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斯诺后人与“号手”谢立全后人相聚(图)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以《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为《西行漫记》)闻名于世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不会想到，他1936年拍摄的一幅照片上的主人公在七十九年后，会与他以另一种形式重逢。9月3日，中国举行举世瞩目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作为埃德加·斯诺的后人——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侄女谢里尔·比绍夫(Sheril Bischoff)和侄孙Blake Anthony应邀参加了阅兵式的观礼活动。在政协中山市委员会的牵线下，昨日，这两位斯诺后人与照片《抗战之声》主人公谢立全将军的儿子谢小朋在民族饭店见面，当听说周恩来总理过去常在这里宴请外宾时，谢里尔·比绍夫激动地说“太有历史意义了” ！

　　《抗战之声》中的“号手” 见证伟大战争

　　斯诺拍摄的著名照片《抗战之声》，定格了一位红军战士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举军号，迎着朝阳、吹奏前进号角的画面，该照片后来被用作《西行漫记》的中文版封面，风靡一时，更是激励了无数中国人投身于革命中，其中就有著名作家刘白羽。

　　刘白羽曾经回忆说，当年就是《抗战之声》这幅照片和《西行漫记》书中的故事，让他最后下定决心从敌后奔向延安，“当初从一位地下党员手中拿到这本书时，一看到这个封面，我立刻就有种难以名状的感动，似乎感到了祖国和人民对我的一种热切召唤。号角吹响了，祖国呼唤了，当时感到不去延安参加抗战，我就愧作炎黄子孙。多少年烽火岁月，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始终觉得耳边有一把军号在吹，有旋律在响。”

　　经多方考证，埃德加·斯诺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36年，是在红军西征总部驻地--宁夏预旺堡战斗中于城墙上拍摄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述：“在预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

　　作为第一个冲破重重封锁、探访陕北的西方记者，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斯诺带着隐形墨水写的介绍信、两架相机、24个胶卷和笔记本来到了红军所在地。他不仅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同时也采访了战士、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笔记和30卷胶卷回到北平，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新闻报道，然后将其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该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接着美国翻印。不久，又相继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西行漫记》，1938年2月在上海问世。在这部《西行漫记》里，斯诺不止一次提到了豫旺堡，提到了红军的号手们。

　　这张名为《抗战之声》的照片，最早是放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里，后来成了《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的封面，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见证物品。

　　1996年公众才知道

　　“号手”是谢立全将军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患癌症病逝，《人民画报》刊发毛泽东主席为悼念斯诺发的唁电时，为了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用了四个整版纪念，配发了斯诺拍摄的不少照片，其中就有《抗战之声》。

　　作为《抗战之声》的主人公，谢小朋说父亲谢立全很幸运，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这期纪念斯诺的《人民画报》，看到了自己的照片。当时在北京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的谢立全看了《人民画报》后，提笔给妻子苏凝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人)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回忆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营长何德全，现退休安家落户于湖南长沙)。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把我拉去照相的。”

　　信中，谢将军详细述说了那套新军装的由来：“我穿那套比较合身的衣服也有历史纪念的。1936年10月，一、二、四等三个方面军在甘陕边境地区会师之后，国民党胡宗南两个师追到三城堡，上级决心集中主力歼灭该敌，另一位首长带领总部特务团和一军团教导营担任确保三城堡歼敌安全(的任务)。我们担任对东北军宽大正面的阻击(那时有统战关系)，其中骑兵第三师7、8、9团接受蒋介石收买，从我防御的侧面突然袭击，把我后方搞掉，俘去韦特派员等20多人，把后方存放、尚未来得及上交的二百多头羊、一百多头牛、四十多头驴子背的做棉衣的棉花、布料一扫光。当时撤出防御战斗，敌人违背协商原则，决定突然袭击歼敌一部分，打击敌人的气焰，被上级批准了。我率领一、三连突然袭击7团，唐子安率领一个连突然袭击师部，营救同志出狱，战斗进展神速，我率领一、三连俘获三百多匹马……战后，罗帅(注：指罗荣桓，当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亲自动员，不准留一匹马，全部上交，成立骑兵团。我们服从，每人只骑一个驴子，将马上交，领导上奖我一套现在穿的合身衣服。”当斯诺看到身着新军服、体格健壮、背着手枪的谢立全时，眼前一亮，觉得终于找到了苦苦寻觅的理想“号手”，于是他拉着谢立全到预旺堡城墙上去照相。

