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口述自传：为存留一些历史记忆(图)

　　中新社北京1月26日电 题：冯其庸口述自传：为存留一些历史记忆

　　中新社记者 应妮

　　2017年1月17日，红学家冯其庸的口述访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上线；5天后，这位93岁的老者驾鹤西去。

　　在冯其庸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身体原因，他很少出来参加会议和做讲座，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口述自传上。“老人非常看重口述自传这件事。”作为全程参与者，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研究馆员宋本蓉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在自传中，冯其庸言及自己人生的三个阶段，坦言受过不少磨难。小时经常挨饿，日本侵华成为最深刻的童年记忆，而立之年执教中国人民大学，从此在北京生活，期间经历各种人生风雨。他说，“1975年，我被借调到文化部，主持《红楼梦》的校订工作，我的命运开始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我的许多著作，都是在1975年之后写成的。”

　　诚如此言，主持《红楼梦》定本的整理出版、玄奘取经之路的考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常务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及其“大国学”概念的提出、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成立等，都是在冯其庸50岁之后取得的成就，可谓厚积薄发。

　　宋本蓉非常惊讶于冯老记忆力之超常。“记得有一段大约3分钟的讲述，我整理成大概500字的文字稿，里面涉及一个地名、十个人名、五出剧目，我逐个查证花了两三个小时。我从没有见过其他人能如此生动、清晰地讲述已经过去那么多年的事情，他真的能把当时的人物、事件、场景细节讲述得明白如画。”

　　从访谈到最后成书历时四年，整理文稿的时候，项目组首先删除冯先生在访谈中提到不要公布的内容，然后加上注解。

　　“每次审稿意见转录后再校稿，再送给冯先生审阅。冯先生戴着近视眼镜，手里再拿一个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文稿上的字，而他眼前透过放大镜看到的文字只有3个字。”宋本蓉向中新社记者形容老人看文稿的情形。

　　尽管这样，经常是冯其庸看完了这部分文稿，而宋本蓉却还没有准备好将要送审的文稿，“他看得很快，而且对文字要求很高，一个标点符号都会亲自修改”。她透露，每次送去的文稿都用三号字打印，全部审完的文稿最后摞起来将近两尺高，历时五个月余，一共审阅5次完成。“冯先生对我说，‘这文稿我比较满意的！’”

　　冯其庸在后记中说，“这部口述自传，主要是叙述了我个人的经历，没有涉及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的许多朋友，更没有涉及海外的友人，真正只是叙述我个人几十年来坎坷的经历。我所以同意出书，只是为了存留一些历史的记忆。”

　　冯其庸为人颇有侠义古风。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柴剑虹还记得，学会的学术集刊曾一度欠缺出版经费，他向担任学会顾问的冯老报告此事，冯老马上将自己刚得到的数万元稿费捐给学会，“当时是1999年，数万元并不是个小数目。”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离职三年后，冯其庸将学校发放的所有津贴悉数还给国学院，为学生设立了奖学金。就连冯其庸与金庸的交往，也是肇始于冯老曾在1950年热心肠地帮助过金庸的大哥，这段经历在自传中亦有提及。

　　值得庆幸的是，这本《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在老人有生之年已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或可聊慰在天之灵。(完)