科学不再是只会为人类服务的“乖孩子”，它越来越像一个正在迅速收紧的绳套，如果说老一代科普作家更专注于描绘科学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红利的话，则《三体》对人与技术能否和谐相处，持有深刻的焦虑。

　　《三体》有丰富的细节，但其中人物却非完全写实，而是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清晰的背景与模糊的操作者，让人感到这个“新世界”的诡异：我们并非主宰，我们更像宇宙中一堆充满变数的零件。

　　刘慈欣能做好 为什么别人做不好

　　严格来说，所有学习写小说的人都会从崇高之美与营造新世界开始，这是作家的基本功，也是经典文本提供的规训。离开这两个基础，则小说魅力尽失，可问题在于：为什么刘慈欣能做好，别人却做不好？

　　这与科幻小说的独特性质有关。

　　在科幻世界，你可以尽情营造“新世界”，不用担心它与现实的关联，更不必承担公允、客观和渲染正面价值的责任，作家只需校验自己的想象是否太俗，这就接近了小说创作的本质。

　　严肃小说很难同样任性，因为有太多东西不能写，特别是要考虑写黑暗与写光明的比例问题，还要把虚幻的正能量涂抹得具有真实感，所以只好把背景放到不易引发联想的小环境中，莫言们只有写小村、小镇才是灵动的，一旦走入城市，立刻变得支支吾吾、毫无光彩。从来如此，在不得不谨慎抱怨的地方，其生命力亦被阉割。

　　严肃小说当然也想写崇高，但现实就像米兰·昆德拉曾说过的那样，没有了好与坏的冲突，只有好与更好的冲突。缺乏足够的落差，崇高缺乏合理性，硬写出来，也是劣作。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找到了一个漂亮的解决方案，即写“我爷爷”，通过豪迈的“我爷爷”，到辛苦恣睢的“爸爸”，再到没种、退化的“我”，将崇高与现实巧妙地连接起来，可问题是，当生活需要更具体的解决方案时，靠魔幻与传奇的大补丸，其效用究竟能维持多久？

　　刘慈欣的幸运是，他写的是宇宙，就算被毁灭、被颠覆，也没人关心与问责。翻开历史，变动时代往往也是神话最发达的时代，而神话能被接受，因为作为反映现实的镜子，它更曲折，也更有趣。

　　当“纯文学”成了繁琐现实主义

　　不否认，刘慈欣的写作带有娱乐性，不属于“纯文学”，他对现实的关注有限，因为科幻小说的形式决定，只能间接切入当下话题。

　　但，如果说“纯文学”就是繁琐现实主义，就是一大堆写作技巧，乃至方言的堆砌、个体猥琐审美的集合，那么，这种“纯文学”事实上已经背离了“文学”，而成了伪科学。它虚拟了一个高度，然后居高临下地去训斥读者，以掩盖其攫取资源、对社会毫无贡献的本质。

　　小说“怎么写”是重要的，但“写什么”同样重要，小说应该参与生活，应该发表意见。回望小说史，在技术上有硬伤的名著比比皆是，但没有它们，人类的精神难以提升，文明的力量会被弱化。

　　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读者都感到满意，但刘慈欣的案例表明，只要有个性，有关怀，有思考，有真正价值，大多数读者还是愿意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相反，沉浸在小圈子中，执著于“黑话”式的话语体系，远离现实，只迎合封闭甚至是虚假的价值观，以读者“看不懂”“不看”为荣，这不仅耽误了作家的才华，而且会让小说走入绝境。

　　在多元时代，“纯文学”只是一个坐标，小说应有更多的突围手段，从这个意义看，刘慈欣赢得“雨果奖”，比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