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西医艰难叩开入川门：行医之路举步维艰

1913年1月30日仁济男医院新大楼开业典礼

那时，治好耳疾的药水一度被误解为用小孩熬制而成……

　　百年前西医 艰难叩开入川门 　

　　成都与百年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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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为了更好的传播西方思想和文化，他们往往选择“曲线传教”：通过“拯救肉体”来“拯救灵魂”，就是他们最先采取的接近中国人、并获得中国人好感的策略。四川的第一家西医医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这家医院，就在成都的四圣祠北街，也就是如今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它的主要创办者，是一个中文名叫启尔德的加拿大医生。

　　有人说，华西坝之于成都犹如牛津和剑桥之于伦敦，犹如清华、北大之于北京。这是指华西坝的文化地位而言。当时，受西方外来文化以及中国发端于 1905 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华西坝为中心的成都医疗行业，也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天津条约》后大量传教士入川

　　清光绪十八年2月，一个普通的冬天，整个中华大地还笼罩在寒冬的寂寥中。上海的码头，一艘蒸汽小轮溯长江而上，开往了宜昌。

　　船上坐着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其中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留着小胡子的青年就是启尔德医生。与其同行的，还有他的新婚妻子詹妮·福勒、牧师赫斐秋、斯蒂文森医生、布朗等。

　　他们是由加拿大基督教卫斯理会派遣来成都开拓华西教区的志愿队先遣队员。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的到来，将给四川带来怎样的改变。

　　当时，川江不通轮船，于是，一行人在宜昌换乘木船穿越三峡到达重庆。然后改走旱路抵达成都。

　　其实，启尔德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来蜀传教的西方人。

　　明末崇祯年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类思就曾来到四川。清咸丰八年，清政府被迫签下《天津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入内地自由传教。这给传教士打开了方便之门。据资料记载，在启尔德他们之前，就已有多个西方国家8个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会派人进入了四川。第一颗西医种子在四川艰难生根

　　一行人在玉沙路的一栋民房安顿下来后，便投入到传教的工作中。然而，一开始，他们就碰壁了：遇到有外国人散发印着《圣经》的传单，不少人选择绕道而行，就算领了传单的，也是拿回家做鞋样。

　　直接传教根本不起作用，幸好他们早有办医的准备。因此，医学博士毕业的启尔德和斯蒂文森便在赫斐秋、何忠义他们负责建立礼拜堂的同时肩负起了办医的重任。

　　长期研究这段历史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马小驹介绍，当时，来自加拿大的这个差会在四圣祠北街租房建福音堂。因此，启尔德的医院也建在了这里，并也用“福音”冠名。尽管刚开始的规模也就相当于一间诊所，但这所医院的建成，却是西医入川的起源。

　　最初这所医院行医非常不易。“一方面老百姓对它是好奇和害怕明显多于接受。另一方面即使有人接受却很难语言交流，病人的一口地道川话让只在上海接受过中国官话培训的启尔德和斯蒂文森要弄清楚病人的症状体征真是难之又难。同时，医疗设备和药品的来源也十分不易。”马小驹说。初入川遇霍乱妻子染病去世

　　据《民国时期的老成都》记载，当时成都的卫生条件非常不好，房子低矮不透光通风，街上随处可见鸡禽、猪豕。19世纪末，更是如此。

　　这样的环境里，流行病自然不少。当时的四川，时常爆发霍乱、狂犬病、伤寒、天花、血吸虫病等传染病。《中江县志》中，就记载了1821年-1822年该县发生的一场麻脚瘟。根据四川建国前百余年间传染病流行及防治档案信息，1833年、1868年，四川綦江县、德阳、温江、灌县等都曾“瘟疫大作”。

　　启尔德一行人刚来成都，就赶上了霍乱流行。据《眉山县志》记载：“光绪十八年六月，痘疫流行……稍缓不能救，名麻脚瘟……城乡死者累累……”因当年四川多地遭受洪涝，加上夏季气温高，造成疫病流行。成都、内江、广元多地爆发疫情。“成都每日出丧五六百具，邛崃、大邑一带，路上基本看不到行人。”

　　7月，启尔德的妻子福勒也在这场瘟疫中染病。由于药物和医疗设备缺乏，启尔德看着腹泻呕吐不止的妻子，也只能干着急。不久后，福勒便离开了人世。“神奇”药水被疑用小孩熬制

　　除了失去妻子的痛苦，启尔德他们的行医之路远比想象的更举步维艰。

　　马小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启尔德听说四圣祠街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患了严重的耳疾，一到春夏之交，就会流脓，看了很多中医，吃了多服药都不见好。于是，启尔德背上他的医药箱主动来到该男子的家中。

　　一进门，启尔德先拱手请安。表明来意后，男子摆手又摇头，但经不住启尔德的热情和不收钱的惠顾，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接受了启尔德的“药水”。没想到过了几天，几乎就好了。

　　洋人的这些药水、药片竟然如此神奇！男子多年的耳疾被“奇怪”的药水治好的消息，在人群中传遍了。“那个时候，百姓使用的中药都是天然植物、动物或矿物，这么神奇的还可以滴进耳朵的药水是怎么来的？大家便充满猜测。”马小驹说，“由于当时人们对西方科学一无所知，再加上对西方列强的普遍仇恨心理，猜测就往往是偏向恶意的。”

　　那时，教会也在成都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按照中国人“吃啥补啥”的观念和中医“肾开窍于耳”的学说，有人传言：启尔德治好耳疾的药水，是用中国娃娃的器官熬制的。“因此，国人对西医西药的排斥，可见一斑。”

　　而这样的传言，也为之后的“成都教案”埋下了伏笔。“1895年的这一教案，医院被彻底焚毁，人员全部撤离四川，可以说是对启尔德他们办医的最 最剧烈的打击。”马小驹说。红十字运动也被引进四川

　　为了让中国人接受西医，启尔德、斯蒂文森和后来的医者们也进行了各种努力。

　　马小驹提到，除了在教案后执着坚守，重建起当时国内一流规模的医院，他们将医院名字由极具洋教色彩的“福音”改为了完全中国化、兼具儒家仁爱济民思想和自身基督教派博爱怜悯教义的“仁济”；还提出了“勤慎服务、品德为先”的中文院训；根据“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创办了专门为妇女儿童服务的女医院；对穷人免费看病，免费用药，免费施粥和补贴住院生活。

　　此外，红十字运动也被引进四川，仁济医院成为四川首家红十字医院，并在成都军阀巷战、保路运动中开展现场救护；他们还倡导开办大学医科教育和医院护理教育，培养中国的医学人才……

　　逐渐的，西医被普遍接受了。1907年，多伦多大学牙医学院的博士林则来到成都，启尔德将仁济医院的一个房间借给他，号称“远东第一”的口腔医学也在此萌芽。

　　马小驹还拿出一张自制的统计表，到1922年，全川境内仅由启尔德所属的加拿大基督教会开办的仁济医院就达到了11家。“虽然医学传教士们行医的根本理想是为了传播福音，但从客观上说，他们确实把现代医学带了进来，引发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在四川的一种重要的碰撞与融合。”

　　华西都市报记者 吴冰清图片由成都市二医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