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长春激战抵抗 136名中国军人伤亡

无图说

　　■本报记者 孔令君

　　记者找到一份伤亡名单：傅冠军、张德玉、迟乐祥、刘明祥、崔健云、张广禄、谢福成……有营长、连长，有步兵、炮兵；还有护路警察张国钧、王一臣，厨役刘治国……还有许多仅仅被估摸了年龄而记录为“无名氏二十四五岁”，或“三十七八岁”的士兵……还有受伤军警傅开贵、李顺德、姚少谦、姜果仲、陈树林……

　　一共136人！

　　这些名字，登上了1931年9月25日和29日的《盛京时报》，标题为：《红卍字会进行救济工作 埋尸六十七救伤兵四十》、《救济伤亡士兵续讯 共埋尸一百七十一个》。

　　这是驻扎长春的中国军队的伤亡名单。这些也几乎是“九一八”事变的战斗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军人的名字。就在日军攻打沈阳北大营等地的同时，长春宽城子和南岭兵营遭突袭。

　　虽然人人都知“不抵抗”，可多少热血汉子拿起了枪！

　　也是“九一八”后，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赵毅敏，起草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9月19日，沈阳长春硝烟未散，这份“宣言”已被人们秘密传阅。

　　如歌里唱的，“九一八”，那是一个悲惨的时候，那是带着屈辱的战斗，可却也是14年浴血奋战的起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记者重走“九一八”战场。

　　沈阳战场，几乎没了痕迹

　　经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助理崔俊国的指点，记者从博物馆沿着铁路往北500米左右，从大连算起404.444公里处，便是当夜日军的爆破点——铁路还是铁路，却已是有桥墩的高铁了，火车呼呼飞驰而过，什么也没有。

　　84年前，日军在此自导自演了一场爆炸，并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借口，炮轰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记者又去找北大营——曾经规模巨大的兵营，如今依旧是地名，可那里只有农贸市场和小区。几经打听，才在柳林街街尾的大院里，找到了两栋半老房子，白洋灰砌缝，青砖铁皮瓦。大院里老人都知道，这是北大营仅存的老营房。它们夹杂在后来盖的红砖平房中间，里头还住人。当年，这是骑兵营的营房。

　　2012年，沈阳市文物局将这两栋半营房，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在墙上挂了石碑。

　　又经指点，去找日军炮击北大营的第一个弹坑，根据史料，日军后来还在此修了纪念塔，解放后被推倒，留了钢筋混凝土的基座。可记者到了一看，是条马路，啥都没有。附近老人说，十多年前基座就被填了。

　　崔俊国讲，早些年有记者来，他老带着去看一棵老杨树，树上清晰可见当年枪炮打的伤疤，但2005年再去，老杨树也死了。

　　还有战场吗？崔俊国曾看过资料，当年沈阳城里的警察，曾在小西门一带组织过抵抗，早几年当地的文物志愿者根据当年地图，找到了现在的南二经街和十三纬路一带，只看到街道繁华……想想也好，今非昔比，和平和繁荣，更令人欣慰。

　　战场不在了，记忆留着

　　十多年前，崔俊国曾在北大营附近寻访过好些当年的亲历者，他们的记忆是这样的——

　　84年前的沈阳，北大营一带是非常偏僻的地方，东北人说“鸡不叫、狗不来”，9月份天气已凉，当年城外没有电，人们早早上炕睡觉。在寂静的夜里，铁路旁的那一声爆炸特别响，“睡着从炕上被震下地去”，“窗户瓦片都哗哗地响”，老百姓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往苞米地里跑，一整夜蹲在地里捂着嘴巴不敢喘气，枪炮声时断时续，声音传得特别远……

　　亲历者中让崔俊国印象最深的，是沈阳居民胡广文。2001年，胡广文曾带着博物馆工作人员和专家记者，共同确认了“九一八”事变的爆炸点，便是记者去过的，从大连算起404.444公里处。

　　胡广文为何能确定地点？因为他当年就住在爆炸点边上，算来距离不过200米！那年岁，爆炸点柳条湖一带基本是荒地，说是村庄，其实不过是来讨生活的贫民们，在此搭了窝棚，门前开点荒地。日本兵和中国军队巡逻，都在这附近。