　　在信的末尾，谢立全将军写道：“这事是偶然来的。这张相片登载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苏凝尊重了丈夫的愿望，把这秘密埋在心底。

　　谢小朋介绍说，当年父亲拍摄这张照片时只有19岁，并不是号手，而是红一军团教导营的党总支书记，“仔细看，我父亲并不是在吹号，只是摆了一个姿势。”

　　谢小朋说，父亲去世前，他们才知道《西行漫记》上的那张照片是父亲。谢小朋说父亲在家中很少给他们讲战场上的故事，“他爱讲老百姓的故事，后来听说有人知道那张照片是他，去采访他，父亲说：‘不就是一张照片吗，我很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了，我们是幸存者，比起他们来，我们有啥可吹的。’”

　　而对于公众来说，知道那位著名的“号手”是谢立全，时间则要推迟到1996年，时逢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摄制组的人员为筹拍一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的专题片，重走长征路，在江西兴国发现了《抗战之声》这幅照片及谢立全生前给妻子苏凝写的信的影印件，才揭开了这段往事。

　　谢立全将军是1929年从江西兴国参加革命的，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谢立全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40年9月任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委员，负责领导中山抗日武装斗争。1952年1月，谢立全任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后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海军学院院长。1955年，年仅38岁的谢立全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和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挺进粤中》和《珠江怒潮》两书。

　　1973年，谢立全将军不幸患了癌症。病中的他觉得是时候让孩子们知道这件事了。于是，他请有关同志与存放底片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联系，洗了几张照片，分别赠给5个子女作为永久的纪念。同年10月，谢立全在北京逝世，骨灰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六室。家人将这张照片嵌于其骨灰盒上。

　　两个斯诺

　　在事业上是不可分的

　　谢里尔·比绍夫第一次来中国是1985年， 这么多年，她来了中国很多次，中国的迅猛发展、中国人民对斯诺夫妇的敬重，都让谢里尔印象深刻；而受邀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受邀与谢小朋会面，谢里尔说都将是她一生珍藏的难忘记忆。

　　谢里尔和谢小朋的见面，在彼此的客气、矜持中又有着一份好奇与兴奋。谢小朋是江苏电子音像出版社原社长，昨天的他并没有西服革履，而是以“媒体人”的姿态亮相。他对谢里尔说，作为媒体人，斯诺是他的榜样，文笔和摄影水平非常高。谢里尔表示认同，她认为，斯诺的一生坚守着“报道真相”的原则，这是斯诺最为可贵的品质。

　　此次会面，送对方什么礼物，让谢小朋煞费苦心。经再三斟酌后，他选择了三样，一是老版的《西行漫记》，里面有父亲的石刻像印章；二是他做过的一套照片光盘《红军长征时走过的地方》，里面有斯诺拍摄的红军长征照片，“非常珍贵，那个时候照片本来就少，外国人拍的更少。”第三样礼物是他任职的出版社曾出版的一套关于长城的画册，“里面有150年前外国人拍的长城和现代人拍的长城。对于中国来说，长城有象征意义，长城拒绝征服，但不拒绝交流。我要向斯诺学习，促进中美和平。”而对于这三样礼物，谢里尔十分珍视，她更加深深感谢中国人对她多年来的厚爱，“我来中国代表着斯诺夫妇，我在中国受到的礼遇，让我深深地为他们骄傲。”

　　鲁迅先生说过，埃德加·斯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正像斯诺第一次被迫离开中国时所说：“我的一部分将永远地同中国褐色的群山、碧玉似的梯田、晨雾掩映的岛上庙宇留在一起；同那些信任过我、爱护过我的儿女，同那些脸色黝黑、衣衫褴褛、眼光明亮的儿童，同我所认识的同辈和好友，尤其是同那些卑贱的、没有军饷的、饥饿的、受人蔑视的、农民出身的步兵留在一起……”

