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经得起经济审查 曾被仆人“鄙视”

　　曾国藩的功业道德文章，世所瞩目，堪称晚清第一重臣。坊间关于他的研究可谓俯拾皆是，但可惜能兼得严肃与趣味者甚少。近日读到的《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中华书局)，算是一部以小见大、有依有据，又极具趣味的上佳之作。作者张宏杰从曾国藩的日记、书信等材料入手，替他仔细盘算了一番工资收入、人情往来、日常花销等情况，进而钩沉出曾国藩鲜为人知的一面，获得了一个观察晚清社会的特殊视角。

　　这中间最让我惊讶，也可能是最鲜为人知的一面是：原来曾国藩很穷！在北京做了整整十三年的京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曾国藩居京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因为“胸中无学手无钱”，连仆人都敢鄙视他，卷铺盖另寻高枝。虽然中了进士，但大舅依然“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二舅也是贫病交加，直到去世，也没能沾到外甥一点好处。

　　为何做京官的曾国藩这样穷？据张宏杰的分析，这与清代京官的低俸制有很大关系。在京做官十三年，虽然曾国藩屡经升迁，但年俸一般只有一百多两白银，高也不过四五百两。这点银子，要养全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还得养车租房、交际应酬，根本不够花。“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竟一度不想就任！

　　许多京官为了弥补赤字，只能靠家族资助，或者放下身段，厚着脸皮“打秋风”，交结地方大员收受“碳敬”、“冰敬”，甚至以权谋私，包揽词讼，干预公事。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如此穷困拮据，曾国藩依然能保持清节，克制“利欲”，立下了“学作圣人”“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的誓言。

　　此书考察的是曾国藩做京官时期的经济生活。这是他蓄势待发的时期，那么，后来他离开京城，办团练，办洋务，位日高，权愈重，是否守住了当初“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呢？

　　据张宏杰在另一本著作《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的研究，即使在身为方面大员以后，曾国藩也并没有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暴富。在湘军时期，他作为湘军最高统帅，带兵十二年，拥有绝对的财政权，先后支出军费三千五百万两左右。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很轻松就能积累百万资财实。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上下其手，发财致富。虽然，此后又历任两江总督等要职，但终其一生，所积的“养老钱”也不到两万两白银——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数目，可堪对照的是李鸿章的存款：八百万两白银。

　　这一点在今天读起来尤让人感佩。这几年，随着反腐的日渐深入，改革公务员薪酬制度、高薪养廉的议论时有耳闻。实事求是地说，以今天公务员的正常收入，要想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恐怕也是不容易的，十有八九也要像曾国藩那样穷困拮据。但收入少并这不能成为可以肆意弄权贪腐的理由。最起码，在曾国藩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为官者的品德和操守。(李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