　　1931年9月18日夜，胡广文3岁。他家的小平房被爆炸轰塌，不满周岁的弟弟被砸死，母亲被房梁砸断了肋骨，父亲腿被炸伤，他和奶奶被埋在尘土里。从那一夜之后，胡广文记得，家里的粮食要上缴，父亲被抓去当了劳工，悲惨的日子便来了……

　　关于“九一八”那一夜的事，记者还辗转看到了老兵王景芳的日记，当年他正在东北讲武堂十一期步兵科学习，校长是张学良。

　　他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我和于振海同学赶排话剧。夜间11时，正在讲去排练，忽听炮声！以军事常识判断，炮声自日本站方向打来。当时，奉天日本站有驻华关东军一部。

　　炮声越来越近，弹着点好像在北大营一带。这时，东北讲武堂十一期军校学员在忙乱中集合。由值星官指挥(高级干部全回公馆住了)。

　　由于是紧急集合，我们只着随身的衣服，打开军械库，每人发步枪一支，子弹五粒。军校有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但是那是教学用的。

　　值星官训话：‘情况判断可能是日寇向我挑衅，学员们要镇静。全体暂到营房后面的北小山上集结，以观动静。’北小山上是学员们经常去的野外训练场所。有标准的钢筋水泥防御阵地(是教学用的)，可容下一个营的防御阵地……

　　谁料想，这竟然是我们永别祖国大好河山的开始……”

　　那一夜的事，早已确凿，不辩自明——

　　美国记者鲍威尔曾在国际法庭作证：那年9月23日欧美记者团抵达沈阳，时沈阳已完全被日军所占，并由土肥原出任“代理沈阳市长”。记者拜访土肥原时，见日军本部前堆积铁路被炸毁之物，并出示该处照片，见该处已经清扫，破坏地点已另易新铁轨，枕木两根亦已更换，仔细查看，并无证据可寻。离炸毁处铁轨五十米至百米处有中国兵尸体三具。据称是炸毁铁路而企图逃逸者，但尸身上并无血迹……

　　当时在沈阳日本领事馆任职的森岛守人，也曾在国际法庭上作证：他劝关东军将领采取和平手段，可对方拔刀称，无论何人，干涉陆军之指挥权者，杀之……

　　都说“不抵抗”，可还是激烈地打了仗

　　作家方军曾采访过王景芳老人。

　　采访中，王景芳讲起“九一八”痛心疾首，他感慨：“那不叫退，我们叫逃跑、逃亡！”80多年过去，王景芳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不打呢？你们当官的只管发话，我们当兵的打呀！

　　实际上，打了！尽管人人都知道，命令是“不抵抗”，东北土话说是“挺着死”，可敌人当前，还是打了！

　　据多位历史专家研究，时任北大营驻军620团团长王铁汉认为“等待”不等于“挨打”，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他决心反击。在《王铁汉先生访问记录》一书中也有王铁汉的口述：“正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四百余人，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四十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了北大营，正为十九日上午5时……”

　　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展览的照片中，还能看到被日军攻破后的北大营镜像：墙壁上弹痕累累，围墙倒塌，营房内因为仓促撤离，铺盖狼藉……

　　在王铁汉率部队突围的同时，长春也打了！

　　长春市政协文史专员、青年学者王新英，翻出了日本人在1933年出版发行的 《满洲事变护国之盾》一书，其中记载：日军长春独立守备队在9月18日接到日军已经进攻沈阳北大营的消息，随即开始了作战准备，9月19日凌晨1时部队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同是那一夜，又是突袭！日军在长春的攻击重点，是中国军队的宽城子兵营和南岭兵营。

　　长春的战斗打得很凶！据长春市政协文史专员李其颖老先生的研究——宽城子兵营的官兵凭借营房作掩体，奋起阻击，日军指挥官发现“敌军坚守兵营，顽强抵抗，制服不易，因而改奇袭为强攻，直至天明”。实际上，直到19日上午11时10分，宽城子兵营才被日军占领。

　　南岭兵营有中国军队的炮兵团，因此日军进攻更为谨慎。据李其颖的研究，日军19日晨5时许开始进攻，之后因兵力不够未敢深入；6时许，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司令森连中将获悉：“与奉天附近我军传来捷报相反，长春附近我军处于苦境。”于是，率部队乘火车增援。