　　除了忙于新闻采访，斯诺还掩护过邓颖超离开北平，为爱国学生埋藏了被日军查禁的进步书刊，甚至还同意在他家中设置了一部秘密电台，为众多避难者的吃饭问题奔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对中国进行了三次长期访问。这在美国政府对新生的中国实行孤立政策和武装支持台湾蒋介石的年代里，对一名美国人来说，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1970年秋天，斯诺和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又一起来到中国，并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亲切交谈。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日内瓦因患癌症病逝。病重期间，斯诺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遵照斯诺的遗嘱，经中国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诺一部分骨灰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

　　埃德加·斯诺有两次婚姻，而其在中国的成就与其第一任太太海伦·斯诺密不可分，海伦·斯诺是美国著名诗人、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冰心曾评价说，海伦与埃德加·斯诺才均力敌：“埃德加·斯诺的事业，也就是海伦·福斯特·斯诺的事业，两个斯诺，在事业上是不可分的。”1949年5月，海伦与斯诺离婚，此后没有再婚，并一直保持了“斯诺”这个姓氏。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打开了中美交往之门，海伦·斯诺变卖家产筹资访问中国。她于1973年和1978年两次踏上访问中国之旅，重返延安、西安、北京、上海等地，走访了许多人物，拍摄了大量图片，并连续出版了《重返中国》、《毛泽东的故乡》两本书。

　　1991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海伦·斯诺“理解与国际友谊奖”。1996年6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海伦·斯诺还两次获得了诺贝尔奖提名。1997年，海伦·斯诺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逝世。

　　斯诺夫妇所架设的友好桥梁

　　把两国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

　　谢里尔·比绍夫是海伦·斯诺的侄女，在海伦生前曾帮助海伦整理她的手稿和作品。海伦去世后，又将海伦后半生的作品捐赠给杨百翰大学图书馆。她为妥善保管海伦文学作品、传播海伦精神做出了努力与贡献，也因此与中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谈起姑母，谢里尔满脸敬重，她佩服姑母在恶劣的环境下，可以写出那么多传世作品，不畏辛苦来到延安，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下延安，记下窑洞内外的人和事，记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埃德加·斯诺眼中的海伦“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是个“极不寻常的女人”，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他要海伦作他的“共同作者”，把“两人的名字”一并“放在所有的书上”。他对海伦说：“从一开始我就应该这样做的。我只是写下而已，内容都是你贡献的，你历来就是这样。”而谢里尔认为，斯诺夫妇是一个团队，他们共同为中美建造了友谊的桥梁，“我会一直记着海伦病逝当晚的最后遗言是：‘我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可我的心回到了中国！’”

　　姑父和姑母虽已去世，但谢里尔说，他们所架设的友好桥梁，却把美国人民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他们的一生之于我们的提醒是：在世界上各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后，有着真正的人民，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相距并不遥远。”

　　陪同谢里尔一起来到北京的是谢里尔的孙子Blake Anthony，他有个中文名叫安磊柯。当他还是小孩时，就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加州艾尔凡大学读书时，选择的专业就是中国语言和文化专业，并且获得了一个奖学金，来北京大学留学。在旅华学习和工作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北京姑娘并结婚，现在安磊柯已经是位“中国的女婿”。

　　2013年，安磊柯曾参加了《新西行漫记》的徒步暴走活动，那次“自找苦吃”的活动让他牢记一辈子，“感到很累，很辛苦，简直受不了。尽管我们的后面，还没有国民党的士兵追赶，头顶上也没有日本轰炸机的威胁。当年红军所遭遇的一切，当年海伦·斯诺的延安之行有多么艰难、多么危险，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安磊柯说斯诺已经成为他的家庭和历史的一部分，他喜欢中国，喜欢中国历史。

　　本版文/本报记者 张嘉　图片制作/谢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