　　南岭守军砸开了军火库，取出武器弹药，凭借营房的围墙、门窗和周围的壕沟，与日军作战，山炮发挥了作用，连续的子母弹击毙日军十数人。

　　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内，还保存着南岭和宽城子的“战斗要图”，在这些图中清楚地标出了攻击次数以及中国军队各兵种位置、防守人数、组成部分等；而日本出版的《满洲战迹巡礼》中，还仔细地画出了宽城子和南岭“战死者位置略图”，几乎每一位日军官兵被击毙的位置都被在地图上详细标出。

　　据资料统计，长春的这两场战斗，日军战死六十多人，伤九十多人……这应是“九一八”事变当晚次日，最激烈、最持久的战斗！

　　战场故事，讲给更年轻的人们听

　　长春战场今何在？

　　经指点，记者去了宽城子和南岭兵营所在地，也在意料之中——早已成了楼房林立的小区商铺。

　　能找到的，是长盛小学里的仓库，面向校门的一侧墙壁，画了大幅的中国地图和宣传画，写着“还我河山”，每个孩子上下学，都看得到！李其颖老人幼年在这里读书，他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关东军在这里建了“宽城子战迹纪念碑”，新中国成立后，石碑被拆除。

　　小学的东边，还有两栋漂亮的老房子，青砖坚硬，屋檐有漂亮的雕花，它们夹在商品房的中间。王新英说，这兵营最早是中东铁路沙俄护路军将校的营房，后来成了中国军营。

　　还能找到的，是在南岭军营遗址上修建的陈列馆，王新英曾负责过陈列馆内的布展。

　　王新英是“80后”，小时候就住在南岭兵营附近，那时候便总看着这里的碉堡和老房子，后来干脆考了历史系，成了专业研究者。

　　84年过去了，记者在长春四处打听，可已找不到当年战事的亲历者。

　　当年的情景被照片保留了下来——

　　南岭大营被日军轰断的残垣，中国守军炮兵团被击毁的山炮，兵营内被枪炮打死的战马，还有日军在战斗后，指挥夫役从营房搬出一箱箱的枪炮弹药……

　　当年的壮怀激烈，被报纸保留下来——

　　1931年9月21日的《盛京时报》，刊发了题为《长春激战结果亦归日军》的消息：“长春于十九日午前八时，为日军所占领其大部分，南岭方面之华军对于日军顽强抵抗……”而参战的中国士兵、警察和夫役等的名字，也被记在了报纸上，便是文首那份伤亡名单。

　　这上面每一个名字，即便是“无名氏二十四五岁”，也都是有温度的；尤其时过境迁之后，更需要我们铭记，需要我们“80后”讲给更年轻的人们听。

　　“九一八”的战场，不止东北

　　老兵王景芳在80多年后，对着来访的记者们，唱起了当年的歌：“九一八，平地起风波，小日本，领人马抢占我沈阳。杀的杀，抢的抢，老百姓遭了殃——咿呀嘿！”

　　唱着就哭！

　　东北抗联老兵李敏，也曾向记者唱起歌：“提起来九月十八，令人痛伤情；万恶日本来进兵，侵占东三省；大炮轰轰不住声，飞机炸弹扔；无辜民众遭屠杀，雪染遍地红……”

　　一首接着一首唱。

　　歌声不仅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都响起了爱国的歌声。记者仅截取其中一个片段，听上海退休老人魏保华，讲起她父亲魏晋锡的事。

　　那一年，魏晋锡正担任镇江中学学生自治会总干事，听闻“九一八”，便立即组织会议，一致决定，发起组织“江苏省学生抗敌救国委员会”，全力投入反日救国工作：教师中建立了“日本(问题)研究室”，分析日本政治经济局势，探讨救国途径；师生开始合作，每人必须接受一次军事、武术或医疗看护训练；学生自治会还决定，各班级轮流停课，到工厂、农村、街市，去讲述日军炮轰沈阳、杀我同胞的暴行——镇江街头，常会有自发的演讲，听者落泪；常有师生群众同呼抗日口号，同唱救亡歌曲！

　　如今的学生，很难想象当年的场景。当年的学生们，在游行唱歌之外，还拍电报给前方将领，激励他们，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当年的学生们，印发了《为抗敌救国告全省学生书》，奔赴未建立组织的江苏各县，指导成立学生抗日救国会；当年的学生们，能组织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的大中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将领们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唱歌游行的，远远不止学生，还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会各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九一八”的战场，也远远不止东北，它所唤醒的，是整个民族的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